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多年鈾礦勘查理論與技術的創新發展，核工業二四三大隊在松遼盆地西南部又取得砂巖型鈾礦找礦新突破，初步控制了一條砂巖鈾礦帶，有望發展成為大型鈾礦床。”2017年7月的一則消息見諸國內主流和行業媒體報端，并迅速被各大網絡媒體轉發。“這是繼該地區探明寶龍山中型鈾礦床后又一新的重大找礦成果，將為建設通遼鈾礦大基地夯實資源基礎。”對此，中國鈾業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杜運斌如此評價。

在松遼盆地西南部實現找礦新突破，這也標志著繼新疆伊犁蒙其古爾首個千噸級鈾礦大基地建成后，我國又一個千噸級鈾礦大基地產能建設拉開序幕。

伴隨著我國核電的快速發展，為滿足我國對鈾資源的剛需，近5年來，中國鈾業加強頂層設計，強化核地礦科技創新驅動，聚焦“新模式、新標準、新形象、新效益”四新發展，以“千噸級、超大型”勘查和大基地建設為主線，優化全國鈾礦資源調查評價與勘查布局，全方位開展戰略合作，全力推進我國天然鈾產業轉型升級。

全面布局，為核能發展提供保障

核電發展，糧草先行。我國核電發展的藍圖早已繪就，保障“核電糧食”安全供應中國鈾業責無旁貸，找到大礦富礦既是中國鈾業人的目標和追求，也是責任與使命。

而找到大礦富礦談何容易。早在核電快速發展之初，雖然毗鄰哈薩克斯坦，與哈同處一個鈾成礦區帶，但對于我國是否有大礦富礦，業界一直有不同聲音。

各種質疑聲倒逼中核鈾業要用行動給出答案。中核鈾業開始了我國鈾礦勘查開發的全面布局。頂層設計上確立了鈾礦大基地戰略，勘查主攻重點由南方硬巖向北方地浸砂巖型鈾礦轉移。圍繞科技攻關，鈾礦大基地勘查采冶技術項目、龍燦工程、核心能力提升、鈾礦大基地探采一體化數字化礦山建設等一大批科研項目相繼啟動。

“中國鈾業作為國家鈾礦地質國家隊、主力軍和引領鈾礦開發的主體，一直秉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理念，深入貫徹中核集團科技創新工作總體部署，堅持需求導向、產研對接、探采冶協同攻關，開啟了一系列重點專項。同時，堅持科技創新，致力于天然鈾產業‘中核標準’，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進一步優化了我國鈾礦勘查開發的布局。”杜運斌進一步闡釋道。

5年來，中核鈾業科研體系不斷完善，科研布局更加合理，科研項目取得突破。創立并完善了符合我國地質特征的“疊合復成因成礦理論”體系；數字鈾礦勘查不斷深入，推動“天—空—地—深”勘查技術進入“深地、三維和大數據”時代；CO2+O2采鈾技術實現規模化工業應用；800米大埋深地浸采鈾工程、獨居石綜合利用關鍵工藝等相繼取得突破。

5年來，中核鈾業鈾礦大基地建設全面提速，完成了鈾資源大基地的布局，鈾資源量和天然鈾產能大幅增長，勘探及找礦成果有目共睹，令人振奮，引人自豪。

2012年，核工業二○八大隊在內蒙古東勝皂火壕發現國內第一個特大型鈾礦床，并以此為發端，我國北方伊犁、吐哈、鄂爾多斯、二連、松遼、巴音戈壁、準噶爾等七大砂巖盆地鈾礦地質找礦成果遍地開花，在北方擴大形成了7個萬噸級至十萬噸級的大型鈾資源基地，同期，完成了新一輪全國鈾資源“摸家底”工程，進一步證實了我國鈾礦資源潛力總量，證實了我國是鈾資源較為豐富的國家。

2014年，巴彥烏拉、納嶺溝可地浸砂巖鈾礦擴大試驗成功。

2016年，新疆中核天山鈾業有限公司提前完成蒙其古爾二期工程建設，標志著我國首個規模化、數字化、現代化千噸級綠色鈾礦山全面建成，成為我國天然鈾開發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與此同時內蒙古大基地建設穩步推進，錢家店二期工程提前實現全面達產達標。

