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7年年底，“大氣十條”第一階段收官，經過五年攻堅，我國環境空氣質量得到了明顯改善。2018年即將開啟第二階段的新征程，為此本刊采訪了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賀克斌。他認為，經濟、能源、環境、生態是一個大系統，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把環保放一邊來搞經濟的做法，肯定會被市場淘汰。對以大氣污染治理為代表的環境治理應有深刻的認識，治霾并不是對經濟傷筋動骨，而是促其脫胎換骨的過程。我們別無選擇，必須要迎難而上，努力去爭取雙贏甚至多贏。

治霾是“脫胎換骨”的過程

——訪中國工程院院士賀克斌

文·本刊記者 王偉

五年攻堅喜與憂

《能源評論》：2017年年初，時任環保部部長陳吉寧曾公開表示完成“大氣十條”第一階段目標壓力很大，一年后的今天，您怎么評價這五年的成果？

賀克斌：從五年維度來看“大氣十條”攻堅目標，可謂有一喜一憂。

喜是現有空氣質量標準的六項指標中有五項指標明顯下降，特別是PM2.5，無論是全國的平均值，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這幾個區域的平均值都有明顯下降。其他幾項污染物指標，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也在下降。從2017年前11月的情況來看，全國平均PM10和PM2.5達到了47微克/立方米和82微克/立方米，實現了30%以上的下降。

憂是夏季的臭氧開始有所上升，冬季的空氣改善還不穩定，難以做到重污染明顯減少。

2017年11月，美國馬里蘭大學利用NASA的衛星信號反演2005～2016年的11年間全球二氧化硫排放濃度，數據顯示，中國的排放量已經開始減少，印度已經替代中國，成為全球二氧化硫排放總量第一的國家。

《能源評論》：在二氧化硫減排領域取得這樣的成績，主要貢獻來自于哪里？

賀克斌：2005年我國實施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以來，二氧化硫排放量一直在下降，自2013年開始實施“大氣十條”之后有更大幅度的下降。這一成績的最大貢獻者是火電廠，今天的火電廠二氧化硫排放總量已經低于1990年前的總量。這背后并不是火電規模出現萎縮，而是大型火電廠越來越多達到超低排放標準，也因此，全國氮氧化物總量從2013年開始下降。

《能源評論》：與2015～2016年相比，北京地區2017年供暖季并未出現嚴重污染，和煤改氣有多大關系？對于此前傳言的天然氣供暖加重霧霾，您如何評價？

賀克斌：說天然氣造成霧霾是無稽之談。首先，在二氧化硫和顆粒物方面，天然氣幾乎是零排放。其次，在氮氧化物方面，天然氣初始濃度不比煤炭高，如果采取技術措施，比如說低氮燃燒控制、SCR脫硝技術以后，可以達到與煤炭超低排放同樣水平。煤改氣明顯減少了硫和塵，沒有增加氮氧化物的排放，這是基本的結論。

空氣當中的水份和二氧化氮，確實會增加產生霧霾的幾率，問題是和大氣正常的含水量相比，燃氣產生的水氣對形成重霧霾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僅以年消費1800億立方米天然氣為基準，產生的氣態水為2800億千克，全部轉成液態水體積是2.89億立方米，假設這些液態水均攤到我國東南部地區的360萬平方千米面積上，相當于0.08毫米/年、0.00022毫米/天的含水量，與大氣當中正常的含水量來比較的話，只相當于27萬分之一。以北京的數據為例，北京1.641萬平方千米范圍內，采暖季燃燒天然氣產生的液態水為15萬噸，也只占大氣中正常含水量的千分之六，也是微乎其微的。

未來天然氣的應用，核心應該是解決有氣用、用得起的問題。有氣用的問題是一個暫時的缺口問題，從長期來看，將來用得起的問題要更復雜。

公眾之惑對與錯

《能源評論》：現在經常會有這種情況，相關機構預報的數據和公眾的感覺是錯位的，對此您怎么解釋？

賀克斌：我曾經問一個朋友，覺得今天空氣質量怎么樣。他說今天還不錯，我說現在的數據是中度污染，當時的濕度是35%，原因是當時的能見度比較好，看起來比較通透。同時，也會出現污染程度并不高，但濕度很大，體感污染很嚴重的情況。這就涉及到怎么區分霾和霧，方法很簡單，兩個動作：抬頭看能見度，低頭看PM2.5數據和相對濕度，如果污染程度不高，但能見度很差相對濕度比較高，說明霧的成分比較重，反之霾的成分較多。之所以老百姓覺得數據和感覺之間有錯位，往往是因為濕度等影響能見度的感受所致。

《能源評論》：關于監測點位的問題，有人認為目前的監測點位事實上并不平均，而且有一些點位在公園里面。民眾甚至希望采取網格化布置，以得到更精準的數據。

賀克斌：如果網格設置很密，肯定比現有的體系要準確，但監測一個地方的空氣質量，在國際上都有一套標準體系，多大范圍內可以設點、如何進行劃分，都是根據常年的氣象和地面數據積累而定，在公園里面設點也是根據標準設立，發達國家如美國也有公園監測點。我們在交通擁堵、最容易產生尾氣污染的點位，比如路邊也有明確標準，并設立了流動監測點，但如何確定比例、標準都是按照規范設立，要擴大或者增設監測點仍需根據技術規范操作。

