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源于寒冷氣候給人類進化以最大影響的，是氣候變化。文明力的力源就是寒冷氣候。換言之：文明起源于寒冷氣候。這里，我們還要進一步指出：不僅文明起源于寒冷氣候，就是人類自身，也起源于寒冷氣候；文明的起源與人類的起源，都根源于同一自然動因；如果文明的起源與人類的起源不是同根同源的話，是不可思議的。“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談論文明起源，得從人類起源談起。

善于發現的大腦，如何形成？這里，我們可以對此問題作一科學唯物的簡要回答：善于發現的大腦，緣自宇宙因緣開始以來尤其第四紀冰期以來對人體這個“小宇宙”的熏習，第四紀冰期以來的寒冷氣候是個最有力的因素，只有在此氣候條件下，人類祖先才能揚棄陽動的動物生活習性，自然形成一種陰靜的精神生活習性，最終完成從動物到人的進化。第一，人類屬于陸棲動物，陸棲動物的大繁盛始于中生代并延續到現在的新生代；中生代是陸棲動物中爬行類的恐龍稱霸地球的時代，新生代是陸棲動物中哺乳類的人類稱霸地球的時代。第二，中生代與新生代的最大區別是前者氣候炎熱后者氣候寒冷，爬行類與哺乳類的最大區別是前者不耐寒后者耐寒。因此，在氣候炎熱的中生代，耐寒的哺乳類不敵耐熱的爬行類；在氣候寒冷的新生代，耐熱的爬行類不敵耐寒的哺乳類。第三，人類是哺乳動物中的佼佼者，它與其它哺乳動物的最大區別是直立行走，它的出現與第四紀冰期的出現幾乎同時，正是第四紀冰期寒冷的地表溫度使得四足行走的哺乳類不得不從中進化出一種身體與寒冷的地表接觸面積減少了一半即由原來的四足行走變為兩足行走的動物——人類。

地球科學告訴我們，在大約距今2.5億年至距今0.65億年的中生代，地球的氣溫比今天高得多。在那樣的氣候條件下，冰雪是罕見的，地球仿佛一個大溫室，各種無意識、無智慧的動植物大得其時，都在“瘋長”。比如今天高不過一米的蕨蕨菜（龍爪菜），那時則是參天大樹。動物方面，炎熱的氣候使得空氣中的溫度總是高于地表溫度，在這種情形下，動物們就無直起身子以使身體的表面積與地面的接觸面減少的必要，用不著擔心因身體與地面的大面積接觸而“冷壞了肚子”，用不著把來自太陽的光熱看得那么重要；相反，倒是過多的來自太陽的在空氣中散發不出去的熱量使得它們把相比較還算低一點的地表溫度看得更為可貴。為著彌補這種“陽盛陰弱”、熱多冷少的氣候缺陷，動物們都盡量使自己的身體往下墜，從而加大身體與地面的接觸面積。這樣，地球就成了爬行動物們的天下。

新生代以來，氣候漸漸變冷，這使得動物們越來越不宜肚皮貼著地面行走。在陰氣重于陽氣的氣候條件下，動物們看重的不是陰冷的地氣，而是較為溫熱的天氣（空中之氣）。為了彌補陰盛陽弱、冷多熱少的氣候缺陷，動物們大多選擇了盡量使自己身體的表面積與地面的接觸面越來越小的運動方式，盡量選擇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接收到來自天上的光明光熱的身體姿勢。久而久之，身體與地面的接觸面只局限于“巴掌大那么一點”的哺乳動物就大量出現了。此外，新生代以來，由于諸多高大山脈的崛起，地表摩擦系數增大，這樣的地質地理條件，也不利于爬行動物那種肚皮貼地的運動方式，較好的運動方式是幾個點著地即哺乳動物那種用四肢行走的運動方式。尤其第四紀冰期以來，氣候變得更加寒冷，地表溫度變得更低，地質變得更硬，地表摩擦系數變得更大，食物變得更加稀少，這些更加嚴酷的地質地理氣候條件，促使動物們必須使自己的身體與地表的接觸面積變得更少，結果就是四足行走的哺乳動物中出現了由原來的四足行走變為兩足行走、身體與地面的接觸面比原來減少了一半的人類。另一方面（與此同時），在更加寒冷的第四紀冰期氣候條件下，動物們因為天長日久老是意念著天上的光明光熱，從而緣生出一種運用意念力采取來自天上的太陽發出的能量和光明的心理傾向，天上太陽對動物們的生存越來越重要，它們自己也越來越感覺到了這一點，而一旦它們意識到了這一點的時候，“它們”就轉化為“他們”——無意識的動物就轉化為有意識的人類了。此理，可從漢文“意”

字看出，它由“心”、“日”、“立”三字組成。

“心”者，人類意識也；“日”者，發光發熱的天上太陽也；“立”者，身姿為頂天立地的人類也。這表明，人類最原始的意念力，其物理學意義上的“力的方向性”，最先就是指向天上日光即想念天上光明的（所謂“盼星星、盼月亮，只盼深山出太陽”）。

