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復雜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中國提出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和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以下簡稱“雙碳”目標)，既展現了中國在環境保護和應對氣候問題上的大國擔當和堅定決心，又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現綠色低碳轉型擘畫了宏偉藍圖;對于加快推動“十四五”綠色低碳發展，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也具有重要意義。

一、“雙碳”目標彰顯大國擔當與轉型決心

在18世紀第一次工業革命前的80萬年里，地球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一直在240ppm均線上下波動;工業革命以后，二氧化碳的濃度上升到了417ppm，而且從未回落過。溫室氣體濃度的增加導致了大氣和地球表面的變暖、海平面升高、氣候極端等眾多問題。自19世紀末以來，全球平均地面溫度上升了0.3-0.6℃;在過去的100年中，全球海平面也相應上升了10-25厘米(IPCC，1995)。倘若不采取相應舉措，再過50-100年，全球平均氣溫將升高2-3℃，海平面將上升30-100厘米，從而使人類所賴以生存的生態和社會經濟系統受到極大的危害。當前全球主要經濟體普遍的共識就是，氣候環境問題真的到了很嚴重的地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已成為當今國際社會所面臨的一個刻不容緩的問題。

目前，全世界約有50個國家實現了碳達峰，其排放總量占到了全球排放的36%左右。其中，歐盟基本上在20世紀90年代實現了碳達峰，其峰值為45億噸;美國碳達峰時間為2007年，峰值為59億噸。我國是世界上最早提交國家自主貢獻方案的發展中大國之一，而且不斷提出更具雄心的國家自主貢獻新舉措。2020年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中國向世界鄭重承諾力爭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努力爭取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同年12月，在氣候雄心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宣布：“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 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 隨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將“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確定為2021年八大重點任務之一;在2021年全國兩會上，“碳達峰”和“碳中和”更是被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雙碳目標”的提出，既展現了中國在環境保護和應對氣候問題上的大國擔當和責任，又體現出中國實現碳中和目標的決心和信心。

然而，從當前我國的現實來看，要實現“碳中和”目標并非易事，未來必將面臨巨大的壓力與挑戰。據估計，我國實現“碳達峰”的預測峰值約為106億噸。從實現碳達峰到實現碳中和，歐美發達國家基本都經歷了50年到70年;而我國的目標期限僅為30年。加之，中國現有以高碳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年碳排放量超100億噸且能源需求持續增長，石油和天然氣對外依存度持續走高。《中國油氣產業發展分析與展望報告藍皮書(2019—2020)》顯示，2019年，我國原油進口量50572萬噸，增長9.5%，石油對外依存度達70.8%;天然氣進口量9660萬噸，同比增長6.9%，對外依存度達43%。可見，我國實現“雙碳目標”將同時面臨著能源需求增長與減排降碳的雙重巨大壓力。如果現在不做好準備工作，那么，“雙碳目標”就會變成無法完成的任務;所以，我們必須要比歐美付出更大、更多的投入與努力，方能迎頭趕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鋼表示，未來中國在實現“碳中和”方面的總投入將超100萬億元。這意味著“綠色革命”在未來必將成為中國持續時間最長、確定性最高、體量最大的一條產業賽道，一個巨大的產業發展空間將會被打開。這勢必會創生眾多新興行業，重新配置資源，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以及改變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能源轉型——綠色革命的中心戰場

當前，我國約90%的碳排放量集中在能源領域，且同時面臨能源需求持續增長、結構性矛盾突出、對外依存度持續走高以及全球能源地緣政治格局博弈加劇等能源安全問題。為了實現“碳中和”，同時筑牢國家能源安全的“閘門”，能源行業實現綠色低碳轉型——即化石能源電氣化與電力產業低碳化已迫在眉睫。正如國家能源局局長章建華所指出的：“當今世界正經歷一場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能源發展呈現低碳化、電力化、智能化趨勢。”根據中國投資協會估計，實現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我國在可再生能源、能效、零碳技術和儲能技術領域需要投資70萬億元，這勢必會驅使以光伏和風電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建設駛入“快車道”。

