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參加了幾次關于“能源戰略”層面的討論。在建設“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的壯心之下，今天，我們更加關注國家發展的戰略大方向、戰略思維、戰略目標以及實施戰略，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在大家討論中，關注的問題層面卻似乎好像盲人摸象，多集中在戰役層面或戰術層面，即便解決了這些問題，也改變不了大局。

那么，究竟什么是“戰略”？什么是“能源戰略”？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

大慶

1953年底，新中國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第一年，開始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地質部長李四光被毛澤東邀請到中南海菊香書屋，向他討教中國石油資源的底數，到底中國有沒有石油？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都在座。毛澤東問李四光：“外國的學者，也包括我們的某些學者，多少年來，幾乎一致認定，只有海相地層才有工業開采價值的油田，而我國大部分是陸相地層，這個問題你怎么看？”

那一年，因為中國人民志愿軍英勇頑強的作戰，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緊緊釘在“三八線”以南。志愿軍的流血犧牲深深感動的斯大林，蘇聯在1950年至1952年底，同意幫助中國設計的改建和新建的，50個建設單位；在1953年同意幫助中國設計的91個建設單位，在1954年同意幫助中國設計的15個建設單位，這就是蘇聯援助中國設計的156個建設單位，其中不僅包括玉門油田的開采，也包括克拉瑪依的勘探和一系列石油化工項目。

斯大林親自點名派蘇聯著名地質學家特拉菲穆克到中國幫助找油。早在1951年春，由蘇聯專家莫依先科率領的中蘇石油股份公司4/51地質詳查隊，奉命進駐克拉瑪依黑油山地區找油。此時，蘇聯開始全面援助中國，提供了3億美元的低息貸款，當時一桶石油的國際價格為1.93美元。中國的石油供應壓力明顯減緩，而就是在這樣一個前提下，毛澤東居安思危，遠見卓識，開始高度關注中國的石油問題。

1921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埃蒙斯教授斷言：“所有的產油地層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是海相地層或與海相地層密切相關的淡水地層。”美國斯坦福大學地質學家E·布萊克·威爾德教授1922年來華考察，回國后發表《中國和西伯利亞的石油資源》論文，結論為：按照“海相地層生油論”，中國缺乏大規模具有工業價值的石油資源。威爾德認為:中國中生代、新生代缺乏海洋沉積，古生代大部分地層不能生成石油，除西部和西北部某些地區外，幾乎所有地質時代的巖石都遭受了強烈的褶皺、斷裂及火成巖不同程度的侵入。這一觀點，很快引發美國地質學界和石油企業的高度關注。

1913年到1919年，美孚石油公司地質師克拉普和富勒在河北、山西、陜西、甘肅、河南、山東、東北和內蒙古地區進行石油地質調查和鉆探，行程12800公里，耗資270萬美元，打了7口探井，均未獲得工業油氣流。富勒在《中國東北部的含油遠景》一文中認為：“中國東北部的絕大部分地區……沒有含油可能性。”在另一篇文章里他認為中國“不可能進行大規模石油開發工作……不可能像美國那樣生產出大量石油。”美國斯坦福大學地質系教授希洛埃1927年在《遠東礦業與工業》一書中說：“中國石油的儲量充其量也不過美國的1%。”美國德士古石油公司經理羅杰斯在1932年出版的《美國實業發展史》一書中斷言：“中國大部分及西藏大山脈……都沒有儲存有開采價值石油的可能。”

1938年，美孚石油公司再度來華勘探，依舊無功而返，威爾德的權威觀點遂被“證實”并形成了“共識”。“中國是一個貧油國”，對此觀點，甚至連占領東北的日軍高層也深信不疑。1940年8月，日本石油公司在東北地區接連打了數十口石油探井后，調查部長大村說：“在滿洲已經很難找到石油了，還是馬上到‘南方’尋找油田吧。”于是，日本軍方和石油公司打消了在中國東北尋找石油的計劃，以至于此后不得不為奪取東南亞石油而偷襲珍珠港發動了太平洋戰爭。直到1949年，中國只有甘肅老君廟、新疆獨山子、陜西延長3個小油田和四川圣燈山、石油溝2個氣田，年產原油僅10余萬噸，石油煉制能力也極為原始，基本上靠從外國進口成品油維持社會運轉。