然而，即使在中生代，地球的表面溫度也并非到處一樣的，這表明，每年中的某個時段，兩極附近都會出現接近冰點的天氣情況。因此，在中生代，地球也不是到處都適應體溫隨氣溫而變化的爬行動物的生活的；中生代的爬行動物，肯定有自己特殊的緯度分布范圍，它應該主要集中在中低緯地帶。而高緯地帶較低的氣溫，就化生出了體型小如今日的老鼠的原始哺乳類。此后，在長達上億年的地質年代中，地球像以往一樣，反復經歷了多次兩極變赤道、赤道變兩極的極變。在這些極變尤其新生代以來的極變中，當熱帶變為溫帶時，身軀龐大的恐龍，就無法適應而滅絕了。而哺乳類動物，由于身軀的小巧靈活，到處都能適應，并隨著新生代以來的極變和氣溫的變化而分布到了全球所有地區。其中一支由于體力弱小，在生存競爭中膽量不大，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到處活動，就怯懦地退縮到了熱帶陰濕茂密的雨林樹上去了，這使得它們即使在熱帶的炎熱氣候條件下，也能夠保存住它們的祖先在溫帶較低的氣溫中生成的體毛。這支哺乳動物就是猿猴類。后來，在氣候進一步變冷的條件下，有些地區的熱帶雨林消失了，有些地區的熱帶雨林保存下來了；生活在未消失的熱帶雨林樹上的猿猴類，依然保持著它們的生理特點，至今依然是猿猴；生活在消失了的熱帶雨林中的猿猴，則不得不放棄對樹林的依賴，下到地面生活。然而，此時的猿猴類，數千萬年的森林生活，已經使它們具備了三點其它哺乳動物所不具備的進化優勢：一是前肢靈活，前掌伸曲自如，抓握樹枝的手，下到地面后用以抓握木棍和撿拾石塊以作武器之用，自然而然。二是長期在樹枝上的垂吊生活，使它們的身姿自然拉直，下到地面后，直立行走已不成問題。三是長期呆在高樹枝頭、視野開闊的生活習性，使它們形成一種眼界寬闊的心理視野，下到地面后，物理視野變小了，但“要求”看得遠一點的遺傳心理視野依然起作用，在這種遺傳心理視野驅使下，為了盡量看得遠一些，從而在生存競爭中獲得更多更快的信息，它們必須使自己隨時挺直了身子往前看，這更加鞏固了它們原先獲得的直立進化成果。在這三點優勢的支持下，離開森林的這支猿猴，對地面生活越來越適應。當然，這期間，火的發明是關鍵。此發明依賴兩個條件：一是氣候的寒冷，二是手的靈巧。如果氣候不寒冷，連熱帶雨林都不會消失，更不用說對火的需求。因此，當猿猴們下到地面討生活的時候，就已經意味著火對它們來說是一種必要了。任何必要性，都包含可能性。這可能性，就是猿猴們那雙靈巧的手，它首先是利用天然的火，在固定的火點，時時要給它添柴，有時又要捂成陰火。遠距離遷移時，又要想方設法保存它。為保存火種，猿人們（在利用天然火階段，“猿猴”已經成“猿人”了）不知動用了多少心機，從而使得自己也變得更加聰明起來。這聰明，為人工取火準備了最后的條件。當人工取火階段到來時，它們實現了自己進化過程中一次質的飛躍——由動物變成人。如果說這以前它們主要生活在氣候較為溫和的中緯地帶的話，那么從此以后，他們就不畏懼北方的寒冷了。當然，他們的往北方遷移，不是有意識的。實際情形可能是這樣：在古人階段，掌握了人工取火本領的古人們，夏天到來時，四處漫游，有些不知不覺到了北方；冬天到來時，他們迷失了回去的路，弱小者凍餓而死，強壯者依賴火和簡單的食物，頑強地生存下來，并且適應了寒冷氣候，變得更強壯了。此外，冰期與間冰期的反復交替，作為一種“外因”，對古人們的或北上或南下，作用力也很大。比如非洲某些強壯的黑人支系，其祖先很可能曾經屬于北方寒冷人種，經受過寒冷的鍛煉；后來，在某次冰期到來時，又南下到了熱帶地區，其后代經過幾萬年的熱帶氣候熏染，變成了黑種人。至于某些弱小的熱如何退掉？對此，西方有人作過如此假設：人類是在水中進化成為人的；在從猿到人的漫長時期，進化中的人類，有過一段生活于水中成為水生動物的經歷，因為一切水生動物都沒有體毛。此假設，太過離奇不說，尤其不符合人類乃第四紀冰期寒冷氣候的產物這一常識性的科學道理。因此，實際的情形應該是這樣的：固然，北方的寒冷氣候，使得包括人在內的一切陸地動物，必須長出體毛，但自從掌握了火以后，生活于北方寒冷地帶的古人，對火的依賴又大大超過南方熱帶地區的古人，在漫長的冬天，他們都窩在山洞中的火塘邊，偶爾外出，也披上獸皮大衣，這樣，太多的體毛就無必要，其慢慢褪化掉，乃必然之勢。至于南方古人，也是因為掌握了火，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到處走動，如果說不會用火的南方猿猴們不得不躲進陰濕的密林深處從而保存了他們中生代的祖先在北方形成的體毛的話，那么會用火的南方古人，則因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到處走動而像南方熱帶雨林中一切強壯的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到處走動的哺乳動物樣褪盡了體毛。

這就是說：北方寒冷民族的體毛，主要通過人工熱量即大量用火途徑褪化掉；南方熱帶民族的體毛，主要通過自然熱量即陽光途徑褪化掉。又因為人工熱量總不如天然熱量充足，因而北方寒冷民族的體毛，褪化得總不如南方熱帶民族徹底：胡須、頭發、胸毛濃密，毫毛較多。此外，無論南方人北方人，其“毛之不存”，又都離不了直立行走中的重力作用：正如越挺拔標直的植物，枝杈毛葉越少、主干越光滑，越不挺拔標直的植物（灌木、藤蔓、茅草等），主干越不光滑一樣，人類因為直立行走，身姿最挺拔標直，因而身體最光滑。

總而言之，人類，乃新生代以來寒冷氣候的產物。可以斷言：如果地球永遠保持中生代那樣的氣候，那么，僅憑達爾文進化論說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原理，就是過幾十億年，從動物界中，也永遠“進化”不出會用火并因此而大踏步進化的智慧生靈。正如人類出現以來，如果北方寒冷民族不介入和氣候永遠炎熱的話，在南方熱帶民族中，即使“發展”幾百萬年，也不可能出現以能源的大規模利用為基礎的現代工業社會一樣。道理很簡單：人類的本性或本質力量就是戰勝寒冷、追求光明，人類是一種趨光用火的動物，火是一種極陽的物質，對火或對光明的需求，必因緣于極陰的寒冷氣候，如果自己就在氣候很熱的“陽光下的地盤”中，“火氣”十足，還追求光明干什么呢？

