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王淦昌(1907年5月28日—1998年12月10日)，男，出生于江蘇常熟，中共黨員、九三學社社員。生前曾任中國原子能研究院院長，九三學社中央名譽主席，核物理學家、中國核科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中國科學院院士、“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

1929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1933年獲柏林大學博士學位。1964年，他獨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實現核聚變的設想，是世界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理論和研究的創始人之一。

王淦昌參與了中國原子彈、氫彈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試驗研究和組織領導，是中國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曾榮獲兩項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等獎項。

走進中國科技館西大廳，映入眼簾的紅色展板上，6個金色大字——“我愿以身許國”格外醒目。這6個字是“兩彈一星”元勛、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淦昌在參與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前對黨和國家許下的無悔承諾。近日，在王淦昌誕辰115周年、我國第一顆氫彈成功爆炸55周年之際，“我愿以身許國”——喜迎二十大·王淦昌生平事跡展在中國科技館正式展出，向包括王淦昌在內的“兩彈一星”元勛及眾多老一輩科技工作者獻上崇高敬意。

以身許國的后人楷模

本次生平事跡展將“以身許國 后人楷模”作為展覽主題，以王淦昌的成長經歷為主線，共分為“刻苦求學 科學報國”“無盡追問 勇摘桂冠”“以身許國 兩彈元勛”“鞠躬盡瘁 后人楷模”4個主題展區。追根溯源，完整講述了王淦昌為我國核事業奮斗一生的偉大經歷，并追溯了其卓越成就背后的歷史根源。

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蘇常熟楓塘灣的一戶普通人家。在他出生的那年，中國正處于列強環伺，內外交困之中。而這也深深影響了王淦昌。1926年3月，王淦昌剛剛考入清華大學不久，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借口“大沽口事件”侵犯我國主權，他和同學們走上街頭抗議，結果遭到殘酷鎮壓，造成47名愛國學生死亡、150多人受傷，這其中就有許多王淦昌的同學。經歷過這次事件后，王淦昌愈加明白，只有國家強盛、民族振興，人民才能真正擁有尊嚴和幸福，科學報國的夙愿從此在他心底扎下了根。

從清華大學畢業后，王淦昌赴德國柏林大學攻讀研究生。在德國，王淦昌曾就當時核物理界最前沿的中子研究提出過新的方法，但被導師拒絕。后來，英國物理學家詹姆斯·查德威克運用王淦昌曾提出過的云室實驗法進行了一系列實驗，證實了中子的存在，并憑此發現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而王淦昌則遺憾的與諾獎擦肩而過。

德國留學歸來后，王淦昌先后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但在戰火中他仍然繼續著他在中微子等領域的研究，并取得了豐碩成果。1956年，憑借著出色的研究成果，王淦昌代表中國加入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并率先發現了反西格瑪負超子，填補了反物質粒子家族的空白，震驚國際。

就在該成果發現后不久，王淦昌就回到了祖國，并許下了“我愿以身許國”的誓言。從1961年接到研制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任務，王淦昌便化名王京，告別家人，一頭扎進原子彈研究中，一位頂尖學者從此在國際物理學界“消失”。核試驗基地位于渺無人煙的青海草原，50多歲的王淦昌是試驗基地里年紀最大的科學家之一，但卻也是最能吃苦的科學家之一。為了確保試驗順利，王淦昌經常一干就是一通宵，飲食也只是簡單的1個饅頭1杯水，吃完就立刻投入工作。為了加快工作進度，他還會親自到炸藥澆鑄工號去和工人聊天，為工人鼓勁，工人們都喜歡開玩笑地叫他“王老頭”。在原子彈、氫彈成功爆炸后，王淦昌依然繼續從事地下核試驗研究。直到1978年，年逾古稀的王淦昌才再次公開使用他的真實姓名。大家這時才恍然大悟，原來那個研究原子彈的老頭王京就是“消失”了17年的王淦昌。

心系下一代的科普大師

在核武器研制告一段落后，王淦昌沒有閑下來。他把自己投入到了另一項事業中——為民用核工業奔走呼吁。彼時，核工業在民用領域的應用尚不廣泛，人們普遍對核有著一定的恐懼心理。王淦昌大膽指出：“核確有一定的危害性，但完全可以控制。火與電，不也能夠造成傷亡事故嗎?只要使用得當，控制得好，核能是有益無害的。”作為中國核學會第一屆理事長，在王淦昌的領導下，中國核學會在全國各地廣泛開展核科普工作。1983年，全國首屆核科學技術應用展覽會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展出，多位國家領導人前往參觀。這次大規模的綜合性核科學技術應用展覽先后持續了4年，在全國10多個省市和香港地區共巡回展出了12次，接待觀眾達50萬人次，較系統地介紹了核科學技術在各領域應用的成果，并向公眾普及了核能的和平利用前景及安全常識，為核電等核能的綜合利用發展營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

