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風電與光伏發電在全球仍舊保持著快速的增長，同時成本已經取得了大幅度的下降。與傳統能源發電成本的差別，已經不是“量級”上的差別，而是程度上的差別。當然，程度上的差別仍舊是差別。由于需求波動性的存在，最優的傳統電源結構必然是多元化的(基荷用可變成本小的，峰荷用投資成本小的，比如天然氣單循環)。可再生能源要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成本的進一步下降是一個必要的前提。

一個重要的問題在于下降到什么程度，我們才可以說可再生能源的競爭力已經超過了傳統能源，不需要政府政策去干預，實現市場競爭環境下的自主發展。投資者關心可再生能源的競爭力問題做投資決策;政府關心未來補貼是否需要以及需要多少的問題;經濟學者關心風電的波動性意味著何種的經濟成本;工程師關注可再生能源并網(超越接入成本)的總體成本。所有這些，都指向同樣一個問題。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考慮可再生能源自身的成本變化。這系于未來的技術進步，而這存在本質上的內在不確定性。

其次需要考慮傳統化石能源面臨競爭情況下的動態調整。能源市場從來都是聯動與存在互動影響的，甚至與整個宏觀經濟要素的流動(資本、人力等要素存在稀缺性)相互動。這系于傳統能源的成本(短期與長期存在本質的不同)，以及可再生能源的投入要素成本，特別是資本成本、原材料成本等(比如鋼鐵、銅、硅料等)。

可再生電力與傳統可控電力間市場價值的差異是什么?對于消費者而言，電力往往是均一的產品，不需要區分是煤電還是可再生發電。但是從供應側來說，由于出力的時間、空間與靈活性都有所不同，供應的往往并非一種產品。這樣，基于長期平均成本的比較就缺乏統一基準，屬于比較蘋果跟橘子的價格。在可再生能源日益增多的情況下，這種異質性將必須考慮，也就是涉及可再生能源電力市場價值的討論。

過去的大部分討論，特別是產業界與決策支撐機構的討論，基于一個靜態的能源市場討論第一個方面的比較多(比如煤電目前標桿電價3毛，那么風電/光伏降到3毛，二者就平價了)。本文的內容，將聚焦在第二與第三個方面，特別是考慮能源市場的短期動態調整(很簡單，風電降到3毛，能源市場的供需情況、價格水平必然發生重大變化，煤電不大可能會是3毛，這種“坐以待斃”不會在市場中出現)，與發電價值上的討論，從而對可再生能源平價這個問題給出洞見與公共政策方面的含義，特別是涉及補貼政策。

“平價遐想”

從2015年開始，全球范圍內的可再生能源項目，特別是光伏發電與海上風電招標的低價頻出，風電光伏低至50美元/千度電的水平，大幅低于了之前的預期，從而大大激發了平價遐想(圖1)。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包括南美、中東等非歐美國家，招標政策大幅擠壓了生產商的利潤邊際，最終的中標價格都與通常認為的煤電與核電的度電成本可比。基于典型項目的長期平準化成本(LCOE)的測算，通常也會顯示這一點。2008年算起，光伏的發電成本下降了80%，而風電也有30%以上。

2017年，德國開展了第一輪海上風電招標，除了一個業主中標6分/kWh的補貼之外，其他的三個項目都以零補貼中標，也就是項目業主直接面對競爭性市場的批發電價。值得指出的是，這些項目都是2025年才需要完成的項目，并且可以在2021年之前反悔。

分析這些“平價”項目取得的原因，技術的進步肯定是一方面，但是與此同時，資金成本的優惠、相關企業的戰略性市場行為、招標機制的競爭性作用，以及項目本身的一些特性(比如特別豐富的資源條件、遠期靈活安排等)無疑也是相關的。這方面，需要高分辨的項目特定的分析。

終端電價的“平價”

這方面存在于屋頂光伏以及戶用光伏方面。由于居民用戶的電價水平一般較高(我國是個例外，這在降低居民直接電力支出的同時，不成比例地造成了全社會福利的無謂損失)，存在光伏發電與電網電的價格比較。這是一個相對發電成本比較，更容易實現的“平價”目標。

“脫負荷”的光伏自我滿足，以及“net-metering”方式與電網的交互方式，往往并不意味著不需要電網了，而是使用了電網，但是并沒有支付相應的電網成本。因為電網必須隨時在線，提供用戶無法自我平衡時候的電力連續性服務。此外，由于終端電價往往包含著各種服務于社會與財政目的的稅收與費用，這種比較也默認自發電免除了這些社會義務。

可以說，這種“平價”具有心理預期上的里程碑意義，但是卻無法提供電力成本與競爭力方面的任何含義。除非消費者加裝大容量儲能，從而從“脫負荷”完全過渡到“脫物理電網”。

補貼焦慮催生的“平價預期”

2008年以后，部分南歐國家對已建成項目違規，西班牙、希臘等國補貼不起，不再支付承諾的補貼，讓很多項目投資者投資損失巨大。回到我國，補貼賬戶的缺口也早已經不是新聞。

然而，我國可再生能源附加不能上漲是很令人費解的。其附加水平還不足整體電價水平的3%。這部分補貼是收于電力消費者，建立專門賬戶，用于可再生能源發電，不同于服務于一般社會目的的稅收，并不能稱之為“財政補貼”。

