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上，通過技術進步和變革，經歷了三次工業革命。1770年，瓦特發明蒸汽機，開啟第一次工業革命，人類進入了機器動力時代;1880年，愛迪生發明電燈，開啟第二次工業革命，人類進入了電力工業時代;1950年，固態電子元件發明，開啟第三次工業革命，人類進入了信息時代。每一次工業革命，背后都有一個巨大的推動力，使人類發展突破了階段性瓶頸，進入到更寬廣的世界。縱觀以往，前兩次革命的技術突破都來自動力領域，人類分別駕馭了蒸汽動力和電力，工業生產規模和日常活動范圍空前擴大。第三次革命的技術突破來自信息通信技術，使人們的信息交換成本極大降低，世界變得扁平。

那么第四次工業革命將以什么條件為突破，又在何時到來?

前三次工業革命所消耗的實體能量，主要來自燃燒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面臨氣候變化、環境污染等危機，通過新能源替代和引領，倒逼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呼聲一直不絕于耳。

那么，新能源的生產和利用真的能夠引爆第四次工業革命嗎?目前來看還不確定。下面將花點篇幅，對比一下新能源變革的特點和條件，與前三次工業革命質變因素的相同和不同點，以更好地理解和展望新能源變革將走過的征途。

首先是相同點，以新的能源生產和應用技術發展為推動的新能源變革，與前三次工業革命相同，都將對人類社會產生重大戰略和變革意義，稱得上是徹底的革命。人類的每一次變革都是以新舊生產方式的更替為核心，蒸汽機代替了人力，電氣化取代了機械化，微電子開拓了信息時代。每一次生產方式的改變和生產力釋放都是革命性的。新能源革命著眼于工業時代的能源變革，旨在以太陽能、風能等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清潔能源代替煤炭、石油等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傳統能源，這不僅僅是能源和減排技術的創新，也是產業結構和制度的創新，更是人類生存發展觀念的轉變，其深刻影響力足以與前三次工業革命匹敵。

但是這一場新能源的變革也面臨著挑戰，且與前三次工業革命存在著顯著不同的特點。

首先，被動性與主動性。新能源的變革動力與資源、環境危機累積到一定程度的倒逼壓力有很大的關系，換句話說，如果資源、環境壓力沒有大到不得不改變的程度，還有茍延殘喘的空間，或者說出現了暫時的緩解，都會影響到這場變革的持續推動力，倒逼式的壓力傳導路徑決定了這是一場被動的變革。比如，上上下下都說要防污染抓治理，但實際情況往往是只污染不治理、先污染后治理、或者邊污染邊治理，治理和改變十分滯后。低碳發展和新能源變革，要求我們在前幾次工業革命所取得物質積累與生產條件的基礎上，對既有的生產、消費方式進行變革，隨之而來的將是自我革命和犧牲的“陣痛”，如成本的增加、落后產能的淘汰、消費主義的抑制等等。

而以往的工業革命與之不同，具有主動性的特征，比如蒸汽機革命的爆發，以及電氣化變革，都增強了人類社會對煤炭、石油、鋼鐵、原材料以及土地等資源的利用能力，進而擴大了消耗、增加了排放。這種擴張有利于人類以更快速度從大自然中獲取資源，給人們的生產、生活帶來便利性，從而增加了人類的滿足感。信息革命更是如此，通過技術便利，促進互聯互通，使得短時間內人類知識呈幾何級數增長，世界扁平化，從單點連接到多點互通，改變了人類認知世界的多重維度，擴充了知識半徑，增強了人類掌握和運用資源的能力，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生產和生活模式。

其結果是，前三次工業革命正是因為其主動性、增量化和擴張性的特點，使其具有天然的內生推動力，好比多米諾骨牌倒下第一張，其后便會引發連鎖反應。

而被動化變革的特點，來自于不得不為之的倒逼式壓力傳導，新能源變革所對應的外部壓力，如氣候和環境壓力等，都具有顯著的外部性特征，“公地悲劇”中，人人嫌棄霧霾和污染，但卻沒有人愿意為此壓抑和改變自身的生產和消費行為。潔凈的空氣、清潔的能源等成了稀缺的“公共品”，有生產條件的企業供給意愿不足，因為供給這些產品所獲得的內在化收益遠遠小于社會效益。要改變這些“公共品”供給不足的情況，只能依靠政府出場。政府所能利用的，是行政化的政策命令，以及稅收或補貼等財稅手段。為了實現化石能源的“換血”，國家制定新能源發展規劃、明確發展目標、頒布相關促進政策、推出可再生能源配額制、實施考核機制等，同時，還推出系列政策扶持新能源產業的內生競爭力，如可再生能源電價、分布式光伏補貼等。但是，這些政策工具的拿捏和效率往往不好把握。這也是無錫尚德等企業倒下后很多市場聲音指責“光伏是政府吹大的泡沫”的原因。而且，依靠持續輸血才能存活的行業本質上說并不具有真實的價值，這也將對政府政策實施效率和退出機制提出拷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