文明源于能源關于文明的起源，湯因比曾經正確指出過：文明是一個陽動的過程，它必起源于“一種完美的陰的狀態……當陰的狀態已經如此完美的時候，它就該到變為陽的時候了。”【湯因比《歷史研究》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頁】“這種一動一靜的交替節奏，這種前進、停止、又前進的交替節奏乃是宇宙本身的一種基本性質。古代中國社會的圣賢們用他們充滿了智慧的形象的說法把這種現象稱為‘陰’和‘陽’——‘陰’代表靜，‘陽’代表動。”

在我們人類居住的地球上，最大的陰，就是寒冷氣候；最大的陽，就是炎熱氣候。以此類推：北方為陰，南方為陽；黑夜為陰，白日為陽；陰天為陰，晴天為陽；雪水為陰，雨水為陽；冬天為陰，夏天為陽；高緯度為陰，低緯度為陽；高海拔為陰，低海拔為陽；內陸為陰，沿海為陽；背陽為陰，向陽為陽……等等。因此，當人們說文明起源于一種“陰的狀態”而且此說為真的時候，必定指的是：文明起源于寒冷氣候，文明的根本動因就是戰勝寒冷、追求光明。

的確，文明的根本動因就是戰勝寒冷、追求光明。文明的種子或者說人類追求光明的種子，作為一種“果”，其“因”正是第四紀冰期的寒冷氣候；該氣候不僅使人類對光明的需求成為一種必要，而且造就了使這種必要成為可能的主觀條件——含藏著智慧的人類大腦。這也就是說，文明時代以來人類表現出來的種種智慧，其慧種，早在冰期時代就形成了；只有寒冷的冰期氣候，才能為人類生出一個智慧的大腦。為什么呢？人們知道，在物理學中，溫度越低，物質越靜越不活躍，越呈一種條理分明的結晶態；溫度越高，物質越活躍，越不呈條理分明狀態；而人類智慧的一個根本特點，就是對事物作條理式分析的能力（頭腦冷靜，人做事才有條理；做事有條理，事情才能成功）；這樣的能力，像條理分明的物質一樣，必因寒冷氣候而生。人們還知道，在生物學中，植物是陰靜的生物，動物是陽動的生物，植物為動物所支配；人也屬動物，但又高于動物，正如動物能夠支配植物一樣，人能夠支配動物并因此更能支配植物；所以如此，是因為人類具有動物不具有的智慧。然而，人類的智慧，恰恰又是否定之否定地復歸到植物陰靜而且直立的習性去的產物（漢語中，“植物”之所以是“植”物，是因為大體說來，它是“直”立的）。就是說，人性乃植物性與動物性否定之否定的綜合（人類身上，至今仍有“植物神經系統”），人類之所以高于動物，是生物界否定之否定法則的結果：植物（直立、陰靜、肯定）——動物（橫立、陽動、否定）——人（直橫結合但以直為主、陰陽動靜結合但以陰馭陽以靜制動、否定之否定）。人類這種否定之否定地向植物式的直立陰靜習性的復歸，正是在第四紀冰期的寒冷氣候中形成的：在漫長的冰期，與冰雪作斗爭的人們，除了尋找最低限度的食物外，大部分時間，只能靜靜地呆在山洞中的火塘邊；這種靜呆大有益處，它使人體中的渾濁之氣下沉，清明之氣上揚；更因為人類是一種在寒冷的氣候條件下生成的直立動物（寒冷氣候何以使人直立，道理在前一節中已講明），因而下沉的濁氣必集中于身體的“下三位”，使人堅毅沉著，做事把穩有靜氣（情商高），上揚的清氣必集中于頭部，使大腦變得很清明，而大腦一旦清明，聰明智慧自在其中（智商高）。此所謂“濁者在下，清者在上”（《淮南子》）、“虛其心，實其腹”（《老子》）、“天地儲精，得五行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程頤）是也（注意：“真而靜”中的“真靜”二字，因“真”從“直”，因而程頤此語，不自覺地抓住了人類所具有的“植物式的直立陰靜習性”這一特征）。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同在寒冷氣候條件下，諸如北極熊之類的四肢行走的其它動物沒有生出智慧，只有直立人才生出智慧？原來，動物的大腦與身子在同一平面，從而腦髓與脊髓也在同一平面，這使得本應在上的清明之氣不在上，因而大腦不清明；而大腦中的濁氣也沉降不到身體下位，在原位停留，因而大腦氣機混濁不清。這個道理，朱熹在《近思錄·卷一》中亦有論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如人頭向上，所以最靈，草木頭向下，所以最無知。禽獸頭橫，所以無知，猿狙稍靈，為他頭有時也似人，故稍向得上。”

當然，第四紀冰期為人腦生出的，還只是一種主觀內在的智慧的種子、文明的種子，還不是于客觀處得到發顯表現的智慧和客觀化對象化的外在的文明本身。此種子的發顯表現，才是智慧，才是文明。

當然，正如植物種子必依賴適當氣候才能發芽生長一樣，寒性的人類智慧和人類文明的種子，其發顯表現，也依賴適當的氣候；只有在適當的氣候條件下，它才發顯為智慧、表現為文明。這樣的氣候條件，就是迄今一萬年前開始的全新世以來冰川退縮、萬象更新的全球變暖氣候。這是因為：智慧、文明，就其表現形式說，都是陽動的物事，因而必依賴陽動的物質條件即較為溫暖的氣候。此理，亦可作如是說：冰期的寒冷氣候和由此緣成的含藏著智慧的人類的大腦，是人類文明的內因；全新世以來變暖的氣候和它提供的人體的活力及人類在自然界中的種種生活方便，是人類文明的外因；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內因通過外因而得到發顯表現。

當然，由于文明是個展開來的陽動過程，因而文明的根本動因就是戰勝寒冷，追求光明，這個論點，只有在展開發顯出來的文明的緯度地帶性規律中才能得到事實上的證明。

文明的根本動因是追求光明（“文明”之“明”

與“光明”之“明”是同一個概念），而光明又來源于能源，因而人類對光明的追求就是對能源的追求，人類使自己文明起來的具體手段就是對能源的利用；一個人類社會體，消耗的能源越多，文明程度就越高，反之就越低。人類的能源利用史，表現為從木柴到煤炭，從煤炭到石油，從石油到原子能，從原子能到其他更新的能源的利用史。文明的發展史不是別的，就是這樣一種從木柴利用到煤炭利用，從煤炭利用到石油利用，從石油利用到原子能利用，從原子能利用到其他更新的能源利用的歷史。