不知道出于何種原因，補貼的水平不能上漲成為一個政治目標。這種情況下，如何解決這一發電成本的差別，也就是促成“平價”成為一個直接關切的目標。

在政府文件中，多次出現了“到2020年，風電項目電價可與當地燃煤發電同平臺競爭，光伏項目電價可與電網銷售電價相當”等預期性目標，并且在2015 年確定了具體的成本下降的時間表。面對技術進步與市場的不確定性，特別是火電負外部性內部化的程度，這種隨時間自然下調電價的安排缺乏一定的彈性，在面臨新的信息時也缺乏改變的靈活性。

從可再生能源本身來看，其技術進步、規模效應、上游設備競爭程度加劇會導致發電成本的下降，但是同樣有一些因素是可能導致成本上升的，其中典型的就是原材料價格。2005 年至2008 年，世界風電整機價格經歷了一輪明顯的上漲，其推動因素是鋼鐵等大宗商品的價格飛升。目前，能源、礦物原材料在內的價格都處于歷史低位，未來一旦出現上漲，特別是整體通脹如果起來，以上成本下降的時間表就會顯得過于激進，可能損害長期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補貼焦慮”的存在，不是取消補貼的理由，而是需要拓展補貼的資金來源。在本文成稿之際，政府部門出臺了《關于開展風電平價上網示范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于6月30日前申報風電平價上網示范項目。這又一次引發了法律合規性的疑問。到底這種示范是自愿還是強制?如果是自愿，為何能夠給予“全額上網”保證?這是以不參與示范的風電項目市場份額進一步惡化為代價的。如果是強制，那將涉及到可再生能源政策的重大變化，需要修改法律。

基于市場價值的平價

由于過去15年迅速的產能擴張，特別是煤炭與電力方面，產能的嚴重過剩與需求的不振是目前面臨的突出問題。我國現在處于一個能源的邊際成本大大低于平均成本的時代。已建成機組，將往往在競爭中以可變成本去競爭(所以風電價格下降到3毛，也還遠高于這種可變成本)。各種新建機組(意味著需要考慮投資成本)的市場價值(可以理解為避免的能源成本)很低。

但是，現實存在著諸多的行政管制，影響著各種機組自身價值的表達。對于風電與太陽能而言，其最主要的效應在于對市場電價的降低上。同時，這也會減少自身的收益。

當有風有光的時候，電力系統嚴重供過于求，形成的價格(代表其市場價值)極低甚至為負;而當風光不再的時候，系統嚴重的供小于求，價格很高。以年平均來看，風電與太陽能在波動性市場中的收益，將可預見的要小于傳統的可控機組。這種小的程度，會隨著可再生能源的增加而擴大。

因此，這種情況下，風電與化石能源發電，將成為具有明顯區別的兩種產品。在30%的份額下，風電的價值可能只有市場平均電力價格的50%-80%了(圖2)。其市場的最優份額，取決于其自身的成本與其相應價值的比較，而不是彼此間的比較(比如基于度電成本)。

如何貢獻于可再生最終平價?

關注可再生能源平價的理由很簡單。如果可再生一旦變得比化石能源發電便宜，那么不需要任何政策，那么能源轉型，減少污染與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就自然完成了。這將是科學家/技術工程師的功勞。

短期內如果不能平價，那么是不是就不應該發展那么多可再生能源了?答案一般是“不一定”。環境、排放、經濟可持續的約束在哪里，可再生的動態最優份額會顯著的大于其目前的份額。這種發展仍舊是必要的，問題變成了如何探討“可行性”。由于市場價值下降的存在，可再生要平價，需要比之前更深程度與更快的成本下降，或者額外的更有力度的政策。

這種平價的實現，如果需要時間，以及更多的時間，那么“轉型期”，額外政策的介入將是必要的，特別是全局性(economy-wide)的政策，比如碳稅。此外，如何實現平價，從研究開發與經驗積累角度，這種政策也給這兩方面技術的進步提供了明確的信號，可以說是“引發/催化了技術進步”的政策。

當然，社會公眾的需求永遠是個可能的顛覆性因素。如果自愿性的，民眾寧可花5毛/度去消費可再生能源，而不會去選擇2毛的煤電，從而電力不僅在生產端，而且在消費端也成為了一種非均一的產品。“可再生電力”就是比傳統電力酷，那么這個問題也自動解決了。這方面，社會運動與文化成為了關鍵的因素。這在我國的現狀情況下也遠遠不是現實，但是已經出現在北歐等地方的民眾中。

總結與政策含義

對可再生能源的盡快平價，從而減少乃至完全取消補貼，是一個良好的愿望。但是，現在存在的很多預期，在工業與企業層面基于競爭策略的考慮之外，仍舊更多是基于期望的美好愿望，而不是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全面理解。特別是關于技術進步不確定性、短期競爭動態以及電力價值(而不是成本)的理解。

可再生能源享受超額補貼，是不公平，但是基于社會總體動態最優的價值標準，其享受補貼來積累經驗，促進技術的持續進步，往往是公正合理的。建設性、有擔當的政策制定者往往需要“不公平但是公正”的補貼，而不是淹沒在以“公平”的名義叫嚷取消補貼的噪音當中。

總之，可再生能源是否能夠平價，何時平價，是一個遠比想象復雜的問題。這種平價的確定性僵直目標，需要盡快從嚴肅的政府文件規定中去掉。我國的可再生能源補貼，需要至少保持20年以上，至少到2025年(以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開始實施算起)。這是一種戰略選擇與定力。它可能是錯的，但是從目前來看無疑對整個產業鏈，特別是發電與設備制造行業的可持續發展是風險最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