低碳電力技術是實現“碳中和”的根本途徑，經過多年發展，目前我國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已擁有強大裝備制造能力與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掌握核心技術和關鍵產業鏈優勢。國家能源局相關數據顯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國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達到9.48億千瓦。其中，水電裝機3.71億千瓦(其中抽水蓄能3179萬千瓦)、風電裝機2.87億千瓦、光伏發電裝機2.59億千瓦、生物質發電裝機3148.5萬千瓦;從新增裝機分布看，一季度全國風電新增并網裝機526萬千瓦，中東部和南方地區占比約54%，“三北”地區占46%，風電開發布局進一步優化;光伏新增裝機533萬千瓦，其中，光伏電站252萬千瓦、分布式光伏281萬千瓦。除此，我國戶用光伏發展表現搶眼;截至2020年底，全國戶用光伏累計裝機已超過20吉瓦，安裝戶數預計超過150萬戶。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發展中心副主任陶冶表示，“雙碳”目標意味著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未來10年，新能源裝機將保持在110吉瓦以上的年增速。整體而言，全國可再生能源裝機規模穩步擴大;尤其是光伏產業的產能和市場規模世界第一，對比歐美國家具有壓倒性優勢。可以說，在未來新一輪的綠色工業革命中，我國已做好準備，很多領域已處于領先地位。

三、低碳經濟——綠色革命的中堅驅動

特斯拉作為一家市值超過8000億美元的電動汽車制造商，在多年虧損之后，在2020年首次實現了全年盈利，但該公司所獲利潤并非來自于汽車銷售這一核心業務，而是得益于它向其他汽車制造商出售碳排放積分。2020年，特斯拉通過出售碳排放積分獲得了15.8億美元的營業收入，遠高于2019年獲得的5.93億美元和2018年獲得的4.19億美元，同時也遠遠超過該公司7.21億美元的凈利潤。這意味著，如果沒有出售碳排放積分這部分的額外收入，特斯拉在2020年將出現凈虧損。在過去五年里，出售碳排放積分為特斯拉帶來了33億美元的收入。“碳交易”是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的統稱，在《京都協議書》要求減排的6種溫室氣體中，二氧化碳為最大宗，因此，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以每噸二氧化碳當量為計算單位。在排放總量控制的前提下，包括二氧化碳在內的溫室氣體排放權成為一種稀缺資源，從而具備了商品屬性。當免費的公共資源成為明碼標價的稀缺商品后，碳交易不僅能夠讓具備環保屬性的企業獲得更多資金來源，也會增加碳排放企業的成本，從而推動能源結構轉型，以達到“碳中和”的目標。相比趨于成熟的歐美碳交易市場，我國碳交易起步較晚。2011年，北京、上海、深圳等7地啟動地方碳交易試點工作，覆蓋鋼鐵、電力等20多個行業的約3000家企業，累計成交量超過4億噸，累計成交額超過90億元。隨著《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于今年2月1日起正式實施，碳交易試點將擴展至全國，僅第一階段納入控排范圍的發電行業就足以讓我國成為全球最大碳市場。據業內人士預計，2021年我國碳交易市場成交量或將達到2.5億噸，為2020年各個試點交易所交易總量的3倍，成交金額將達60億元。到碳達峰的2030年時，我國碳交易累計交易額或將超過1000億元。

“碳關稅”是另一個有效的環境經濟政策工具，能有效地減少CO2排放，降低能源消耗，改變能源消費結構。碳稅是指針對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稅;通過對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產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稅來實現減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碳稅的影響廣泛而深遠，涉及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諸多方面，隨著碳稅的提高，減排效應亦會不斷增加。國家財政部建議，中國的碳稅最終應該根據煤炭、天然氣和成品油的消耗量來征收。碳稅在起步時，每噸二氧化碳排放征稅10元，征收年限可設定在2012年;到2020年，碳稅的稅率可提高到40元/噸。碳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兩面性：一方面：碳稅會降低私人投資的積極性，對經濟增長產生抑制作用;另一方面：碳稅可增加政府收入，擴大政府的投資規模，對經濟增長起到拉動作用。從時間角度考察，短期內碳稅會影響相關產品的價格，抑制消費需求，從而抑制經濟增長，但從中長期來看，碳稅將促進相關替代產品的研發，降低環境治理成本，有利于經濟的健康發展。

可見，“碳交易”和“碳關稅”作為驅動低碳發展的金融工具，是倒逼我國企業加快綠色轉型進而實現“雙碳”目標的強大驅動力量。正如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主任徐華清指出的，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一項重要決策部署，既是當前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的重要抓手，也是確保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一項長期戰略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