然而，無論冰期還是全新世以來的冰后期，地球上的氣候也不是到處一樣的，冰期也有熱的地方，冰后期也有冷的地方。不過，無論冰期還是冰后期，氣溫都隨緯度的遞增而遞減，隨緯度的遞減而遞增。

又因為文明的種子力緣于寒冷氣候，因而一種文明，所在緯度越高，氣候越冷，那么文明的潛力就越大，文明的沖力就越強，可能達到的文明程度就越高；反之，所在緯度越低，氣候越熱，那么文明的潛力就越小，文明的沖力就越弱，可能達到的文明程度就越低。

此理，可以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湯因比所說的“二十一種文明”為證：緯度最低氣候最熱的南部非洲，一種文明都沒有誕生過；所有文明中緯度最低氣候最熱的是馬雅文明、印加文明等美洲文明，這些文明的文明程度在所有文明中恰恰是最低的；諸如埃及、巴比倫、印度等文明，緯度比美洲諸文明略高一些，氣候略寒冷一些（印度氣候雖然又較熱一些，但它的北方，深受喜馬拉雅山寒冷氣候熏習），因而文明程度又更高一些；黃河流域的中國文明，地中海地區的希臘羅馬文明、敘利亞文明，緯度又更高一些，氣候又更寒冷一些，因而文明程度又更高一些；而所有文明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正是緯度最高、氣候最冷的北歐民族創造的現代西方文明。

上述道理，可稱之為“文明的緯度地帶性規律”。此規律又可概括為：文明的潛在力度和發顯高度與緯度成正比，與氣溫成反比。不用說，這一規律，有力地證明了上一節的標題論點：文明的根本動因是追求光明（附帶說明：此規律，正與本章第一節提到的“生產和需要，與緯度成正比，與氣溫成反比”這一“地緣經濟學一條最基本的原理”同）。

此外，還應指出，文明的緯度地帶性規律，揭示的不僅是文明靜態的高低分布規律，它還揭示了文明發展式的由低級到高級的動態傳播規律：正如熱量的總是由高溫物體傳向低溫物體一樣，一切以能源為動力的可作持續傳播發展的文明成就，都遵循著由高溫的低緯地帶向低溫的高緯地帶作傳播的規律；一切高緯地帶的文明成就，都是在低緯地帶的最高文明成就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切低緯地帶的文明成就，都有合乎它緯度地情的“最高成就”；此成就的超越者，不會是在緯度條件規定下“受命不遷”的該文明自身，只會是受傳播的高緯地帶；緯度更低的受傳播者，在這一成就面前，頂多只會現成地模仿利用它，而不會去創造性地發展超越它，——當今世界，模仿性的“假冒偽劣產品”制作地，都集中在回歸線兩側的中低緯度地帶；緯度最低的赤道地區，則連“模仿”“假冒”這個層次都未達到（“模仿”“假冒”

也是需要較高的緯度和較高的文明檔次的，不是任何地方的任何民族和文明都有這個本事的，這就是為什么北回歸線兩側的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善于“制假”而大部分國土在北回歸線以南的印度不善于“制假”的原因）。因此，人們看到：上古時期，文明的亮點及歷史的活躍力量集中在中低緯地帶（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古時期，集中在中緯地帶（地中海文明、伊斯蘭文明、黃河流域文明）；近現代以來，集中在高緯地帶（北大西洋兩岸西方現代文明）。

當然，除自成一個大系統的美洲文明外，舊大陸所有文明中，文明程度的高低，與時間的先后也有很大關系：凡先誕生的文明，文明程度都是較低的；凡在后的文明，因為吸收了先前文明的成果，文明程度都是較高的。像一切有著遠大生命力的事物一樣，文明的誕生與發展，遵循的也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低到高規律。這樣的規律，在時間上表現為先后關系：小者、弱者、低者在先，大者、強者、高者在后。然而，這樣一種時間上的先后關系，正是由空間緯度從而是由氣候決定的：凡氣候較熱的地方，面臨的由陰生陽、追求光明的文明阻力和文明抱負就較小，其在時間上就表現為在先，在力度和程度上就表現為較小、較弱、較低；凡氣候較冷的地方，面臨的由陰生陽、追求光明的文明阻力和文明抱負就較大，其在時間上就表現為較后，在力度和程度上就表現為較大、較強、較高；凡氣候最冷的地方，面臨的由陰生陽、追求光明的文明阻力和文明抱負就最大，其在時間上就表現為最后，在力度和程度上就表現為最大、最強、最高。此理，司馬遷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所領悟：“夫做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史記·六國年表》】“做事者”，先發的低弱的文明啟動者也；“收功實者”，后發的高強的文明集大成者也。“東南”者，氣候溫暖、眾生追求光明的愿力不強勁的低緯之地也；“西北”者，氣候寒冷、眾生追求光明的愿力強勁的高緯之地也。

必須指出：正因為文明的根本動因在空間自然性的由緯度決定的寒冷氣候，不在時間歷史性的“人為努力”，時間歷史性的文明高低由空間自然性的緯度高低決定，因此，如果說凡高級文明都是時間在后的話，那么，這絕不意味著低緯地區今后可能產生的某種文明其文明程度會因時間在后的關系而超過已有的高緯地區的文明。而這也就意味著：在當今最高級而且輻射到全球的文明即西方文明之后，如果不是因某種不可知的大劫難把現有的人類文明全部毀滅、人種未滅的人類重回原始蒙昧狀態、從而又開始孕育新一輪由低緯到高緯的文明的話，那么，在可預見的未來，低緯地區再也產生不了以自己為主角的新的文明。

