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借此機會同大家談談三方面的問題：中國環境問題的現狀、中國環境問題造成的嚴重后果、解決中國環境問題的若干設想，目的是理清環境與發展的關系，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

第一，關于中國環境問題現狀的認識

人口資源環境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在1949年之前就已經有1/3天然不可居住了。這是兩千多年來多次人口的遷徙和幾次大屯墾造成的，一次在秦漢、一次在宋元、一次在明清，尤其是明清。三次大的遷徙，1/3的土地沒了，沙漠化、荒漠化了。建國以來，土地又因水土流失減少了1/3，現在可居住的國土面積是300多萬平方公里。但人口卻反而增加了一倍，從7億增到13億。許多人口學專家認為，中國人口在兩三億比較合適，7億就是極限，實際上我們的人口已經增加到了13億多。更不幸的是，人口增長得最快的地區，往往又是全國最貧窮的地區，也是全國生態屏障最重要的地區，也是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地區，也是生態難民最主要的產生地區。

先談談能源問題。能源問題與環境問題是孿生兄弟，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全世界幾千年來戰爭主要為兩個目的而打：一個是為意識形態，如宗教戰爭、西方民主化輸出等等；再一個就是為了資源,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為此而打的。

日本可以做個例子。日本當時國土面積狹小，人口多，素質高，野心大，它有一個亞洲帝國的夢想。首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能源。本來他有個“西進”戰略，即先朝鮮，后滿蒙，再中國，然后進軍西伯利亞的能源開發。后來發現，中國當時只有煤，沒發現石油能源，而進軍西伯利亞又成本太大，開發時間也太長（大約半個多世紀）。因此他們決定了另一個戰略，即“南下”戰略，就是打通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進入波斯灣，把中東的石油運過來。為此就必須發展海軍，發展海軍必須跟一路上所有的老牌殖民主義者發生沖突，而老牌殖民主義者的堅決盟友正是美國，日本背后的釘子正是美國太平洋艦隊，所以無論如何要打珍珠港，無論如何要把背后的釘子拔掉才能放心南下。日本還必須占領澳洲，因為那里有鐵礦砂。

西方傳統工業文明的發展道路必然要走向資源枯竭，必然要為爭奪資源而不斷沖突。如今中國45個主要礦種在14年后將剩下6個，石油5年以后將60％以上依靠進口，木材鐵礦等等也統統要依靠進口。中國GDP占世界4％，卻消耗了全球26%的鋼，37%的棉花、47%的水泥。傳統工業化需要的三大自然要素，一個是土地，一個是水，一個是礦產資源，中國已耗損大半。

再說說環境問題。如今中國有三大污染：一是工業污染。我們現在拉動GDP增長幾乎都是高污染、高耗能的產業，如造紙、電力、化工、建材、冶金等等。二是城市污染。隨著城市化迅速發展，城市空氣嚴重污染。中國人好面子，在城市地上的高樓大廈鱗次櫛比，“上三路”都修得不錯，而“下三路”幾乎都不通。僅因排污管網不通，很多污水流不過去，那些建起來的污水處理廠就變成了形象工程。三是農村污染。這是我們治污工作中的弱項。農村面源污染那么重，別說治理，由于體制制約，就連統計數據都算不出來。總體而言兩句話描述：一是1.5億畝土地受到污染，其中一部分是重金屬污染，很難恢復；二是1.5億噸垃圾露天存放，農村的環保設施幾乎等于零。現在談新農村建設，生態安全應該是第一位，如果生態文明沒有達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物質文明都沒有享受的基礎。

如今，除了眾所周知的這些老污染以外，一些新的污染接連而來，比如廢舊電子電器的問題，比如機動車尾氣問題，還有室內建材污染問題。北京的空氣污染主要是機動車尾氣造成的，尤其是北京三面環山，這些污染就淤積在城市上空，形成“陰霾”現象，讓人昏昏暗暗看不清。還有洋垃圾進口問題，因為我們缺資源，就進口洋垃圾。但洋垃圾進來后應該有一個循環利用系統，可實際上他們將洋垃圾中有用的部件拆了，沒用的就扔，這就造成了重金屬嚴重污染。尤其在沿海城市十分突出，部分地方土壤重金屬污染非常嚴重。還有生物多樣性問題，還有爭論不休的轉基因生物安全問題，還有爭論不休的核能核電的問題，還有我們至今不知道的、沒有定性的新化學物質環境風險問題。

