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用了15年時間，在能源轉型，特別是電力轉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可再生能源在德國電力消費中的比例從2000年的6.2%上升到2015年的32.5%。德國現已進入能源轉型的2.0階段，政府設定的目標是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在電力消費中的比例達到或超過80%，可再生能源在終端能源消費中的比例達到60%。

能源轉型必將涉及各方利益調整。那么，德國是如何協調各黨派、各州以及各能源產業之間的利益關系而形成整體國家共識與行動方案的?利益協調的措施和手段是什么?具體落實過程中遇到哪方面的挑戰而又是如何克服的?德國經驗對中國的能源革命有何借鑒?

10月12日，北京國際能源專家俱樂部在京舉辦晚餐會，特邀設計并主導德國能源轉型長達14年(2000-2014)之久的德國能源署前暑長史蒂芬.科勒先生，就德國能源轉型中各方利益的協調問題作了主旨發言，并就與會者關心的問題展開了討論。

科勒先生的主要觀點總結如下：

一、德國的能源轉型有綠色環保的民意基礎，但起因與推動力來自全球兩次重大核事故。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德國就出現了環保主義運動，有人反對建核電站。而且那一時期煤電行業還沒有安裝除塵設施，空氣污染十分嚴重，魯爾工業區等地都有大面積的空氣污染。很多專家開始研究德國的能源結構，并思考這樣的能源結構是否應該優化。

1986年原蘇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發生，核塵埃也漂浮到德國，小孩不能到沙坑里玩，對德國人影響巨大。國內反核聲音大幅增強，倡導“綠色政治主張”的綠黨逐漸崛起，德國開始醞釀能源轉型。

德國是個聯邦制國家，在聯邦和十六個州的每個州都設有議會，進入聯邦和州層面議會的六個主要黨派都參與了能源轉型討論。

在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發生之前，德國的政黨分為兩派。一派是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和自由民主黨，他們主張發展核電;另一派是社會民主黨、綠黨和左翼聯盟，他們要求棄核，實現能源轉型。

2011年的福島核事故是個分水嶺。福島核事故后，德國所有政黨都同意棄核，實施德國的無核能源轉型。

二、德國能源轉型的主要措施是提高能效和發展可再生能源

放棄核電而又要保障電力供應需要大規模替代方案。德國的主要措施有兩個：一是大幅度提高化石能源使用效率，即節能;二是大規模開發可再生能源，逐步替代化石能源。

德國提出的目標是到2050年基本退出化石能源，并在1990年的CO2排放量為基準減排90%。科勒先生認為，德國二氧化碳減排任務在2030年之前由能效提高擔當主力，在2030之后轉為可再生能源做主力。對于巴黎協定所設立的自主減排目標，德國的六個黨派都同意，分歧只是落實目標的途徑。

三、能源轉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協調各方利益最好的手段是公開討論。

德國能源轉型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任務，其影響遠遠超能源領域。能源轉型不僅涉及能源結構的轉變，還涉及煤炭、石油、天然氣、可再生能源等產業間的利益調整。能源轉型不僅是簡單地用風電光電替代核電煤電，不只是涉及能源領域，也不僅僅涉及到黨派之爭，而且影響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經濟發展和就業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甚至工會和教會也會卷入辯論中。

在此情況下，解決問題并協調各方利益最好的辦法是進行開誠布公的討論和協商。政府可以專門召集利益相關企業和其他社會主體，進行公開討論并達成共識。

四、德國能源轉型有贏家，也有輸家，損失最大的還是傳統能源公司的股民。

可再生能源和分布式能源是德國能源轉型的贏家，太陽能、風電和燃氣熱電聯供得到了快速發展。核電和煤電是輸家，德國宣布在2022年全部退出核電，并逐步退出煤電。

面對能源轉型，一些傳統企業積極應對。如意昂(EON)電力公司把業務拆為兩部分，一部分從事傳統能源業務，另一部分從事新能源業務。這些企業成了能源轉型過程中的贏家。但更多的是一些傳統電力企業，他們比較保守，在能源轉型中失去了很多機會。

科勒先生認為，最終承受損失的還是這些傳統能源公司的股民。例如，意昂公司的股價從福島核事故之前的每股約110歐元，下降到現在的約20歐元。

五、能源轉型很難，但主導能源轉型的工作更難

科勒先生透露，在他擔任德國能源署署長，主導德國能源轉型的14年生涯期間，最困難的工作是將政治家們的理想化政治主張變成現實可行的方案措施。他認為，政治家們往往對能源系統的物理屬性不太了解，提出許多不切實際的想法，而政府制定的政策必須要結合實際并具有操作性。他認為，能源轉型不只是政黨或政府的事，最重要的是鼓勵人人參與。

