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大型油氣合作項目動輒投資數十億甚至數百億美元，風險把控是項目投資與運營永恒的主題。無論是地緣政治風險、資源國（東道國）政局風險，還是金融財稅風險（主要表現為當地利匯率和財稅政策波動上）、法律合規風險、市場風險等，其最終還是歸結為投資風險。對于油公司（外國投資者）而言，能不能實現巨額投入的按期回收，并取得既定的投資回報，這是第一要務，也是考量一家油公司海外投資運營管理能力的關鍵。

最近一陣子，清泉在關注“一帶一路”地區油氣合作項目的風險識別和應對問題。一個典型的跨國上游油氣合作項目的合同期差不多20~25年左右，大致分為勘探期、開發建設期、投資回收期、穩定經營期以及合同到期退出（或延期）這幾個階段。結合這幾年清泉所了解的國際同行在項目投資和運營過程中遭遇的重大風險及應對案例，本文梳理了在合作項目合同期過程中，容易出現重大風險的四個“關鍵敏感時點”，分別闡述如下。

關鍵敏感時點之一：合同者（外國投資者）取得重大油氣商業發現的時候。稍有實力的國際石油公司一般都愿意從“風險勘探”（或謂“自主勘探”）這一油氣合作項目的“原點”干起。道理很簡單：可以通過較少的投入換取超額甚至巨額的回報。一旦獲得重大油氣發現，其獲得商業油氣的代價往往是低廉的，其桶油發現成本往往是收購現成儲量折合桶油成本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當然，如果沒有取得油氣發現，那么油公司（合同者）的前期勘探投資只能“沉沒”。因此，風險勘探有“十年不開張、開張吃十年”之說。

大部分欠發達的東道國在本國未獲得油氣發現時，往往以“極其優惠”的合同條款吸引外國投資者（油公司或合同者）前來投資，油公司的實力越強，往往拿到的合同條款越優惠，主要是與東道國在油氣收入、利潤分成的比例上占得優勢，這就埋下了東道國“伺機反擊”的種子。項目起始階段和勘探作業實施過程中，雙方基本相安無事。但如果上天眷顧，合同者“發現了大象”（埃克森美孚公司把重大油氣發現成為“發現大象”），往往會震動東道國朝野，這時候，閑話就來了，要求修改合同條款的聲音不絕于耳。而合同者在東道國眼里也由“雪中送炭者”變成了“資源掠奪者”。發現大象后，雙方的合作往往就變得復雜起來，由純粹的經濟問題演變為政治經濟學甚至是國際關系問題。這一關鍵時點，合同者面臨的政治風險突然高企。

近十多年，能夠反映因重大油氣發現而使合同者陷入巨大政治漩渦的案例莫過于一家名為KosmosEnergy的美國獨立石油公司在西非加納Jubilee巨型油田發現之后上演的跌宕起伏的政治博弈大戲了。因朋友推薦，清泉有幸看到了關于Jubilee油田發現后多方博弈的紀錄片。這部名為“BigMen”（大佬）的紀錄片，講述了在Jubilee這一世界級油田（探明石油可采儲量高達10億桶以上）被發現后，圍繞油田控制權和作業權、開發方案設計、投資及收入利潤分成等問題，在加納政府、KosmosEnergy、埃克森美孚等國際石油巨頭、來自中國的兩家石油央企、美國海外反腐敗調查局、以及黑石投資集團和華平創業（WarburgPincus）等諸多利益相關者、監管者、潛在買家、資本大鱷之間上演的“宮斗大戲”，真可謂驚心動魄、高潮迭起。

最終，KosmosEnergy以更換公司總裁、在關鍵合同條款和項目股權比例作出重大讓步的情況下，保住了該油田的作業者地位。當中爭斗的復雜性和結局的戲劇性是KosmosEnergy這家位于美國德克薩斯休斯敦的獨立石油公司管理層在事前無論如何也預想不到的。這足以體現，油公司在重大油氣發現后所遭受政治風險的激烈程度。順便插一句，該紀錄片拍攝上采取了加納和尼日利亞這兩個西非國家場景切換的對比手法，一邊是尼日利亞糟糕的石油產業管理和各路神仙（包括恐怖分子）對“黑金”的爭奪，一邊講述對加納這個尚處于“石油處女地”的國度未來管理石油業的擔憂。

關鍵敏感時點之二：項目建成投產并進入投資回收期的時候。當一個油氣合作項目從項目勘探期順利過渡到開發建設期后，隨著項目開發方案（FDP，fielddevelopmentplan）得到資源國政府批準后，項目便進入實際性大規模開發建設階段。這一階段為期三至五年左右，也是整個項目合同期中投資最為密集的階段，項目總投資的80%左右往往是在這一階段發生的（如果沒有二期或三期工程的話）。項目建設的關鍵是如何把控項目投資、進度、質量三者之間的統籌平衡，個中過程是考驗合同者（油公司）項目管理能力和國際化運營能力的試金石。如果油氣田現場遠離消費市場，合同者一般還要同步鋪設管道到出口終端（港口），或者建設煉廠（或LNG加工廠）等設施，以順利實現油氣資源的市場價值。