以上這些問題給我們帶來了一組數字：近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國力得以明顯提升，創造了不少奇跡。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全世界第一，中國的外匯儲備全世界第一，中國引進外資全世界第一。與此同時，中國的煤炭、石油、鋼等能源消耗全世界第一，建材消耗全世界第一，原材料進口全世界第一。中國是工業用的木材紙漿紙產品全世界第二大市場，石油進口全世界第二，單位GDP能耗是發達國家的8到10倍，污染是發達國家的30倍，勞動生產率是發達國家的1/30。我們的化學需氧量排放是全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是全世界第一，碳排放是全世界第二，十年以后第一。我們的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40％的嚴重污染，流經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城市垃圾無害化處理率不足20％，工業危險廢物化學物質處理率不足30％。三億多農民喝不到干凈的水，四億多城市人口呼吸不到干凈的空氣，其中1/3的城市空氣是嚴重污染。世界空氣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國占了16個，一多半的城市空氣不達標，山西幾乎全不達標。1/3的國土被酸雨覆蓋，“逢水必污、逢河必干、逢雨必酸”。

傳統污染的數字固然可怕，但是還要有一段時間才能看出來，就象一個人得癌癥還沒到中期晚期時還可以撐一段時間。如今最頭疼的也是最緊迫的問題是環境高風險時期提前來到。

以松花江事件為標志，平均每兩、三天發生一起和水相關的污染事故，現在已發生150多起了。這是一個布局和結構的問題，因為我們所有高污染、高風險的企業都建在水邊。先不說鋼鐵廠、冶煉廠等等，僅石化化工企業一項，一萬個在長江，四千個在黃河，還有兩千個在人口密集區與飲用水源地。其中81％地處環境敏感區域，45％存在高風險隱患。有人會問，國外的石化企業也是在水邊，因為取水方便、運輸方便、排污方便，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在水邊？那是由于人家在建的時候，都考慮到了環境因素，為環境安全而建了很多設施。還有一個產業鏈的問題，即把這些重化工大規模、大集中、大封閉地建在一起，為未來的大綜合、大循環奠定了整合的基礎。而我們東一個西一個，重復建設不說了，但遠遠未考慮環境問題倒是真的。我們正在亡羊補牢，在高風險企業的旁邊挖一個池子，建一個隔離帶，爭取一出事故能使污染物不流到江里。但這并未根本解決問題，它們確實成了一枚枚環境風險的“定時炸彈”。

未來幾年里，水污染的危機和缺水的危機會成為中國環保的一塊心病，也成為我們工作的重點。一方面水污染，一方面嚴重缺水。一缺水我們就抽地下水。過度的抽地下水，致使華北出現了一個25萬平方公里的大漏斗，并且每年以一至二米的速度在下沉。這個大漏斗又在河北等地產生了一系列大裂縫，幾十年之內難以恢復。華北平原各級政府現在都盼星星盼月亮地盼南水北調趕緊過來。但幾乎所有當地領導想的不是讓這些水來涵養生態，而是為了上更多的火電與傳統高耗能工業。環保部門這點人管不了如何用這些水，也管不了南水北調工程對長江的生態影響。我們首先頭疼的是南水北調的水是不是污染的水，流過來的究竟是幾類水質？一百年來，全球用水增加了五倍，40年后要翻一番。由于缺水，糧食產量必然下降，水價必然飛漲，水將繼石油以后成為制約中國發展的主要因素，也是我們國家發展戰略不得不考慮的。這是我講的第一部分。

第二，中國嚴峻的環境形勢造成三大嚴重后果

第一大后果是直接制約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在“十五”計劃時，各省市GDP的指標全都超額完成了，一系列人因此升官，一系列人因此發財，一系列人因此上了廣播電視，但是能耗的指標和環保的主要指標沒有一項完成，全部都欠賬，而且還有反彈。環保的指標一個是COD，水的指標；一個是二氧化硫，氣的指標。COD每年的環境容量是700萬噸，現在排的是1500萬噸；二氧化硫每年的環境容量是1200萬噸，2005年排了2500萬噸，今年有可能突破2700萬噸，2010年可能是3200萬噸，2020年3500萬噸以上。到時候國土面積50％都將被酸雨覆蓋，80%的人口將處于嚴重的空氣污染中。

這源于我們重化工業發達，大氣污染90％來自工業，工業中污染的70％來自火電。中國的能源結構85%都是燃煤結構。火電每年投資增長50％以上，2004年裝機是三億多千瓦，明年有可能一躍進入五億多千瓦。這當然要拉動煤炭的需求。煤炭每年增長2億噸，2005年是21億噸，今年24億噸，2010年將達到30億噸。這一系列火電的發展，當然會產生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為此就必須實行嚴格的脫硫政策。但如今全國火電廠相當部分沒有安裝或者沒有運營脫硫設施。