不過，用不著考慮不可知的“大劫難”因素，就現有的“種種因緣”說，在與西方文明緯度大致相等的東方，還是有可能產生以自己為主角、時間更在后、程度更高級的文明的，這就是分有大部分“心臟地帶”的中國與俄羅斯這兩個或海拔最高、或緯度最高的陰沉的北方大國。迄今為止，它們應該達到、可能達到、必須達到的文明抱負，遠遠沒有達到。當然，由于心臟地帶特有的與文明相對的野蠻力的拖累，它們的文明抱負，實現起來，又是何等的艱難。

然而，無論如何，這樣的抱負，必須實現，也有可能實現。不過，這個問題，涉及全人類共享的最高級文明——共產主義生態文明。

說起共產主義文明，作者不由得想到這樣一個問題：既然文明的動因在戰勝寒冷追求光明，那么文明就必有自己“大光明”式的理想狀態，這就是獲得“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的理想熱量平衡。這種熱量平衡包括內外兩方面：一方面是外在的氣溫平衡，另方面是內在的食物平衡（氣溫是一種外在熱量，食物是一種內在熱量）。平衡態的理想氣溫是人類永遠不必穿衣住房的氣溫，平衡態的理想食物是人類永遠不必勞動由自然提供而且能夠滿足人類需求的食物。為此，不僅需要理想的氣溫，而且需要理想的水源。這兩方面的理想狀態，就是《圣經·創世紀》中描寫的伊甸園。那里陽光永遠充足，因而亞當、夏娃既不穿衣也無住房；那里水源永遠充足，動植物即天然的人類食物應有盡有，因而人類永遠不必勞動。

此外，既然文明力的大小和文明程度的高低由緯度決定，那么文明必有自己的初始起點或緯度坐標原點，亦即不隨社會歷史條件的改變而改變的空間共時性的“原始社會”，這就是緯度為零的赤道地區。

又因為文明力隨緯度的降低在赤道地區為零，因而赤道地區就沒有自生的文明，當然，也不存在文明所要解決的生活難題：它陽光充足，水源充足，人類不必穿衣住房，不必勞動，大自然為人類提供著自己所需要的食物。這樣，伊甸園式的文明的終極理想，就在現實中的作為文明原點或起點的至今仍然保持著的赤道原始部落的采集經濟中得到了印證。“起點就是終點”（黑格爾），此之謂也。當然，從無到有，從有到無：“起點”與“終點”，都無文明、不是文明。

然而，理想中的伊甸園與現實中的赤道采集經濟，畢竟還有不同，二者都有自己不如對方的“缺點”。現實中的赤道采集經濟，除不必穿衣住房不必勞動大地就能生出人們所需食物這一點與伊甸園的情形一致外，伊甸園中亞當、夏娃那種永遠不受任何自然力威脅的幸福美滿生活，人們是享受不到的。

另一方面，伊甸園中從一開始就蘊藏著的精神危機，在現實的赤道采集經濟中是不存在的，這就是由最陰冷的動物蛇和由低溫的北方氣候生出的蘋果【腳注：“黑格爾認為，使牛頓想到萬有引力的那個蘋果是個兇兆，因為蘋果已經兩次預示過災難的開始：夏娃的蘋果降禍于整個人類，巴利斯的蘋果則使特洛伊人遭殃。”（[蘇]阿爾森·古留加《黑格爾傳》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6頁）】象征著的由第四紀冰期的寒冷氣候生出的人類的寒性智慧，它導致人類不得不穿衣住房勞動。這表明，作為文明理想象征的伊甸園，本來就不是一種特指性即區域性的人類生活狀態，而是一種泛指性即全球性的人類命運，這就是：地球上的人類，誰不受陰性的自然力量“引誘”，誰就不會有智慧，從而也不會承受智慧帶來的痛苦，不必勞動，不必追求光明，不必去創造文明；誰受陰性的自然力量“引誘”，誰就會有智慧，從而就會承受智慧帶來的痛苦，就得勞動，就得追求光明，就得去創造文明。而“陰性的自然力量”，當然就是寒冷氣候。

因此，《圣經》中的伊甸園故事，寓喻著的正是這個既簡單樸素又深刻偉大的真理：文明的根本動因，就是追求光明戰勝寒冷；人類智慧與人類文明，起源于寒冷氣候（故事中，亞當夏娃偷吃智慧果后，“天起了涼風”）。【腳注：“美國研究人員最近……推測，大約5000多年前人類文明經歷了一次巨變，許多新石器時代的原始公社文明突然消失，而美索不達米亞、尼羅河谷等地區出現了最早的城市和國家形態，這可能與氣候突然變冷有關。”（《中國海洋報》2006年7月7日）】

科學技術源于氣候對能源的大規模工業開發利用，又由氣候決定：只有在寒冷氣候條件下，人們才對能源有著最大的需求；對能源有著最大的需求，才能千方百計地在能源的利用上想辦法并因此發明對能源作大規模工業開發利用的現代科學技術。

因此，發明現代科學技術的民族，必是生活于北方寒冷氣候條件下的民族。當然，北方式的寒冷氣候，還分為俄羅斯式的冷而且嚴酷的大陸性氣候與西歐北美式的冷而不酷的海洋性氣候兩種。應該說，兩種氣候中，前者對能源的需求，更甚于后者；面臨的戰勝寒冷、追求光明的文明難題，比前者困難得多。

此外，亦屬寒冷民族的俄羅斯民族，其主觀的科學頭腦，也不在歐洲任何民族之下。這樣看來，似乎在現代科學技術的發明方面，俄羅斯民族就擁有了與西歐民族同樣的條件。但為什么現代科學技術的發明者不是俄羅斯民族而是西歐民族呢？（中國的所謂“李約瑟難題”，放在任何一個國家地區都適用，因而并沒有什么特別的意義；即使有的話，那么，此“意義”同樣適合任何國家地區。因此，任何國家地區的這個難題的破解，都意味著中國李約瑟難題的破解。而破解之術就在地緣分析法，就在“文明的緯度地帶性規律”）。