《能源評論》：對于治理霧霾的一些措施，也有公眾并沒有覺得特別有效，甚至有人認為，很多時候都靠刮風。

賀克斌：有人講治理水污染靠沖，治理大氣污染靠風。應該這樣理解：風是解決問題的因素之一，如果地上控制不住污染物排放，天上就會形成重污染，當一次重污染已經在天上形成以后，只能靠下一次氣象過程的風把它吹走。

我們能做的就是，當重污染過程將要來臨時，通過科技手段預報出來，在此期間每個城市根據氣候條件，以及大氣污染的不同程度，采取不同的預案，發出短時間應急的紅色情報。除了被動地戴口罩、停課，還可以采取臨時減排的措施，比如決定是否采取機動車單雙號行駛措施，哪些工廠可以暫時停工。對于沒有辦法停工，或者停工過程排放更嚴重的企業。比如鋼鐵企業某些工段的窯爐，停爐和再啟動過程中比煉鋼時排的污染物還多，要經過精確測算再采取合理措施。只有長期減排加上短期應急等舉措，才能做到下一次不讓污染產生那么嚴重，再下一次越來越輕，最后做到和氣象條件脫離關系。

《能源評論》：還有一種認識，認為城市建設的高樓大廈，風電場的風機，甚至是植樹造林，會改變風道走向、改變自然。您認為，該如何看待治理與自然的關系？

賀克斌：這些因素都有影響，但先要搞清楚一個原則，這些因素是胳膊還是大腿？在我看來，某些因素連胳膊都算不上，只能算一個手指頭。形成霧霾的根本內因是排放，重要外因是氣象。但外因不僅是風一個因素，還有濕度，邊界層高度等。與因人類利用化石能源造成的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氣象變遷，比如改變了洲際范圍的季風量相比，風電場、防護林建設，城市的風道設置等都有輔助作用，但在排序上達不到減排威力那么大，在體量上還不能成為主要因素。

保衛藍天思與行

《能源評論》：2018年是“大氣十條”實施第二階段的頭一年，我們下一步減排的重點是哪些領域？

賀克斌：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持全民共治、源頭防治，持續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行動，打贏藍天保衛戰。”。從短期來看，冬季重污染攻堅是我們正在努力推進的一項重要工作。從長期減排來看，下一步的方向現在比較明確的至少有三個：一是非電工業，包括鋼鐵、建材和工業鍋爐；二是民用散煤，尤其是冬季供暖燃煤；三是非道路機械的柴油機排放，比如封閉作業場所的重型卡車、吊車，以及港口碼頭停泊的輪船等。

《能源評論》：做出這一判斷的依據是什么？

賀克斌：“大氣十條”正在做跟蹤評估。得出的結果是，我們在頭三年減排當中，較多的是依靠重點行業提高標準改造升級，就是末端治理發力較多。未來發過力的地方再重復發力，就很難得到顯著減少的減排量，所以需要更深入研究，找到效果明顯的領域。

以二氧化硫為例，火電廠每平方千米排放量為0.58噸，但是工業源的排放量是每平方千米4.9噸，是火電的8倍。再有，民用散煤二氧化硫排放量，每平方千米是1.1噸，也是火電排放的2倍。

以PM2.5為例，盡管民用散煤從全年排放量角度并非最高，但如果按四季計算，一進入冬季，民用散煤的排放量貢獻接近50%，這也是現在冬季采暖期，集中發力治理散煤，實現清潔取暖的一個重要原因。

《能源評論》：2017年以來，污染治理的效果有目共睹，但有人認為，這一輪環保風暴對地方經濟有很大的影響，您怎么看？

賀克斌：要解決好天上的污染問題就要減少地下的排放，地下污染物的減排和龐大的工業化體系密切相關，因為我們行業里的技術頻譜可能是世界上最寬的，比如鋼鐵行業，存在最先進的生產線和比較落后的生產線并存的情況。對這些落后產能的治理，大家經常喜歡用“傷筋動骨”來形容，我并不這么認為，這就像有人胳膊骨折了，大夫說你咬緊牙我給你接上，你能說不行，必須不痛還要接上嗎？正確的觀念是，環保治理會倒逼經濟實現“脫胎換骨”，形成一個新的經濟常態，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新經濟不是留在那里，等你來領取的禮物，而是要積極爭取才能獲得。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短期如果空氣質量改善不給力，市長就可能被約談。長期來看，如果仍然抱殘守缺，留戀落后產能，有朝一日一旦市場沒有了，環境也沒有了，很可能是雙輸的結果。

現在我國人均GDP已經達到8000美元，按照庫茲涅茨曲線到了環境質量必須要改善的時刻。十九大報告提出要設立國有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和自然生態監管機構，未來環保工作會越來越落實。經濟、能源、環境、生態四個英文單詞都是E打頭，這四個E是一個大系統，在經濟轉型中，能源、環境、生態密不可分，把環保放一邊來搞經濟的做法，肯定會被市場淘汰，我們別無選擇，必須要迎難而上，努力去爭取雙贏甚至多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