世界銀行做了一個統計，說空氣污染造成的一系列損失幾年內將達到我們GDP的13％。可能估計得稍高一些，但確實表明我們必將回頭支付巨大的治理成本，而這些治理成本很可能抵消我們取得的經濟成果。

現在，GDP、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量的增長是“三同步”的。我們都知道這幾年GDP增長10%，能耗增長10%，污染物排放量也差不多增長10%。“三同步”的增長就使大家理解為什么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理要把這三個指標并列到一起來考核各級干部的政績；大家也就可以理解總局為什么對火電、石化項目這么敏感的原因。因此，大家要記住幾個“三”：三個5年計劃的環保欠賬，三個指標的同步增長，三個指標的第一次并列，因此要實現環保工作的“三個轉變”。

我對那些來上火電廠項目以大帶小、以新帶老的承諾越來越不相信。如果這些紙面承諾都兌現的話，中國的脫硫早完成達標了。這說明許多項目是在蒙我們，當然也就是在蒙中央。所以說環境嚴重制約了我們的經濟發展這句話是不過分的。

第二個后果是直接帶來了嚴重的社會穩定問題。2005年全國共發生5.1萬起環境糾紛；上訪投訴40多萬起，每年以30％的速度遞增。兩會的提案中，環境保護作為熱門問題，已經超過公共安全、教育、醫療，成為前五位的熱點關注問題。在北京等大城市已成前三位熱點關注問題。未來的水電開發，將使移民、土地、環境三者攪合在一起，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

還有就是人體健康問題。環保局管的是污染，衛生部管的是癌癥，但什么污染造成什么樣的疾病？污染和癌癥兩者之間的研究是空白，在國外卻有專門的研究。咱們不是說以人為本嗎？人命值錢啊，我們這方面的統計機制還遠遠沒有到位。總體而言，城市的四億人口受到了嚴重的空氣污染，1500萬人因為空氣污染患上了呼吸道的各種疾病。據腫瘤專家統計，每年200多萬癌癥病死者中，70％跟環境污染有關。甘肅徽縣出現血鉛中毒，其中相當部分為兒童患者。我剛處理完，隨后又陸續接到東部一些省、市老百姓來信，反映那里的血鉛中毒比甘肅還嚴重得多。大家知道環境友好型社會這個概念產生于循環型社會，循環型社會的概念產生于循環經濟，循環經濟的理論又來自于日本，或者說來自于日本一次聲勢浩大的環境運動。這個運動因為什么來的呢？因為水俁病。這個病是由鎘污染引起的。株州冶煉廠的污染，也正是鎘，而且非常嚴重。

再有就是環境公平問題。環境不公平必然促成社會不公平，社會的不公平也反過來會加重環境不公平。城鄉不公大家已經知道了，農村的環保設施等于零，有限的環保投入全部用于城市和工業。區域也是不公平的，西部廉價的能源供應東部而沒有得到生態補償。人群不公平就更不用說了，有錢的洗桑拿、開高能耗的汽車，山西的“煤耗子”炒熱了北京的房地產，現在進一步往東轉移。他們也知道污染，也在逃避污染，而礦區都在嚴重污染，而承受的都是當地老百姓和居民。這便是嚴重的環境不公平，這能帶來社會和諧穩定嗎？

第三大后果是帶來嚴重的國際問題。現在各主要西方國家已經把環境保護和人權宗教聯系在一起，變成對華外交的主題。比如我在英國學習的時候，正好趕上總書記訪問英國，英女王首先談的便是氣候變化。外交學院不斷要求我們給外交官們講課，因為外交官以后出去經常面對國際上關于環境的詢問，外交部也經常讓我們出函提供關于環境問題的口徑。所有的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用環境問題制約中國，都會得到選票，特別會得到左翼的選票。

現在鄰國關心的是什么問題呢？象日本、韓國最關心的是沙塵暴，他們認為沙塵暴100%來源于蒙古和中國，落在他們頭上的酸雨50%來源于中國；東南亞一些國家抗議我們在上游修水電站，破壞了他們的生態；俄國、馬來西亞和印尼認為我們的造紙業毀壞了他們的原始森林；美國認為我們十年內會成為他們西海岸的主要污染源。

最重要的是所有發達國家最關心我們的氣候變化問題，也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世界300多個環境公約，中國加入了50個。以《京都議定書》為例，美國雖然沒有加入，但是定出一個削減的計劃，又定出一個新能源替代發展計劃，估計會馬上見效好轉，可能在五年內有一個巨大的轉變。也就是說美國從碳排放全世界第一會變成第二，中國將迎頭趕上變成第一。我們變成第一是因為我們的燃煤結構。我們現在非常慶幸美國是第一，何況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第一、二階段沒有削減任務。但到第三階段即到2015年，我們也必須削減的時候，正趕上是全世界第一，我們將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熱點。