其實，現代科學技術的發明權之所以不在俄羅斯而在西歐，原因正在俄羅斯那大陸性的冷而且嚴酷的氣候。固然，該氣候使得俄羅斯人在主觀的科學頭腦和客觀的能源需求方面都具備了發明現代科學技術的可能，但從可能到現實，并不是自動就成的，而是依賴一定條件的，這就是相對溫潤的氣候。打個比方：同一型號的汽車，同一標號的汽油，同等技術的駕駛員，同等的路面，同等的啟動時間，如果一個在氣候較溫和的西歐，一個在氣候嚴寒的俄羅斯，最先把汽車發動起來并領先行駛的肯定是西歐那位駕駛員。現代科學技術同樣如此，它首先只能在北方氣候較為溫和的地區被發明出來，然后再向氣候嚴酷的地區作積累性的全體大用的傳播發展。此理，與文明的發生發展道理一樣：它的發起者，總是追求光明的阻力不大的低緯地區，然后又向追求光明阻力大的高緯地區傳播發展。

人們都知道，低級運動形式是高級運動形式的基礎，高級運動形式包含低級運動形式。然而人們往往忽略了低級運動形式不僅是高級運動形式的基礎，而且是高級運動形式的決定者。

一切物質運動形式，最低級的是物理運動，最高級的是體現為心理運動和社會運動的人類的主觀能動性。然而，人類的主觀能動性，正是由物理運動中的熱運動決定的。為什么呢？人類的主觀能動性（主觀作用于客觀的知情意），本質上是一種熱能的釋放；而熱能的釋放，總是遵循著由高溫物體向低溫物體作傳播的規律。此外，人類是一種恒溫動物，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正常體溫都是37℃；而在“主觀能動性”這一概念中，人居于熱傳播的主動位置。這就決定了：在人類能夠生活的地球表面，氣溫越低的地方，人體與自然界的溫差越大，人體向外界自然作熱傳播的力度（表現為知情意）越強，從而其主觀能動性就越強；氣溫越高的地方，人體與自然界的溫差越小，人體向外界自然作熱傳播的力度越弱，從而其主觀能動性就越弱。換句話說，人類的主觀能動性，與緯度成正比，與氣溫成反比。

全球各大洲中，非洲緯度最低氣溫最高，人體與自然界的溫差最小，因而全球各大洲中，非洲人的主觀能動性最弱、主客相分的哲學觀念最淡漠，人類主客相分的哲學觀念，來源于人類強烈的自我意識；人類強烈的自我意識，來源于人類強烈的孤獨感；人類強烈的孤獨感，來源于人體溫度與自然界溫度可以感受到的明顯差異。南極洲之外的全球各大洲中，歐洲緯度最高平均氣溫最低，人體與自然界溫差最大，因而全球各大洲中，歐洲人的主觀能動性最強、主客相分的哲學觀念最鮮明、對外界事物最“好奇”（人類的好奇心，來源于人體與自然界的溫差）、最“熱愛工作”。

說到“熱愛工作”，這里又需指出：人們往往把對工作的熱愛與否當成一個道德問題，然而，一切道德問題的背后，都“大道自然”、“‘德’者，得于自然也”是個自然的氣候問題。比如在對工作熱愛與否問題上，因為工作是一種人體熱量的釋放，因此，假如外界氣溫等于甚至高于人體溫度，人體熱量就釋放不出去（“散熱不好”），人必“懶惰”、必不“熱愛工作”，或者說，不宜工作。

正如《熵：一種新的世界觀》兩位作者里夫金與霍華德指出的那樣：“技術并不是一種獨立的力量，而只是能量的轉化器。”可見，此文明的軟件、它的本質，是對能源從而對光明有著最大的近乎無止境需求的高能量文明。正是在這種對能源或光明的近乎無止境的追求中，寒冷的西方世界，雖然自然界依然有著自己的春夏秋冬，但在日常生活的小氣候中，人們早已達到冬穿襯衣夏吃冰、要什么溫度有什么溫度、理想中的伊甸園有什么物產自己就有什么物產的熱量平衡態。這也就是說，在西方現代文明那里，人類文明正在接近自己的最高目標：把第四紀冰期的寒冷氣候施加于人類的壓力加以解除。正是在此條件下，當代西方社會，才出現了從能源即“熵”的角度來理解現代文明的世界觀（《熵：一種新的世界觀》），才達到了自己以能源為動力的“《增長的極限》”。

物極必反，當大光明的20世紀到來的時候，對光明追求最力的西方文明，就陷入了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說的“歷史傳統的崩潰，主導的基本認識的缺乏，對不確定的茫茫的將來的仿徨苦悶”

的“存在危機”。對此危機，存在主義哲學家們無不追根溯源地力圖認識它，但又僅僅止于前蘇格拉底時代。又因為在存在主義哲學家那里，“存在”有“本原”、“根本”之意。因此，在此追溯中，前蘇格拉底時代，就成了西方文明的出發點或“根”。其實，在這里，存在主義哲學家們根本沒有觸及到作為西方文明之根的“存在”。

西方文明的存在之根，時間上說，不在2500年前的前蘇格拉底時代，而在大約1萬年前的冰期時代；空間上說，不在歐洲東南部那奧林庇斯諸神曾經愉快地“現形”過的希臘，而在歐洲西北部斯堪的納維亞冰原曾經大肆逞威過的斯堪的納維亞地區。斯堪的納維亞冰原，乃西方精神之內核。黑格爾說的“歐洲人的堅硬的理智”和希特勒說的“雅利安人的花剛石般的性格”，其地緣基礎，正是斯堪的納維亞大冰原。

因此，雖然該冰原在地球上早已消失，但在西方人的潛意識中，它仍然頑強存在著。此理，從弗洛伊德的觀點看可作如是說：在西方人的潛意識中，有一個“斯堪的納維亞冰原情結”。從榮格的觀點看可作如是說：在西方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中，有一個“斯堪的納維亞冰原原型”。此“情結”或“原型”的反應癥狀，就是所謂的卡夫卡“痛苦主題”：對文明的大光明前景，既無限地渴望，又無比地恐懼；對自己精神中那座斯堪的納維亞冰原，西方人雖然一再談論它的“解凍”，但事實上又深深留戀著它。兩極相通，否定之否定。在大光明的20世紀表現得最強烈的西方高級知識分子的一切懷舊情緒，最深刻處，都指向冰期時代的斯堪的納維亞冰原。明白了這一點，諸多現代西方文化之迷就迎刃而解了！