1952年3月由蘇聯專家捷列肯帶隊，在黑油山地區瀝青丘附近鉆了4口以侏羅系沙巖為目的層的構造淺井。1953年4月完鉆后，各井都有不同程度的油氣顯示，其中最深的2號井在502.6米發生水噴，每日涌油約100公斤，不久停噴。圍繞黑油山地區是否具有豐富油藏，中蘇石油股份公司內部展開了爭論。當時在新疆工作的許多蘇聯專家都認為：黑油山大面積的含油層出露于地面，大量輕質油揮發后形成瀝青丘，說明地下原油已大量散失，油藏已遭破壞，現在留下的只有“氧化殘余油”，不可能形成大規模的石油蘊藏，不具有開發價值。

就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毛澤東將地質部視為黨的地質調查研究工作部，為了解決中國的石油問題，從1952年起就多次請李四光到中南海深談。毛澤東說：地質部是地下情況的偵察部，它的工作搞不好，一馬擋路，萬馬不能前行，要提早一個五年計劃，一個十年計劃。面對領袖的期望，李四光用樂觀的、十分肯定的語氣回答毛澤東說，我國天然石油的遠景大有可為。他說：“我認為外國人那套理論在我們這里可以擱起來了。問題不在‘陸相’、‘海相’，而在于有沒有石油和儲油的條件，在于對地質構造規律的認識。”李四光根據數十年來對中國地質的研究，運用其獨創的地質力學理論，向中央領導人分析了我國的地質條件，說明中國的陸地一定有石油。他大膽建議實施中國石油地質工作“戰略東移”的重大決策。

那是一個“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的年代，曾經被西方列強堅船利炮打的一敗涂地的中國人，在一代充滿理想主義熱情的共產黨人領導下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之后重新建立起對民族、文化和國家的自信心，沒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們改天換地，建設新中國的雄心壯志。李四光告訴新中國的領袖們，“在我國遼闊的領域內，天然石油資源的蘊藏量應當是豐富的。松遼平原、包括渤海灣在內的華北平原、江漢平原和北部灣，還有黃河、東海和南海，都蘊藏有石油。”從不相信“外國的月亮也比中國圓”的毛澤東也堅信中國的石油遠景大有可為。

面對新中國這些“不信邪”，充滿創新思維的科學家們，以及他們為摘掉中國貧油帽子，大膽構想，積極進取的態度激勵了共和國的領袖們。毛澤東不僅支持了李四光，當即根據他的建議，部署了在松遼平原、華北原開始了大規模的石油普查。中國地質學家李四光、黃汲清、潘忠祥、謝家榮等人根據他們的“大地構造理論”和“地質力學”，從地質構造理論創新出發，提出“陸相沉積生油”新理論。認為中國華北的新華夏系地層，大量的沉積地質地貌普遍，存在大規模的油田儲藏。李四光說，依據“新華夏系沉降理論”，中國的石油儲量是豐富的，關鍵是要做好地質勘探工作。

在毛澤東支持下，地質部組織了24個地質隊、18個物探隊、20個地形測量隊、1200多人的石油勘探隊伍開赴全國各地，拉開了新中國石油大普查和“石油大發現”的序幕。在地質部長李四光指揮下，根據地質力學理論，在約200多萬平方公里的中、新生代沉積盆地中內進行了程度不同的石油普查，打了3000多口普查探井，總進尺120多萬米。1959年9月26日，在東北松遼盆地的“松基三井”鉆出了工業油流，發現了中國乃至世界罕見的大油田。為紀念新中國建國十年大慶，將這一油田命名為：“大慶油田”。

“陸相沉積生油”理論在世界石油勘探開發歷史上，毫無疑問是一次與今天的頁巖氣革命并駕齊驅的重大技術革命，不僅增加了中國的石油供應，也增加了全球諸多國家的石油資源。

50年代前期美國石油年產量已經達到3億噸，而中國的石油年產量不足百萬噸，中國要想實現現代化，長遠看，必須解決石油的獨立自主。1949年中國的原油產量只有7萬噸，石油產品消費量僅僅12萬噸，人均267克油；通過與蘇聯的技術合作和引進蘇聯的勘探開發裝備，1959年原油產量達到205萬噸，加上從蘇聯進口的石油產品，當年油品消費量達到505萬噸。新中國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國際環境，缺油直接威脅到中國的主權獨立和國家安全，威脅中國現代化進程，這對于剛剛結束110年國運衰敗，內憂外患，生靈涂炭的中國是難以承受和不可接受的。1959年中國消費原油和成品油504.9萬噸，其中進口原油64.4萬噸，進口各種成品油267萬噸，自產的石油和合成的成品油205萬噸，中國的石油及成品油的對外依存度高達65.64%。赫魯曉夫以此要挾預圖控制中國，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絕不可容忍的。