我們現在就應該馬上調整應對，因為要改變一個能源的生產結構和消費結構，不是一兩年就可以轉過來的，要經過好幾年的轉型，包括加油、加氣都要轉，我們很多消費方式也都要轉。但似乎我們還遠沒有真正行動起來。因此再過若干年，中國將處于更加尷尬的境地：要減排，是天文數字，經濟負擔非常重；要不減，在國際上將成為眾矢之的，中國的外交形象、政治形象、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就會受到嚴重影響。

借此機會想跟大家探討一下文明問題，即西方傳統工業文明與生態工業文明的問題。傳統工業化產生于西方工業文明，新型工業化產生于生態工業文明。西方工業文明的產生發展原因很多，像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科技革命、商業革命等等，但是能延續西方工業文明的最重要一點是資本主義制度無限自私的擴張本質，即海外殖民地。他們發現新大陸以后更加促進了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更加需要大規模的商品輸出與資源占有，更加可以把多余的人口、多余的矛盾，如階級矛盾、經濟矛盾，包括生態資源矛盾都轉移出去。幾百年來無一例外，美國就是這樣來的。電影《泰坦尼克號》上講得就是一船冒險家與蘇格蘭、愛爾蘭移民，到美國新大陸去找機會。這些移民在東部發展起來后便往西部開拓，再驅趕甚至屠殺當地土著人，因為那片土地有大量的礦產資源。西方國家一方面對外轉移矛盾與成本，一方面對內實行民主福利，緩解了內部矛盾。當所有的新大陸都被發現完畢后，資本主義自私的本質和無休止的饑渴，仍然會無限制的擴張下去。這個擴張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以某個制度、某個公約、某個規則來限制，它像一臺失控的機器一樣不斷地擴張下去。

但由于地球的資源與面積有限，為了能更有借口不斷擴張，就需要制定一系列保護他們進行擴張轉移的規則。這些國際規則的制訂首先需要幾次大國間的戰爭與競爭，打到最后，便可把這些規則固定下來。當然這些規則只是對發達國家有利，本質是不公平的，導致南北矛盾、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矛盾很難得到真正解決。尤其生態問題更是如此。

發達國家以15%的人口控制了世界85%以上的資源，而且通過自己定的游戲規則實行生態殖民主義，一方面提高本國的環境標準，一方面將大量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這可能就是我們“第一外資引進國”的由來。引進了些什么？引進的可能比我們原有的先進，卻永遠比人家先進的落后；落后再引進，引進再落后，永遠跟在人家后面不斷循環。我在倫敦看到英國最后的一個老牌汽車廠已經落戶我的老家南京。英國的一些老貴族很留戀這個車廠，但更多人很高興這個廠轉移了。兩邊都很高興：這邊引來了一個新項目，那外轉走了一個有污染的老廠子，“各得其所”。

就全球范圍而言，發展中國家正在為發達國家的環境和資源成本買單。鑒于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你300塊錢不干有人干，有人200塊錢甚至150塊錢也干。勞動力無限供給加上二元結構的限制，給了我們一個錯覺，覺得中國目前的生產模式仍然可以照樣折騰下去。這就造成我們經濟學幾大怪現象，除了對外貿易和外匯儲備同時盈余外，還造成了產品過剩、產業過剩、勞動力過剩、貨幣過剩。

發達國家從沒有全面兌現向發展中國家轉讓環保技術資金的承諾。他們說得好聽，他們只轉移設備，不轉移技術。他們說技術在企業手里，企業有自己的專利產權。那還不容易？如真想幫我們，政府可以買斷這些技術，再無償贈給我們，跨越式的可持續發展不就完成了嗎？還有，這些環保和節能的產業如果出口發展中國家，政府可以給予優惠補貼呀！但他們不給，我們使用起來就很貴。與此同時，他們反倒設置了一系列綠色貿易壁壘，而且越來越多，來保護自己的制造業，限制我們產品的出口。對中國而言，受限產品以后是汽車，現在主要是機電、紡織。僅歐盟2005年關于機電的兩項環保指令，使我們對歐機電出口損失了317億美元，占我們對歐機電出口的71％。

我們付出生態成本，付出廉價勞動力，生產出來的產品打敗了歐美制造業，造成了歐美制造業的大規模失業；為了養這些失業人群，他們政府就要出福利出社保；社保要大量的錢，政府就發行國債。誰來買？我們來買，我們是外匯儲備第一。這等于我們花外匯幫他們養失業工人。經濟學第一個定義就是稀缺資源的合理利用。稀缺資源如今包不包括資源環境？這個帳是不是算進去了？