尤其是該展覽在香港舉辦時，大亞灣核電站正在籌建中，香港市民受到此前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的影響，對大亞灣核電站的建設十分緊張。為了消除民眾恐慌心理，專家組和展覽團編印、散發了大量的核電科普資料，舉行了多場報告會、專家座談會和科普講座，很大程度上緩和了當時的反核情緒。

在科普工作中，王淦昌格外重視對下一代的培養。他曾親自動筆，撰寫了科普讀物《大科學家講的小故事》系列叢書中的一冊——《無盡的追問》，筆觸親切、樸實，將科普故事講述得生動有趣、娓娓道來，引導青少年熱愛科學、學習科學。為了支持青少年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王淦昌將自己因發現反西格瑪負超子獲得的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獎金全部捐獻給了原子能所下屬的小學和中學。1986年，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成立“王淦昌基礎教育獎勵基金會”，王淦昌又捐了4萬元。甚至在彌留之際，王淦昌都不忘囑咐子女將10萬元贈與支塘中學作為獎學金。在他去世后，家人整理遺物時發現，王淦昌還悄悄資助過多個貧困學子求學，而這些他從未對旁人講起。

鮮為人知的邊塞詩人

關于王淦昌的科學故事如今大家已耳熟能詳，但鮮有人知的是王淦昌還曾寫過不少詩歌。根據王淦昌家鄉的蘇州市檔案館記載，至今仍有人收藏有王淦昌所寫的詩文。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王淦昌于1963年所作的兩首詩歌《從軍行》和《草原禮贊》。

1963年正是王淦昌離開北京，來到位于青海草原的核試驗基地的年份。在《從軍行》的題記中，王淦昌曾寫道：“余初來草原時，心情充滿矛盾。” 對家人特別是長期任勞任怨、無條件支持他的妻子吳月琴的愧疚和思念時常縈繞著他。但一旦投入到工作中，所有的兒女情長都會被暫時拋諸腦后。王淦昌迅速適應了茫茫草原上“戰斗”般的生活，于是他仿照王昌齡的《從軍行》，寫下了“一戰生擒吐谷渾”“不捧朝陽終不還”的豪邁詩句。

到1963年底，王淦昌已經來到草原10月有余，此時的他對草原生活有了更深的感觸。在1963年12月所作的《草原禮贊》中，王淦昌筆觸細膩地記錄了他辭京西行這10個多月的心理變化。在詩的前面，他寫道：“余于六三年初春辭京西行，迄今已歷十月，十個月中，草原之變化極為迅速，個人之感受亦甚為深刻。”

在初到草原時，王淦昌“漏轉更深未成眠，初來日夜盼東還。”茫茫草原不僅自然條件艱苦，更重要的是遠離家鄉、親人，使得王淦昌在精神上倍感孤寂，他深深牽掛著遠在北京的家人，以至于“日間工作神恍惚，身在灘頭心在京。”但正如他在詩前所寫的那樣，短短數月的生活迅速改變了他的情緒，很快他就將對家人的思念轉化為了工作的激情。筆下的詩句愈加豪情萬丈，“起重機下聲鼎沸，碎石機中響雷鳴。昨日郊游黃花地，今夜燈火若繁星。”

在這期間，王淦昌還感受到了祖國各地對于奮戰在青海草原的他們的熱情支援：“燕都尚恐邊疆苦，萬方珍饈送邊城。申江美饌建甌茶，吐番葡萄哈密瓜。佳節‘七一’香菌酒，醉臥灘頭看日華。”上海的珍饈美味、福建建甌的茶葉、大名鼎鼎的吐魯番葡萄和哈密瓜都被送到了王淦昌和同事們的身邊，甚至還有美酒相伴。在王淦昌的筆下，本是艱苦荒涼的塞外生活一時充滿了壯美、浪漫的色彩。在詩的最后，王淦昌寫下：“展望明年此時日，一輪紅日照金城。”毫無疑問，這輪紅日就是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而結果也正如他所期盼的那樣，在此詩寫就不到一年后，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王淦昌用行動踐行了他許下的錚錚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