而大慶徹底改變了一切。1963年12月4日，周思來總理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莊嚴地向世界宣布：中國需要的石油，現在已經可以基本自給。“中國人民使用‘洋油’的時代，即將一去不復返了”。中國依靠大慶石油，從貧油國一躍成為石油出口大國。實際上，1962年大慶原油就已經開始悄悄地出口日本。

開放

《紐約時報》1971年12月19日發表了一則合眾國際社記者羅伯特克雷布的消息《王進喜式人物正在使中國前進》，文中說：“當尼克松總統于明年2月21日到北京去尋求同中國達成某種和解的時候，王進喜躺在墳墓中已是一年多的時間了。尼克松之所以要訪問北京，多半是由于王進喜以及像他這樣的中國人……”

尼克松1971年籌備訪華時，從任駐華聯絡處主任、后來成為美國總統的喬治·布什口中聽說，中國有個石油工人王進喜，被大家尊稱為鐵人，為中國的石油的獨立自主貢獻巨大，尼克松當即表示——很想見一下王進喜本人。他不知道，這個想法，已經永遠無法實現。

這一報道也從另一個角度揭秘了強硬的反共派尼克松，為什么下決心飛躍太平洋與中國緩和關系。二戰之后，美國政府投入1000億美元，在全國修建了6.8萬公里的州際高速公路網。同時，大力普及汽車，使美國石油消費極速上升，到1950年，美國的汽車保有量就已經超過4000萬輛。根據美國能源信息署（EIA）數據，從1945年到1978年，美國的汽油消費增長了467%，柴油消費增長了554%。而石油生產能力從1946年的2.36億噸，到1970年美國國內產能4.8億噸最高極值僅增加了203%，這是美國石油國內產量的天花板，此后的產量再也沒有達到這是水平。那一刻起，美國的各大石油公司和研究機構均認為美國的石油已經達到峰值，產量將隨后急劇下降，生產成本將不斷上升，對外依存度將迅速增加。果不其然，1976年，產量跌回4億噸，1978年對外依存度升至48%，到2008年產量進一步跌至3億噸。

1965年，中國的石油產量1131萬噸，到尼克松訪華的1972年，產量已經升至4567億噸。中國有多少石油？未來能夠出口多少石油？也成為美國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那一階段，美國對石油的擔憂非常嚴峻，石油峰值論甚囂塵上。美國連續設計籌劃了兩次石油危機，一方面是要解決美元的金本位轉折；另一方面，也是要控制中東地區的石油資源，確保美國的經濟社會穩定持續發展。

到1976年，僅大慶原油年產量就突破5000萬噸，跨入世界特大油田行列，而后維持5000萬噸原油產量27年之后，又連續10年實現原油4000萬噸以上持續穩產，創造了世界油田開發史上的奇跡。除了大慶之外，中國還陸續勘探發現了勝利、華北、中原、二連、塔里木、長慶等多個油氣田。1978年，中國原油年產量首次突破1億噸，進入世界產油大國行列。不斷增加的石油產量不僅可以滿足中國經濟增長的需求，還能夠逐漸擴大出口，為國家賺取了寶貴的外匯。

今天，我們將“改革開放”的功績歸功于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沒錯，鄧小平確實功不可沒，但是，誰又是中國總的戰略規劃師？

毛澤東下決心抗美援朝，用包括自己長子在內的數十萬志愿軍戰士流血犧牲，浴血奮戰，換取了斯大林的全面援助，為中國建立了一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但是，這遠不能滿足毛澤東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宏愿。六十年代初，中國毅然決然地擺脫了蘇聯黨對中國政治的控制和影響，堅決走上一條“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

1968年中國從越南撤回十萬防空作戰和戰爭保障部隊，促越南停戰談判；1969年3月，在珍寶島與蘇聯發生軍事沖突；1970年10月，毛澤東在天安門會見美國記者、作家埃德加·斯諾，表達了歡迎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的意愿；1971年4月10日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開展“乒乓外交”；4月27日，中國通過巴基斯坦正式送交美國一份照會說：“中國政府重申它愿意在北京公開接待美國總統本人，以便直接進行會晤和討論。”次日，尼克松決定派基辛格秘密訪華；7月8日，基辛格在訪問巴基斯坦期間，秘密飛抵北京；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抵達北京，開始了他的“破冰之旅”。一切都在按部就班運籌帷幄之中，在毛澤東、周恩來這一系列安排下，為中國此后的“對外開放”打開了大門。