說到西方工業文明，就涉及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一個根本問題。傳統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上勢不兩立，但有一點是傳統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相同的，即工業化的發展模式是一致的，因為當時的科技水平與生產力水平是一致的，因為它們都產生于西方工業文明，都學自一個經濟學老師，都認為地球的資源是無限的，資源開采出來之前是無價的，所以才會出現“按需分配”與無限擴張。其實，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卻是無限的。所以無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都會產生工業化的奇跡，也都會出現傳統工業化的污染與弊端，既會出現倫敦的霧，也會出現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馬克思當時較多地強調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而較少強調過度的生產消費與環境資源的矛盾，因為這個矛盾在當時并不突出。

近幾十年全球爆發的綠色生態運動反對一切傳統工業化模式，不管你姓資姓社，凡高耗能、高污染、不可持續的生產方式他全反對。這些運動的骨干分子，竟然許多都是當年蘇東時期的老###員。盡管如此，生態運動這些人仍然覺得跟社會主義更接近，主要是與社會主義政治理念比較接近，如基層民主、公平公正、可持續、人的全面發展，包括現在說的所謂幸福指數等等。所以生態運動與社會民主主義在組織上出現了“紅綠”結盟，思想上產生了很多新流派，其中一個就是生態社會主義。這就不展開講了。

盡管西方發達國家在轉移生態成本上占了大便宜，但是地球的面積和資源畢竟是有限的。他們終于發現一個問題，即什么矛盾都可向他國轉移，唯獨污染轉移不了，誰讓我們不幸生活在一個地球上呢？我們國內污染也是如此，想轉移也轉移不到哪兒去，羊毛最后仍出在羊身上。這一點發達國家算是真正算明白了，明白了以后就做了很多政策上的調整。政治上的調整我不細說了，包括各政黨的環境理念。在經濟上，他們花了巨大成本進行了新型工業化的轉型與實踐，也就是取代了傳統工業文明的生態工業文明。

發達國家一邊在進行自身工業化的轉型，一邊“有限幫助、無限督促”發展中國家也向新型工業化轉型。在所有發展中國家里，他們最關注中國。因為他們沒看到中國真正在轉型，他們不相信中國一再宣傳的“和平崛起”。因為他們是“過來人”，他們知道中國如按他們的老路往前走會發生什么。他們算了一筆帳：中國如在25年內仍按照現在的傳統工業化模式實現現代化，會消耗全球今天糧食總產量的2/3；每天會耗掉一萬億桶原油，超過全球今天總產量的25%；煤會超過全球總產量的30％；鋼會超過西方所有工業國家產量的總和；汽車會超過全球總產量的38％。這樣，中國需要1.2個地球來支撐。因此他們推斷，中國必然會插手全球資源開發，必然會影響全球資源價格，必然會插手和涉及國際金融秩序，必然去保護能源通道，而為了保護能源通道就必然會發展國防力量，特別是海軍，例如發展航空母艦，為此必然會與唯一的武器供應國俄羅斯聯盟；必然會卷入一些地區的地緣政治，例如支持伊朗、蘇丹，委瑞內拉。這便是所謂“中國威脅論”的由來之一。所以，歐美發達國家集合起來一起向我們施壓，所有的代表團來到中國，越來越多地要談中國的環境問題，變成環境外交；所有中國的代表團出訪，越來越多談的是能源問題，變成能源外交。人家進來給我們造成了環境壓力，我們出去被人家夸大成能源壓力，環境和能源的兩大項將成為中國外交的主軸之一，直接關系到中國推動“和諧世界”的結果。我們只能實行“綠色和平崛起”。“綠色和平崛起”是什么內容？一共八條：第一是低消耗的生產體系，第二是適度消費的生活體系，第三是穩定高效的經濟體系，第四是持續循環的環境資源體系，第五是不斷創新的技術體系，第六是更加開放的金融貿易體系，第七是注重公平的分配體系，第八是開明進步的民主體系。

出于國情所限，我們必須對內對外都得這么說這么走，唯有此才能真正減緩我們的壓力。但既然要這么走，就需要錢，需國際援助。錢從哪兒來？例如中國的環境問題是世界的環境問題，中國的環境問題不是中國一家造成的。既然是大家的事兒，大家就一齊掏銀子，尤其是發達國家應該多掏一些。為了讓他們多掏，就要修訂那些不公平的國際規則，就要迫使他們真正承擔起全球環境的責任。他們承擔不承擔正好成為衡量他們是否真正義的標準。如不愿承擔，那就由社會主義大旗去承擔。總有一天，社會主義必然能在國際層面上團結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討還生態成本。這就是生態社會主義的國際內涵。