以上階段，合同者（油公司）與東道國政府基本相安無事，考驗的還是合同者的內部管理與運營能力。但當合同者費盡周折建成項目、油氣田開始進入生產階段、合同者進入期盼已久的投資回收期這一節點時刻，問題和風險往往“尾隨而至”。這一時點的合同者往往是最為“弱勢”的被動的，一方面，數十億或數百億已經砸進去，能否順利實現回收，還是個未知數。這一時點合同者面臨的主要風險可能包括：一是東道國突發政變、戰爭等“不可抗力”，若發生政變，新上臺的政權一般要與合同者重新談判項目合同，合同者將處于極端不利的地位；極端情況下，一些“無賴”政府可能會沒收油田資產，使得合同者陷入絕境。二是東道國以油氣田項目未達到雙方商定的目標產量水平、項目建設過程中未充分使用當地服務商供應商（所謂“當地含量”要求，localcontent）、項目嚴重超投資拖工期等等為由，強行推遲合同者啟動投資回收的時點，變相提高合同者啟動投資回收的條件。三是如果合同者趕上了國際油價大漲的“好時機”，東道國政府一般還要求重新談判合同，提高政府對石油和利潤的分成比例，遏制合同者過快回收投資。

據《石油即政治》（PrivateEmpire）這本書中講，當年埃克森美孚公司在西非乍得的大型油田項目建成并進入投資回收期時，便頻繁遭受乍得政府的干預和阻擾。好在，埃克森美孚公司實力雄厚、能量強大，通過動用美國政府、世界銀行的力量，“擺平”了乍得政府，順利實現投資回收并取得巨額回報。清泉在想，如果換做一般實力的外國投資者或中國石油公司，恐怕沒有埃克森美孚這么幸運了。

關鍵敏感時點之三：項目產量水平達到高峰，并處于投資回收“黃金期”的時候。這個時間節點更加關鍵、也更加敏感。如果油價適中或者高企，達到高峰產量（plateauproduction）的油氣田項目正成為合同者的“現金牛”，特別是對于礦費許可證或產品分成合同，合同者往往能夠獲得超額回報。這一時期，由于產量規模效應和資本性支出較少甚至沒有的緣故，項目的單位成本（桶油完全成本）處于最低水平，項目的盈利能力最強，這一階段也是投資者回收投資的“黃金期”。

然而，第一時期也是東道國對合同者的“特別關注期”，東道國往往會想方設法通過加征出口關稅、提高本地“義務油”供應比例、收取超額利潤稅等手段遏制合同者過快回收投資，以降低合同者的投資回報率。或者干脆通過一系列“環保稽查”、“勞工檢查”等手段，給合同者扣上“污染環境”、“違反當地勞工法”（證據確鑿、的確違反當地法律法規的案例除外）的帽子，堂而皇之的對合同者開出數千萬、上億甚至數億美元的“天價罰款”，從而變相達到增加政府所得、延長合同者投資回收周期的目的。

國際石油公司實施項目作業過程中，上述的“暗虧”真的吃過不少。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某亞洲石油公司在非洲某資源國由于鉆井作業過程中油污處理不當，被當地社區舉報，再加上西方媒體不實報道和非政府組織（NGO）的大肆渲染，導致以“污染當地生態系統”為由而遭遇政府高達總額十億美元以上的罰款。雖然最終雙方通過談判妥善解決了這一事件，但給處于投資回收黃金期的外國投資者們敲響了警鐘。蒼蠅不叮無縫蛋，特別是在環保、稅務、勞工等方面，不要給東道國留下把柄。

關鍵敏感時點之四：項目合同期結束，合同者即將退出或申請延期的時候。按理說，當合同者履行合同義務已近尾聲、行將退出油氣田項目區塊的時候，應該是合同者“功德圓滿”，合作雙方坐下來喝杯“告別酒”的時候。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合同者這時候依然不可掉以輕心，稍有不當，依然會被東道國政府揪住小辮子不放，非得讓你“出點血”才放你一馬。

處于項目收尾階段并準備退出時的合同者，遭遇到最多的問題就是項目遺留的法律糾紛以及政府以各種問題尚未解決為由“要挾”合同者，往往是以合同者向政府繳納一筆不菲的“項目棄置費”結束合同。政府拿出來說事、出現頻率最多的依然是環保問題，特別是處于熱帶雨林、草原、河流等敏感環境的合同區塊，政府甚至將前合同者遺留下來的問題一股腦地算在現任合同者的頭上。面對政府的強勢，合同者可以訴諸法律程序，但贏的概率往往不大。

上述風險的典型案例往往發生在環保標準嚴格、且擁有豐富合作經驗的拉美地區和發達地區。比如，某國際石油公司在秘魯的項目合同期結束、行將退出時，遭遇數十項當地政府和社區發起的環保訴訟和糾紛，最終以補償一筆數千萬美元的款項“息事寧人”。

以上四個敏感節點或四方面風險是油公司（合同者）在投資運營項目過程中需要特別注意的。當然，清泉絕不是說，必須把東道國政府當“敵人”看，處處防著東道國政府。合同者必須明白，在東道國從事投資和作業，政府才是永遠的老板，取得政府的支持永遠是項目合同順利執行并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

聰明的合同者不到萬不得已，絕不會與政府“死磕”。高明的合同者總是設法通過自身技術和管理優勢，設法提升油氣項目產量水平，設法實現項目可持續發展，把雙方合作的“蛋糕”做大，在保障政府取得“超出預期”收入同時，自己也獲得額外的收益，從而避免了“零和博弈”的困境，實現共贏或多贏。

作者：中國石油集團公司國際部綜合處處長陸如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