什么是毛澤東敢于同蘇聯老大哥翻臉，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堅持獨立自主的本錢？是什么能讓尼克松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破冰之旅的本錢？什么是我們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暴露無遺之下仍不畏懼敞開門戶的本錢？其實，一切都在不言而喻中。

改革

不僅“開放”要有本錢，改革也是需要有本錢的。改革自上而下，革命自下而上，沒有本錢的改革最終只能是天翻地覆的革命，陷入一場混戰。黨內最資深的農村問題專家之一，農村改革重大決策參與者和親歷者，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有一句非常著名的真是灼見：“世界上的事不在于你想做什么，而在于你只能做什么，不在于你能干什么，而在于你只能干什么。”

由毛澤東提議決定，鄧小平1973年復出，1975年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主持黨、國家和軍隊的日常工作。1975年，鄧小平重新恢復工作伊始，百廢待興。鄧小平首先首先想到的是依靠石油出口帶動經濟增長。他說:“我首先想到的是石油”，“要想進口，我們必須要出口”換匯。他提出，國家必須“盡可能多地出口石油，反過來我們才能得到許多好東西”。

在中美關系緩和之后，西方解除了對中國的禁運和貿易封鎖，70年代初期由毛主席親自批準，向西方國家引進預定43億美元成套技術設備，當時簡稱“43方案”。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聯名向周恩來報送國家計委《關于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建議引進中國急需的化纖新技術成套設備4套、化肥設備2套及部分關鍵設備和材料，約需4億美元。2月5日，經周恩來批示呈報，毛澤東圈閱批準。8月6日，國家計委又正式提出進口1．7米軋機報告，8月21日，毛澤東、周恩來予以批準。11月7日，國家計委再次提出報告，建議進口6億美元的23套化工設備。周恩來批準的同時，要求采取一個大規模的一體化引進方案。1973年1月5日，國家計委提交《關于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對前一階段和今后的對外引進項目做出總結和統一規劃，建議在今后3至5年內引進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

因為中國有了石油，我們可以利用石油來生產化肥和化纖，提高糧食產量，同時節約出大量種植棉花的土地用于增加糧食供應。而進口這些成套設備的外匯，也是來自石油的出口。這一引進是打破“文革”時期閉關自守局面的一個重大步驟。在此方案基礎上國家又陸續追加了一批項目，計劃引進裝備總額達到51.4億美元。利用這些設備，通過國內配套和改造，總投資約200億元，興建了27個現代化的大型工業項目，到1982年全部投產，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

1978年，國家再次簽訂了一批對外引進協議，總額度78億美元成套技術設備。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后，全國人民熱切希望加快國家現代化建設速度，把“四人幫”造成的損失奪回來。1978年6月，時任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了谷牧副總理等出國考察匯報。谷牧提出，我們與國外先進水平已經有很大差距，應當利用當前國外資金過剩的有利時機，擴大對外引進。到會的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紛紛表態支持。華國鋒當即要求，由谷牧組織研究引進措施。3月11日，國務院批準國家計委、建委等部門報告，決定從日本引進成套設備，在上海寶山新建一個年產鐵650萬噸、鋼670萬噸的大型鋼鐵廠，總投資214億元，其中外匯48億美元，國內投資70億元。3月20日。國家計委、建委下達《1978年引進新技術和成套設備計劃》，批準各部門用匯總額85.6億美元，當年成交額59.2億美元。整個計劃實際上達到協議金額78億美元，簡稱“78億計劃”。12月5日，化工部向國家計委和國務院報告，年內同國外簽定了9個化工成套設備引進項目，有大慶石油化工廠、山東石油化工廠、北京東方紅化工廠各1套30萬噸乙烯生產裝置，南京石油化工總廠2套30萬噸乙烯裝置。吉林化學工業公司1套11萬噸乙烯關鍵設備，浙江化肥廠、新疆化肥廠、寧夏化肥廠各1套30萬噸合成氨生產裝置，山西化肥廠30萬噸合成氨裝置。這9個項目包括國內工程投資共需160多億元。此外，1978年簽訂的成套引進項目還有100套綜合采煤機組、德興銅基地、貴州鋁廠、上海化纖二期工程、儀征化纖廠、平頂山簾子線廠、山東合成革廠、蘭州合成革廠、云南五納廠、霍林河煤礦、開灤煤礦、彩色電視項目。以上共為22項重點工程，需要外匯130億美元，約折合人民幣390億元，加上國內工程投資200多億元，共需600多億元。整個1978年，引進項目已經簽約58億美元，相當于1950年到1977年28年中國引進累計完成金額65億美元的89.2％。美元從何而來？就靠我們的石油出口！