第三，關于解決環境問題的幾點思考

第一個是講思想觀念問題。建國58周年，前半段是階級斗爭，一切以政治為中心，以階段斗爭為綱。后半段是改革開放，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是我們走入了誤區，就是把發展等于單純的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等于單純的GDP增長。認為只要GDP增長了，人口、資源、環境、政治、文化等等問題都能迎刃而解，都有了充足的物質條件，這就是“先污染、后治理”思路的由來。

我也希望先污染后治理，反正治理是后代的事。可惜這樣不成。許多因素表明我們無法先污染后治理。第一，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開始時世界早已經制定好了國際一系列不公平的規則，中國的生態成本根本轉移不出去。綠色貿易壁壘就是其中之一，發達國家想什么時候制定就什么時候制定，他往我們轉移時不制定，我們往他們那兒出口他們就制定，WTO也是這樣。第二，中國人口資源環境的結構太差，人家能夠折騰到人均8000到10000美元時解決環境問題，但我們在人均2000美元的時候環境危機已提前來到，不用等到小康，5年后就是環境風險高發期了。我們只能提前付出成本解決環境問題。第三，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不能當生態殖民主義或生態帝國主義，我們不能剝削亞非拉國家，我們不能不講和諧世界。第四點最重要，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是和諧文化，中華民族是全世界兩三千年以來唯一以國家形態存留下來的同根、同種、同文的民族。猶太民族雖然同根、同種，但是他們不是以國家形態存留下來的。

什么叫國家形態？國家形態一是指倫理體系，二是指國家制度。中國的倫理體系和國家制度充滿著非常豐富的生態智慧，可以說沒這些生態智慧，中華民族存留不到今天。生態智慧的核心就是一個“度”字。在倫理體系上，大家都知道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眾生平等，琴棋詩畫中的山水自然等等；國家政治制度上一直體現一種平衡、有序、協調、和諧的結構設計。如我們農耕時代的中產階級鄉紳制，鄉紳制度是上傳下達的革命隔離帶，起到政權平衡的作用。還有科舉制，還有歷史上最早最完善的官僚體制等等。

這些存在了兩千多年中國的農耕文明，在1840年迎頭碰上西方工業文明。西方工業文明發現了新大陸覺得不夠，覺得中國這塊大陸還是一塊沒有開墾的處女地，出于他無限擴張的饑渴本性，發動了鴉片戰爭，也開始了我們的民族屈辱史。一百多年來，無數仁人志士為救國圖強而奮斗。開始只覺得是技不如人，特別是在經濟、科技、商業上不如別人，便開始了蓬勃的洋務運動；過段時間發現還是不行，又覺得制度不行，制度不行就要改良，又開始了風起云涌的戊戌變法；最后還是覺得不行，覺得我們的思想文化有問題，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唯一思想障礙，因此又開始了新文化運動，砸爛孔家店，以革命文化代替傳統文化。最后，大家無論左右都選擇了西方工業文明的發展道路。正是這條西方傳統工業化道路，轉移不出我們的成本與矛盾，耗盡了我們的資源與環境，我們實在是撐不下去了。

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取得了西方100多年的經濟成果，而西方100多年發生的環境問題在中國20多年里集中體現，20年的成果與20年的污染，這筆賬要好好的算一算。一系列問題說明，經濟如果出現問題，宏觀調控可以解決；社會出現問題，付出一定的政治成本也可以解決；但環境要出了問題，那可是民族的災難，是多少年無法扭轉的。

我是綠色GDP課題組的組長。所謂綠色GDP的環境成本只占1/3，因為還有資源等等，但即便是環境成本，我們也只算出其中1/3，就這1/3，已占2004年GDP的3.05%。很多朋友經常責問我，說我是在用發達國家的標準來要求發展中國家，來限制我們國家的發展。我說，你們才剛剛知道你在發展中國家啊？那你為什么用發達國家的標準來高消費呢？買豪車、住豪宅、吃豪餐？你何必不惜國力地建設比歐洲還要豪華的城市大理石廣場，還要耗水建大草坪？你又何必將70%的農村人口留在“二元結構”這堵墻以外，正是這至今落后貧窮的廣大人群成為中國實現現代化、實現公平正義的沉重負擔。一句話，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不能全面代表中國，這些城市以外的廣大農村才是中國發展水平的真正現實。我們不能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國力。