六、德國能源轉型尚未成功，目前面臨三方面挑戰

如果用能源消耗和CO2排放來作為衡量標準的話，德國能源轉型還沒有達到預想的效果，因為這兩者總量的下降都沒有達到早先制定的目標。他認為，目標是否達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方向和過程。

勒先生認為，德國能源轉型面臨以下三方面挑戰：

首先是非電領域還面臨巨大挑戰。德國的能源轉型集中在電力領域，在非電力領域，特別在占德國一次能源40%的建筑物部門，進展不大。德國政府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計劃每年對大約3%的建筑進行節能改造，但實際上平均每年僅完成了0.9%。為了推進建筑節能改造，政府提出了對戶主給予退稅的優惠政策，但這個政策在聯邦和州層面討論了十年，至今沒有通過。

其次是在跨區電力輸送領域。德國北部風力資源豐富，但是人員稀少，電力需求量小。南部人口密集工業發達，對電力的需求量大，因此需要建設南北大容量輸電線路。2006年，德國能源署制定了南北超高壓輸電線路計劃，打算在2015年前建成1900公里的輸電線路，但至今卻只建成400公里。主要原因是沿途居民反對架空線路，而地下電纜的成本則是架空線路的5倍。

第三是能源轉型過程中人性的兩面性問題。一方面，談起能源轉型，絕大多數民眾都舉雙手贊成，但落實到自己身上時卻往往反對或不支持。超高壓輸電線路就是一個例子，另一個例子是購買汽車。在購買燃油汽車和電動汽車的選擇上，民眾更愿意購買燃油汽車。在自駕和公交選擇上，許多人還是傾向自駕。由于近年來油價下跌，民眾購買排量大的汽車數量明顯增加，導致交通領域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

科勒先生指出，德國到2020年二氧化碳減排40%的目標，現在看來是完不成了，整體能源消費這個分母和碳排放降不下來。德國能源轉型的第一階段主要集中在電力領域，接下來德國能源轉型2.0將把更多時間和精力花在非電力領域。

七、針對中國能源革命實踐，科勒先生從德國能源轉型的經驗和教訓出發，提出四點建議

一是要注重和鼓勵創新，不僅是科技創新，還有市場和服務模式創新。因為在能源轉型領域，有很多創新事務，為此一定要建立一個鼓勵創新的機制，讓創新的技術和創新的商業模式容易進入市場。

二是希望國家電網創新建立一種機制，能夠在電源接入電網方面提供競爭機制，鼓勵那些更有經濟效益、更低碳環保、更靈活高效的電源接入。

三是通過交易機制或者碳稅給二氧化碳定價，為減排提供一個經濟激勵框架，通過經濟獎勵措施，大力鼓勵低碳能源發展。

四是要真正重視節能，把“提高能效”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并落實到實處，而不僅僅重視可再生能源。

在問答階段，科勒先生還就以下問題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信息。

關于德國禁售燃油車的傳聞。科勒先生認為，2030年德國停售燃油車只是綠黨提出的黨內建議，并不是生效的政策，而綠黨內部本身意見也不統一。譬如奔馳公司所在地巴登符騰堡州的州長由綠黨成員擔任，他就對這個建議表示反對。2022年奔馳公司停產燃油車也是謠言，他說，宣布2022年停產純燃油車(不包括混合動力燃油車)的汽車公司只有一家，就是中國人擁有其股權的瑞典沃爾沃汽車公司。科勒先生認為，禁止燃油車完全沒有必要，如果電動汽車技術過關并且經濟性好，老百姓會自然選擇電動汽車，而不是通過政府來禁止燃油車。就目前看，電動汽車代替燃油車的技術經濟性還不夠。

關于歐洲核電。科勒先生認為歐洲不會再建核電站，主要原因是缺乏經濟性。由法國阿海琺公司承建的一座芬蘭核電站的工期拖延，建設成本從原來的25億歐元提高到現在的80億歐元。英國欣克利角C核電站的上網電價需要度電12歐分，而新建風電在歐洲的成本只有6歐分/度，風電加上燃氣發電補償調節的發電成本已經低于核電。因此，他認為英國的欣克利角C核電站不會建成。

會上還討論了生物乙醇和煤制油等問題。

德國能源署成立于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宣布能源轉型計劃的2000年。科勒先生被聯邦政府任命為德國能源署第一任署長。在長達14年(2000-2014)之久的任職期間，科勒先生設計并主導了德國的能源轉型，被公認為對德國能源轉型影響最大的專家之一。

北京國際能源專家俱樂部名譽理事會副主席周大地、國家能源專家咨詢委員會原主任徐錠明、國家氣候戰略與國際合作中心原主任李俊峰、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長戴彥德等30余位俱樂部專家出席了會議。俱樂部總裁陳新華博士主持了當晚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