海德格爾在《林中路》一文中說：“技術的本質只是慢慢地進入白晝。這個白晝就是變成了只是技術的白晝的世界黑夜。這個白晝是最短的白晝。一個唯一的沒有盡頭的冬天就用這個白晝來進行威脅……美妙事物脫身而去。世界變為不美妙了。”“白晝”、“黑夜”、“沒有盡頭的冬天”云云，充滿著雙關的隱喻和象征，然而意思只有一個：現代西方文明，這大光明的技術的白晝，正在把西方民族強壯的寒性地緣種因從而把西方文明的根基侵蝕燃盡。這里，海德格爾思想上那深度難以測量的懷舊情緒，指向的，正是冰期時代那個“沒有盡頭的冬天”。

災難源于地球變暖在人類當前面臨的種種危機中，人造的可由開關隨時作局部性調控的溫熱小氣候和小光明，還不足以促使危機深化為文明的全面危機；只有能源的大規模利用引起的非開關能隨時調控的全球氣候變暖，才能并且必定促使危機深化為文明的全面危機。

正如人的生命和活動能力是食物提供的一樣，工業的存在和發展，舍能源就不可能。正如人在生命活動中消耗掉的能量以二氧化碳形式排除體外存在于空氣中一樣，工業運作時主要使用的礦物能源（占全部所用能源的97％以上）消耗后也以二氧化碳形式排放在空氣中。20世紀以來，人類追求光明的口號喊得越來越響，礦物能源的需求量越來越大，從而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越來越高：從一百年前的百萬分之二百九十三增加到20世紀80年代的百萬分之三百三十五。二氧化碳濃度增加的結果，是使地球氣溫上升的溫室效應。有人估算，如果人類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按照目前增速增加的話，那么每隔十年全球平均氣溫就要上升0.3℃，到21世紀末，全球平均氣溫將上升2－5℃。【參看：上海科技出版社《生態與我們》】，然而，常識和科學研究結果告訴人們：只要地球氣溫上升得使夏天融化的雪比冬天下的雪稍多一點，就足以使包括最近1萬年以來的氣候在內的第四紀冰期終止；只要全球氣溫比現在升高3.5℃，就會使南極洲和格陵蘭的冰蓋在幾百年內融化。至于這種融化帶來的種種環境后果，這里不想再說，因為這個問題，人們已經談得太多了。

這里要談的是這樣一個問題：氣候變暖，將給人類帶來什么樣的精神后果或者說精神災難？正如不講唯物主義，世界上任何問題也談論不清一樣，不講氣候變暖的精神后果，任何環境后果都不會取得一致意見。這不是唯心主義，而是徹底的唯物主義；只有徹底的唯物主義，才真正看重精神；而把“精神”掛在嘴上的唯心主義，恰恰是精神的罪人。此理，請看以下分說：

當今的國際學術界，最重大、最容易引起激烈爭論的學術問題，恐怕無過于氣候變暖問題了。這是一個誰也不能置身事外的全球環境問題。迄今為止，爭論的內容，都集中在這樣幾個問題上：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多，是否一定導致全球氣溫的增高？全球氣溫的增高，是否導致第四紀冰期的終止和全球性的環境災難？此災難，是壞事還是好事？如果是壞事，人類能夠在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前提下戰勝這一災難嗎？爭論中，正方與反方，自然形成。正方為環境保護主義者，反方姑且稱之為“溫室氣體無害論者”。

然而，就目前看，這樣一場意義無比重大的爭論，事實上已陷入這樣一種僵持局面：

盡管有利于正方的論據越來越多，正方自己也有漸漸得勝之感，可又感覺到如果不在某一關鍵部位給反方以有力一擊的話，論據再多，都不能使反方就范。可這一關鍵部位在哪兒，又不知道。于是，正方只好加大可能的環境災難的渲染力度，以為把此災害說得越恐怖對自己就越有利。反方呢，嘴上不說，內心卻有一種紳士托爾斯泰式“他在嚇唬我，我可不怕”的從容，而使正方去扮演安德烈夫式小市民代言人角色。【腳注：“列昂尼德·安德烈夫描寫了小市民的惡夢似的可怕的現實和可怕的思想意識，并極力將絕望的小市民這種可怕的狀態弄到引起恐怖的地步。他似乎要說：既然我們小市民恐怖得發出哀號，那么你們也同我們一起哀號吧。而紳士托爾斯泰論及安德烈夫時卻說：他在嚇唬我，我可不怕，——于是把他的書擱到一邊去了。”（盧那察爾斯基《論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309頁）】對此，正方當然不會善罷干休，但似乎也想不出什么高招。

現在的問題在于：對環境問題堅持不放的正方，如何打破這種僵局？須知：如果冰期消失，地球上的人們不再受到冰雪的熏陶，在此氣候條件下，即使種種環境災難使得人類“因禍得福”地得到了因人口銳減而來的人均生存空間的擴大好處，即使由于遺傳的力量，人類身上的寒性地緣種因暫時還會發揮一定作用，從而使得人類暫時還能顯示一下自己的自由意志；但是，此寒性地緣種因，必呈日趨弱化消失之勢。在此情形下，盡管擴大的人均生存空間使得人類的自由比現在更有保障，但因得不到寒氣的冷凝，人的性格將無“格”可言，人將混散成“濫人”，人將不是人而是“混脹東西”，人的頭腦將全部成為熱昏型的、感覺型的，毫無理智、意志力可言，寒性地緣種因將從人身上退盡，人種將退化。在此情形下，怎能保證自由意志還能像它在第四紀冰期的氣候條件下那樣“幫助”人類戰勝種種的環境災難！不錯，在此情形下，自由意志中的自由，將更自由，但意志卻蕩然無存；而沒有意志的自由，不過是動物式的自由而已！