一場突如其來的非典危機使我們發現，單純的經濟增長不能解決全部的危機。新一屆黨中央因此適時提出科學發展觀，這是中國發展觀和政績觀的全面轉型。中央的科學發展觀其實跟世界可持續發展理論完全吻合，它絕對不是單純經濟發展模式的改變，而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個領域的深刻變革，是解決“怎么活”的問題。就像一萬年前所有的東西方文明都是在信息隔絕、道路隔絕的情況下，驚人相似地產生一樣，現在又驚人相似地歸結到一個點上。西方叫生態工業文明，我們叫科學發展觀下的新型工業化。西方生態工業文明的內涵主要是可持續發展三大理念、新教倫理、新社會主義流派思想與新經濟發展模式（包括循環經濟、新能源、綠色消費等等）。中國的科學發展觀的內涵主要是可持續發展三大理念、和諧社會、資源節約型與環境友好型社會、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等等。我們強調傳統文化中的人與自然和諧，并不是鼓勵人們回到農耕文明時代，而是用高科技和現代經濟方式走新型工業化的“第三條道路”。

和諧社會理論解決的是“為什么而活”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自從革命黨轉變成執政黨后，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當然不是比誰最能斗爭，誰最革命，但也不僅僅比的是生產力，而比的是誰最公平，誰最能共同富裕，誰最能使人全面發展，誰最能實現可持續發展，誰最講誠信道德。如果將馬克思主義全集看一遍，我們就會發現馬克思哲學本身就不是為斗爭而斗爭的哲學，終極目標還是共產主義，還是和諧社會。

我是個百分之百的科學發展觀的擁護者，我也將終生不折不扣地執行科學發展觀。希望在場的所有同志跟我一道去轉變觀念，去執行科學發展觀。既然中央已將“又快又好”改為“又好又快”，那么我們的發展已從求數量向求質量、從求單一向求綜合轉變。25年前政協委員中的企業代表選的是誰最革命，今天以前的政協委員中的企業代表選的是誰交利稅最多，明天以后的政協委員應比的是誰最公益慈善、誰最有社會責任、最具道德誠信。科學發展觀的新時代已經開始了。

如果思想觀念轉變了，我們就可談第二個問題了，即戰略調整問題。科學發展觀這條路必然涉及到國家戰略的調整，可持續發展戰略有兩個沒做好，第一個是國土整治規劃，第二個是產業發展規劃。前一個關系到我們的城市化，后一個關系到我們的工業化。現在的環境問題都是從前的大布局和大結構問題，新上馬的工業項目從單個上看基本都符合環保，起碼字面上是符合環保的，但是擠在一起，這個地方環境與資源是不是能承載得了，就需要對這個區域的規劃進行環境影響評價。我們如今卻只有單個項目的審批權。

未來大工業和大城市的規劃制訂，必須打破行政區劃，根據不同地區的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的容量總量，制定不同地區的發展目標，再根據不同地區的發展目標制定不同的考核體系，再根據不同的考核體系制訂不同的經濟政策與責任機制。在這考核體系中，環境評價是主要考核指標。有些部委已經開始這么做了，比如人口計生委提出根據人口總量來劃分，如人口限制區、人口疏散區、人口的聚集區等等，我們環保也在做規劃環評，根據不同的區域，根據生態環境來設定不同的開發區域。其實這些戰略規劃應由誰做？當然應由宏觀經濟部門做。可很多部門都正在熱衷于審批。目前，我國在立法體制上存在不少問題，因為立法的和執法的全是一撥人。爭那個法就是為了爭那個權，爭那個權又是為了爭那個利，由此陷入了惡性循環的行政泥潭。上面把該管的宏觀規劃變成微觀審批，而下面則把該管的微觀事務變成雄心萬丈的戰略規劃，使各區域間劃地為牢、以鄰為壑、重復建設。這便是典型的“宏微倒掛”。

比方說內蒙的鄂爾多斯相鄰四個省，根據不同行政區劃，建成了完全相同的煤化基地，而幾個不同的大能源公司到那里又上馬了一批內容重復的產業項目，下面那些市縣又成立了數以百計內容重復的相關企業。這種無序，這種浪費，這種分割，正說明這是一個大決策、大規劃、大體制問題。宏觀部門當然要重新系統地去制定戰略規劃。戰略規劃一旦調整，我們就可談第三個問題了，即政策和體制問題。政策上首先需要創新干部考核體系，就是一個新的干部考核體系中應該加上什么新內容，我們絕不能再僅憑著GDP和政治口號就提拔干部，這個“官場潛規則”必須打破。我們要提倡綜合指標，綜合指標必然產生綜合干部，綜合干部必然產生綜合業績，綜合業績必然產生綜合國力。