從能源供給的增長水平可以看到，即便在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間，除了1967年動亂最激烈的一年能源消費下降了10%，1968年在上一年大幅度下降的基礎僅增加了1%，但從1966~1976的11年間，能源供應能力依然保持了年平均9.3%的增速，這與過去所謂“黃金十年”的數據基本相當，而現在可以靠進口，而那時全要靠自己。能源消費從1966年的1.405億噸標準油當量，增長到1976年的3.282億噸，增長了2.34倍。

中國糧食產量與人均供給量

中國的改革始于安徽鳳陽的小崗村，“包產到戶”曾經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村改革的成功進一步推進了城市的全面改革。1949年，中國農村土地在完全私有化的條件下，全國糧食總產2162億斤，平均畝產只有142斤，人均糧食供給量208.9公斤，全國90%的人從事農業生產，仍不能解決基本溫飽問題。建國后，從1949年到1959年，全國范圍內推廣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政策，全國糧食產量連續九年豐收，糧食產量提升到17000萬噸，人均糧食供給量提高到253公斤。三年自然災害糧食產量曾經一度大幅度下降，但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糧食產量30475萬噸，供給量超過了317公斤。與1960年相比，增加了16125萬噸糧食。1998年是中國糧食特大豐收年，產量達51230萬噸，比1978年增加了68%，人均供給量突破410公斤。而1978年全國化肥施用量884萬噸，到1998年上升到4085.6萬噸，相比增加了462%。我們不能否認包產到戶激發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但是，糧食增產與化肥施用量增加和農業機械化也是直接相關的。

改革開放初期主要農業經濟指標

習近平總書記說，不要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要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歷史是一種傳承，是后人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向上爬的過程。而前人需要為后人提供一個堅實的基礎，給后人更大的旋回空間和選擇余地。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沒有大慶石油的戰略突破，沒有中國石油的獨立自主，沒有大規模出口石油換回外匯，中國的“改革開放”能夠如此順利嗎？

選擇

什么是戰略？原國家發改委能源局副局長、國家能源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白榮春曾經非常好的解釋了什么是“戰略”，他說：戰略就是選擇。國防大學系副主任金一南將軍說，我們今天講戰略，發展規劃，旅游規劃都成了戰略，都叫發展戰略，我們提的任何的規劃和戰略之間最大區別在哪里？就是戰略中的對抗性。我們說在戰略思維過程中始終要面對威脅評估，始終要籌劃力量運用，始終要思考優劣轉換，戰略思維作為謀取優勢，爭奪主導的精神活動。矛盾的對抗始終貫穿于整個戰略過程，戰略思維是一種追求優勢，爭取主導的思維。

不管我們處于什么樣的立場去崇拜或否定毛澤東，他為自己的民族和國家進行的戰略謀劃和選擇，已經成為歷史銘刻于志。毛澤東不受國內外權威束縛，沒有向當年希特勒一樣押寶煤化工和煤制油，而是直接選擇了似乎遙不可及的“石油”，通過動員群眾和解放思想，實現了中國石油的獨立自主，并以此實現了經濟、政治和軍事的獨立自主，為后人的發展創造了巨大的戰略機遇和發展空間，數據已經可以說明問題。今天，我們要建立“美麗中國”和“生態文明”，我們必須再進行一次戰略層級的歷史性選擇。當年，毛澤東為新中國工業化選擇了正確的能源戰略突破口；今天，我們需要為美麗中國的新型工業化，為生態文明的普世價值選擇新的能源戰略的突破口。

今天的選擇，已經不是中國自己的問題，因為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在這一個時代變革的轉折點上不得不進行選擇，成敗與否，在此一舉。胡錦濤同志曾經說過，“縱觀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人類文明的每一次重大進步都伴隨著能源的改進和更替。”能源是文明的基礎，只有一個堅實正確的基礎，我們的文明才可能高聳云天。（2013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