2017年，在松遼盆地西南部實現找礦新突破，我國第二個千噸級鈾礦大基地建設關鍵戰役首戰告捷。

5年來，中國鈾業理論科研創新不僅在廣度及深度上拓展，在高度上也堅持不懈努力，不斷取得新進展。

2013年，作為我國鈾礦地質界里程碑式的工程——中國鈾礦第一科學深鉆項目順利終孔，鉆探深度達2818.88米，標志著我國鈾礦勘查已經進入了一個更深更廣的全新階段，填補了我國深度找礦的空白。

2015年，核工業北京地質研究院以李子穎研究員為首的科研團隊在世界上首次發現自然界中金屬鈾的存在，打破了科學界在自然界中沒有金屬鈾的慣常認識，作為我國鈾礦地質及基礎地質研究領域原創性成果，在人類研究鈾這一“迷人”元素的探索道路上又邁出了重要一步，并將我國鈾成礦理論研究推向新高度。

“在以往工作的基礎上，我們有‘冬小麥’的好收成；在新時期‘軍工基石、核電糧倉’的使命擔當上，我們也播種了豐收在即的‘春小麥’，有耕耘的艱辛、也有收獲的甜美。鈾礦大礦的找礦突破和鈾礦大基地的建設也讓人們感受到了我國鈾礦勘探的能力，堅定了我國鈾資源有保障的信心。”回顧5年來取得的科研成果及產能實績，杜運斌如是說。

創新驅動，突破找礦采鈾瓶頸

“科技創新引領是我們實現天然鈾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所在。”在杜運斌看來，這些令人矚目的成果為我國從核大國邁向核強國提供了重要的能源基礎支撐。

“特別值得強調的是，堅持創新驅動、打造核心能力，是中國鈾業轉型發展的內在動力。”杜運斌表示。“一方面是技術突破帶動了鈾礦找礦突破。”眾所周知，由于我國的鈾礦床與鈾資源的稟賦條件不是很優越，我國鈾礦找礦難度遠高于其他鈾資源豐富的國家，技術的突破一直是找礦的瓶頸。5年來，中國鈾業積極摸索，采用多學科、多技術、多方法手段，圍繞區域成礦環境與遠景區篩選評價、成礦遠景區段快速評價等方面完成了15項專題研究，建立了地浸砂巖型鈾礦快速評價技術體系，并得到工程驗證，一大批大型和特大型鈾礦床的探明，確保了鈾礦大基地建設資源保障。

“另一方面，與國際接軌，采用先進的采冶技術是突破的關鍵。”杜運斌強調。中國鈾業經過艱苦的科研攻關，突破了以CO2+O2中性試劑浸出工藝為代表的第三代采鈾技術并實現規模化工業應用，實現了與國際先進鈾礦山水平的對接，成為我國天然鈾產業一次具有深刻意義的新技術革命。該項技術也是我國成為繼美國之后世界第二個成功掌握CO2+O2地浸采鈾技術并已工業化應用的國家。目前，這項技術在我國北方地區已全面推廣應用。據專家介紹，該工藝技術采用CO2+O2作為浸出劑，首次建立了揭示地浸低濃鈾溶液化學行為的數學模型，盤活了我國60%以上的砂巖鈾礦資源。與此同時，疏干礦床鉆孔帷幕注水抬升地下水位技術、多層砂巖鈾礦分層開采技術、多金屬復雜鈾礦分選分冶技術等技術難題相繼突破。

此外，高容量離子交換樹脂、水力切割混氧裝置、工藝廢水反滲透處理等新工藝、新材料和新設備研發成功并投入使用，均為千噸級鈾礦山建設提供了核心技術支撐。

“通過科技創新和技術突破，截至目前，中國鈾業已完成北方鄂爾多斯盆地等7大鈾資源基地布局，完成南方多個重點鈾成礦帶勘查，有力保障了核能發展。”杜運斌說道。而這些階段性成果還只是開端，鈾礦勘查開發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十三五”時期是我國核電發展的關鍵時期，也是中國鈾業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國鈾業將更加重視發揮科技創新引領作用，獲取一批能引領中國天然鈾產業綠色、安全、高效和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技術成果，到2020年落實兩個超大型、四個特大型鈾礦大基地勘查和三個千噸級大基地建設，鈾礦大基地產能將占國內天然鈾產能的90%以上，實現我國鈾礦大基地規模化、集約化、標準化、自動化開發，確保我國天然鈾供應保障能力。”面對未來，杜運斌底氣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