其次是制定環境經濟新政策。誰都知道環境和經濟“雙贏”的路，比如新能源，循環經濟等等，但是有一點沒有算出來，就是我們在人均2000美元的時候走人家人均8000美元才走的路，我們的發展速度會降多少？我們的財稅能否支撐得住？經濟轉型成本究竟有多大？至今，還沒有一個部門，一個機構、一個組織認真去算過。由于沒有人算，中央就處于兩難而下不了決心，一系列政策也就沒有辦法出臺，比如生態環境稅，比如高耗能懲罰、新能源鼓勵的政策，比如區域平衡的生態補償等等。我個人認為，這新能源與循環經濟的路還必須勒緊褲腰帶下決心提前走。為什么呢？一是國情所迫。二是即便降些速度，只要能在若干年后實現全民族的可持續發展，也很值得。三是還會有其他收獲，比如能帶來新的就業，帶來科技的創新，帶來外交的主動，帶來人體健康和社會穩定，帶來社會主義一系列新指標的建立。

最后再說一下體制問題。我們如今最頭疼的問題就是職能交叉與權責不明，這頗具中國特色。我原來在體改辦當副主任，國務院領導批示我們研究一下“注水豬”問題。我說太容易了，定幾條標準來限制市場準入不就成了嗎？后來才發現，居然九個部門跟這頭豬有關系，九個部門吵得暈頭轉向，因為這關系到各部門的切身利益。光相關法律就有那么厚一疊，至今這個問題也未根本解決。我在國資局時，九個部門管國有資產；我在技術監督局時，七個部門管市場。現在環保局，一條河幾個部門，水利部管水，我們管岸上，他們上不了岸我們下不了水，就像那首歌，“妹妹坐船頭，哥哥在岸上走。”大家都在搶權，但一出事兒就先找環保，誰叫你全稱叫環境保護局的？國際和國內都統統認為你就是中國環境保護的唯一品牌，中國的環境保護出了事兒就是你負責。再如在沙塵暴的問題上，有不少人批評我們環保部門，說環保工作是怎么干的。其實防治沙塵暴的體制很復雜。草原是畜牧部門管，治沙是林業局管，發布是氣象局管。還有，城市污水建設部管，海洋污染海洋局管，農業污染農業部管。我也不明白，為什么完整的林木水草土氣的生態系統非要人為地分割成不同部門管理。最近不斷有人討論環保局升環境部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名稱很不重要，我不要這個“面子”，我希望給更多“里子”，把分散到各部門的職能盡可能多地統一起來。不讓環保局統也行，誰來統都可以，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環境問題是綜合的問題，必須要有綜合管理的機制，必須達到綜合權能的統一。實在不行就在上面設一個大協調機制，協調各部門的利益關系，并且還應有最終裁斷權。

還有就是地方垂直問題。環保是不是該垂直，我們非常矛盾。根據《環境保護法》規定，環境質量由地方人民政府負責，但是他不負責也沒轍。這時候就需要監管，監管就需要有限垂直，起碼我們要在執法與監測上垂直。行政執法垂直好理解，為什么環境監測也要垂直呢？因為我治不好起碼也能說得清，要讓中央知道真情況。要承擔環境監管責任就要賦予一定的權力，權責利必須統一。

我還要強調一點，我們以后的法律、機制、觀念上一定要扭轉，就是我們對人大、政協、學術界、新聞界、公眾、社團、中介組織等等要有一個良性互動的機制。世界上自從有環保部門出現的那天起，就必然會和所有的利益集團、所有的地方保護主義、所有的傳統生產生活方式、傳統的發展思維發生沖撞。但是中央政府是支持環保的，因為中央政府看到的是全局綜合信息，算的是政治大賬，不會只算局部經濟賬，中央政府會為執政地位、執政基礎算這個大帳。中央反復提出以科學發展觀統領一切就說明了這一點。另外，環保工作是公共事務，涉及全社會方方面面的共同利益。因此環保部門要全面推動全社會的廣泛參與，環保的法規法律應該是公眾參與、維護群眾合法權益的法規，為此要加大環境信息的披露。

最后，我衷心希望環境保護這個隊伍永葆自己的敏銳性與前瞻性，上下一心，富有朝氣，不怕失敗，不計得失，為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推動環境保護的歷史性轉變和環保事業的最終勝利，堅持不懈地奮斗下去。

潘岳，男，1960年4月出生，漢族，江蘇人，歷史學博士，副研究員。

1976年--1982年，在解放軍第三十八集團軍、鐵道兵第十三師服役；

1982年--1986年，任經濟日報資料員、中國環境報記者組組長；

1986年--1988年，任國家空中交通管制局研究室副主任兼機關團委書記；

1988年2月--1988年12月，任北京房山區委外聯處處長兼外經委副主任；

1989年12月-1993年2月，任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

1993年2月--1994年5月，任團中央中國青年研究中心主任；

1994年5月--1998年3月，任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副局長；

1998年3月--2000年1月，任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副局長；

2000年1月--2003年3月，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

2003年3月至今，任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副局長，黨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