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由“吃飽穿暖”向“青山綠水”轉變，但當下國內生態環境壓力仍存。

“從另外一個意義上來講，我們吃飽了穿好了小康了發展了以后，可能面臨著另外一種貧困，那就是空氣質量不達標的貧困——生態貧困。”劉漢元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認為，為更有力保障全體國民的健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和環境可持續協調發展，我國迫切需要且完全有能力像今日的扶貧攻堅那樣，充分發揮政治和體制優勢，用5到10年時間，再一次實現空氣、環境和生態的徹底“脫貧”。

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推進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要實現這個目標，推動能源結構調整必不可少。在劉漢元看來，以光伏、風能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是我國在全球最具競爭力的戰略新興產業，也是打好“生態脫貧”攻堅戰的重要基礎。

據介紹，經過十多年的發展，中國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風能、光伏發電實現了從一路追趕、齊頭并進到全面超越的華麗轉身，在技術、規模、成本上已全球領先。

“過去十年，光伏發電的系統成本大約降低了90%，由原來的每千瓦幾萬塊錢降到現在的五千塊錢左右，而且每年技術不斷提高，成本還繼續保持較快的下降速度。預計三年左右的時間，就可以在發電端實現平價上網，也就是說，實現大部分地區5毛、4毛、3毛的光伏發電完全成本，不再需要補貼。”劉漢元舉例說。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在光伏產業向縱深推進的過程中，一些問題也成為了阻礙產業長期、健康發展的攔路虎。

劉漢元認為，在過去五到十年，產業鏈上中游新增產能不斷增加和更替，有效帶動了技術不斷革新和改進，設備不斷迭代升級，促使成本大幅降低，使得中國光伏產業贏得了全球發展先機及絕對的規模和成本優勢。因此，產業適度規模化發展，促使設備、技術的不斷更新，是光伏成本不斷降低的關鍵因素，無論集中式還是分布式都應在條件具備時停止指標管理，倘若一味用指標壓制發展規模，成本下降速度將大大減緩。

因此，他建議，摒棄用指標壓制發展規模的管理思路，讓光伏產業在市場化機制下發展，進一步落實國家能源局下發的《關于開展分布式發電市場化交易試點的通知》的精神，促使更多購電方和發電方直接市場化交易，以及光伏電力消納和去補貼的完成。同時，建議通過競爭性招標的方式，讓企業充分接受市場考驗，達到優勝劣汰的效果，并引導產業向規模合理化方向發展。

補貼資金是光伏行業面臨的另一大問題。根據財政部的統計，截至2017年底，我國可再生能源補貼缺口已達到1000億元，其中光伏補貼缺口已占到近一半份額。

不過，劉漢元認為，全面實現平價上網的曙光已經出現，補貼并不會無限擴大。清華大學能源互聯網創新研究院報告顯示，我國光伏發電更大規模應用后，在2020年前后即可實現平價上網、不再需要補貼，此前已建成項目的補貼將在2022年至2025年間達到峰值，補貼金額在1000億元至1750億元之間。

他建議通過市場化機制或者政策性措施解決光伏補貼資金問題。具體而言，市場化機制方面，建議全面推行碳稅政策，同時輔之以“綠證”制度。

劉漢元給《經濟參考報》記者算了一筆賬，按我國每年消耗40億噸煤炭計算，燃燒這些煤炭將排放100億噸左右的二氧化碳，如對每噸二氧化碳征收10元至20元的碳稅，我國每年可征收1000億元至2000億元資金，將有效解決可再生能源補貼缺口問題。此外，通過收取碳稅還能進一步增加碳排放成本和費用，從而促使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的消費逐漸減少，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生態環境及全球氣候變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