的確，事到如今，人類該清清楚楚地明白并且老老實實地承認：我們人類的一切本領，我們的精神力量，我們的自由意志，都不是自己自主產生的，都不是自己頭腦中固有的，更不是什么不可知曉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給予的，而是大自然中的第四紀冰期以來的寒冷氣候給予的；如果我們改變了這樣的氣候，我們犯下的，就不只是違反自然罪，而是最嚴重的反人類罪。

文明因追求光明和能源而生，也將因追求光明和能源而滅；正如生命當其誕生就意味著死亡，生命每生長一步就意味著向死亡目標走進一步一樣，文明“明”一步（能源利用增長），就意味著“暗”一步（文明力減弱），而到大光明的目標實現時，恰恰在這大光明的時代，文明就進入大黑暗時代了。

我們一再指出：人類文明，這“一切知識、學問、科學甚至于行為”的總合，其“潛在的性能”或者說“種子”、“內應力”，是第四紀冰期寒冷氣候熏習成的。既然如此，那么，就像冰期的大冰蓋把斯堪的納維亞地殼壓沉下去，該冰蓋消失后，該地殼又將朝著前冰期時代原有海拔高度這一先在目標作恢復性上升一樣，作為對冰期寒冷氣候這一刺激力作應激反響或反彈的人類文明，它的反彈極限、它的最高目標、它自我實現的“高峰體驗”狀態，就是恢復到伊甸園式的前冰期時代具有的熱量平衡態去。伊甸園，作為一種“藝術虛構”，現實中的原型，就是人類未誕生的前冰期時代。

因此，人類文明的想要恢復前冰期時代的熱量平衡態，就不是簡單地對前冰期時代那種純自然的無衣食之憂勞的動物式生活場景的重復，而是前冰期時代那種天然的熱量平衡態與冰期以來要求于人的不勞動不得熱量（衣食住等）的生活樣式的結合。或者說，人類對以前冰期時代的氣候為標準的“標準熱量”

的追求，只能通過勞動創造的各種社會性技術手段去實現；他所要求的標準熱量，大凡一切自然性的不足量，都得通過人類自己發明的各種技術手段去補足。

當然，這種以標準熱量為足值的自然中的不足量或者說差額，又依緯度的高低而不同。大體說來，高緯地區，差額最大；中緯地區，差額次之；低緯地區，差額最小。因此，大體說來，人類對勞動以及勞動創造的各種技術手段和生活消費品的需求，亦依緯度的高低而不同：高緯地區，需求最大；中緯地區，需求次之；低緯地區，需求最小。然而，這又等于說：人類勞動和勞動創造的各種技術手段及生活消費，本質上不過是為地球補足冰期時代以來的氣候與冰期前的氣候之間的那個差額而已。這似乎太單調、太乏味、太不高尚；但從不是把人當成超自然的神，而是大道自然地把人當成自然一部分的科學的唯物論觀點（“《熵：一種世界觀》”作者的觀點）看，道理正是如此。

作為追求光明和能源這一人類本質力量的最高體現和終極邏輯后果的人類有史以來最光明——光明到足以使文明甚至人類在一場“使穹蒼著火”的世界戰火中徹底毀滅——的技術即核武器的發明，是這個“光輝日出時刻”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但考慮到核武器的使用帶來的是核冬天效應而非地球增溫效應，況且此一技術手段尚未逸出人類控制范圍，因而以核武器的出現作為這一“光輝日出時刻”的標準，不僅沒有實際意義，反而會模糊人們對最具實際意義的溫室氣體排放問題的注意，這樣，我們就必須說：這個令人生出大恐懼的大光明的“白晝”，它的“光輝日出”時刻，就是能源消耗產生的溫室氣體使地球增溫到每年的全球降雪量不足以補足每年的全球冰雪融化量的程度。

應該說，與核武器的出現同時，這個標準，現在已經達到了。這正是一切關心人類命運的人們之所以20世紀以來會像荒野中的施洗約翰樣反復呼叫“人類面臨危機”、“文明面臨危機”的原因所在！當然，由于還不明白危機的本質和根源，他們的呼叫，力度尚弱，甚至南轅北轍。比如《瀕臨失衡的地球》一書作者、令人尊敬的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就這樣寫道：“我對全球環境危機的研究越深入，我就越加相信，這是一種內在危機的外在表現。我找不到更好的語詞來描述這種內在的危機，那我就稱之為‘精神危機’吧。”【阿爾·戈爾《瀕臨失衡的地球》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頁】這里，戈爾先生還不明白：文明危機的本質和根源，正在追求光明和能源這一文明的動因、人類的本性或本質力量本身。這樣，戈爾先生提出的解除危機的種種思路、途徑、方法，就不能給人一種抓住主要矛盾、問題集中的強烈印象和思想感召力，從而使得溫室氣體排放這一既是所有環境問題中的主要問題、更是關乎人類精神和人類文明前途的根本問題沒有得到具有哲學高度的應有的突出。再如湯因比先生，他那抽象的、口號式的“創造性的神火”之說，不但不是解除危機的辦法，反而是一種給危機火上加油的精神激勵（當今世界到處風靡的所謂“勵志教育”）。在《歷史研究》一書中，湯先生這樣寫道：雖然據知已經有十六個文明已經死了，另有九個已經在死亡的邊緣，我們的這個第二十六個文明卻不一定非服從命運的安排和統計數字的盲目計算不可。

創造性的神火還在我們的身上暗暗地燃燒，如果我們托天之福能夠把它點燃起來，那么天上的星宿也不能阻撓我們實現我們人類努力的目標。【《歷史研究》中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頁】無知者無畏。對于不知道文明危機的本質和根源的湯先生來說，“神火……燃燒……點燃”云云，這些應該忌諱的話，習慣性地張口就出，就不奇怪了。

從現在起，從大光明的文明目標已經過分達到的西方發達國家尤其美國做起，落實限制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京都議定書》，全體人類行動起來，制止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趨勢，最終目標是使地球氣溫降到每年的冰雪融化量與每年的降雪補充量之間的平衡狀態去。

這是一個人類可以做到的技術性目標，因而文明的命運，并非不可逆轉地就要向大黑暗深淵走去，而是可以永保光明的。人類的命運，就掌握在這一技術手段之中；人類的自由意志，在此，正是大顯身手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