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中國可再生能源事業伴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步成長壯大，形成了全面發展的可再生能源開發格局。40年來，中國可再生能源產業以風電、光伏為重點，兼顧地熱、潮汐、生物質等多種形式，實現了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跨越式發展，走過了一條不平凡的成長之路。

法律政策引領可再生能源發展進入“黃金時代”

1986年，馬蘭風電場在山東榮成并網發電揭開了我國可再生能源開發建設的大幕。從165千瓦到1.64億千瓦，我國風電產業發展經歷了3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改革開放頭10年，就是試驗研究、示范先行，可以稱為“青銅時代”。這一時期，可再生能源沒有技術基礎，沒有相關政策扶持，也沒有商業化風電場。我國在引進國外風電機組的同時，積極推進自主研制工作，處在風電設備研制的起步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末到2006年，就是商業開發、積累能量，可以稱為“白銀時代”。經過10年蹣跚學步，我國風電事業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從1989年到2006年的10多年間，風電產業已經有了一定的技術積累和開發經驗，出現了鼓勵風電發展的政策雛形，出現了商業化開發、公司化運作的嶄新體制。

第三個階段從2006年1月1日《可再生能源法》正式實施開始，風電產業進入大范圍開發、規模發展的“黃金時代”。此后，可再生能源發電全額收購制度(2009年修訂版完善為全額保障性收購制度)、可再生能源電費費用分攤制度、進口關稅和三免三減半等稅收優惠制度等，對風電產業的崛起和可持續健康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

借助法律和政策東風，風電發展猶如雨后春筍。2006~2017年的11年間，風電裝機容量年平均增長率達46%，2017年底裝機容量1.64億千瓦，是2005年底的129倍。

與風電相比較，光伏發電的發展經歷了更加漫長的積累期。1984年，我國第一座離網光伏電站在甘肅省蘭州市榆中縣園子岔鄉誕生，裝機10千瓦。經過21年的技術積累，到2005年8月，中國第一座并網光伏電站在西藏羊八井正式投產發電，裝機100千瓦。《可再生能源法》實施以后，光伏產業也逐步迎來了發展黃金時代，特別是2013年國家確立分類光伏標桿電價政策，進一步加快了光伏發電開發進程，光伏發電裝機從2006年底的8萬千瓦增長到2017年底的1.3億千瓦，年均接近翻倍增長，已提前完成2020年1.1億千瓦的發展規劃。

技術進步推進設備制造國產化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風機制造技術幾乎是一片空白。1984年，國家計委啟動我國首臺國產風機設計制造，單機容量只有55千瓦。到1999年底，我國投運風電機組594臺、26.2萬千瓦，其中國產機組只有29臺、0.84萬千瓦，并且這些國產機組并沒有真正大批量生產。進口風機的壟斷，居高不下的機組采購價格，導致中國風電產業化發展舉步維艱。

1999年，我國研制出國產化率達到90%以上的600千瓦風電機組，主要經濟指標達到國際20世紀90年代先進水平。進入21世紀，風機設備制造產業終于完成了由風機整機進口到關鍵零部件進口，再到關鍵零部件自主研發的快速升級，華銳、金風、聯合動力等一大批本土風機制造企業迅速崛起壯大。2007年新增風電裝機中，國產設備占比已達到55.9%，首次超過外資設備;到了2009年，國產化率已達85%以上，0.15萬千瓦、0.2萬千瓦機組基本實現國產化，取代進口機組成為國內主流機型。

2010年以后，國產陸上0.2萬千瓦以上、海上0.4萬千瓦等多種機型先后問世，并大批量生產投入市場。在2017年中國新增風電裝機中，本土設備占比超過90%。風機設備國產化進程帶來了機組采購價格的迅速下降，從2006年的6000元/千瓦，下降到今天的3000多元/千瓦，為我國風電規模化發展提供了技術保障。

與此同時，光伏設備國產化也在加速之中。2005年以前，中國多晶硅生產幾乎完全依賴進口。憑借在半導體設備制造領域豐富的技術積累，我國在光伏設備制造領域很快實現突破。經過多年發展，國產設備技術能力已經達到世界領先水平，目前已基本實現國產化。本土光伏設備不僅滿足了國內大規模開發的需求，同時廣泛出口海外，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光伏設備生產國。2017年我國多晶硅產量24.2萬噸，電池片產量68吉瓦，組件產量76吉瓦，產業各環節生產規模全球占比均超過50%。

大基地建設促規模化產業化發展

1994年底，達坂城風電場裝機容量超過1萬千瓦，成為我國首座萬千瓦級風電場。但是由于造價過高，項目無法盈利。風電場規模化開發建設成為實現風電產業化的關鍵。

進入21世紀以后，我國啟動風電特許權項目招標，規劃大型風電基地建設。2003年，啟動第一批風電特許權招標，華睿投資集團和廣東粵電集團分別中標江蘇如東一期10萬千瓦項目和廣東惠來10萬千瓦項目。2007年底，第二批特許權招標項目之一———龍源電力中標江蘇如東(二期)15萬千瓦項目投產發電，成為全國投產的首座大型特許權風電項目。

此后幾年，國家相繼啟動多次特許權招標，風電開發逐步由“游擊隊”向“正規軍”轉變。風電場在規模化開發過程中，土地開發、電網架設、配套設施的集約化利用帶來了建設成本的下降。風電大規模開發也促進了廣大業主的投資熱情，除了國有大型電力能源企業之外，地方國資企業、各類民營企業和風機制造企業等紛紛進入風電領域，投資風電的主體呈現多元化發展。

2008年，國家發展改革委提出在內蒙古、新疆、甘肅、河北、江蘇和吉林建設6個千萬千瓦級風電基地的目標，進一步加快風電發展速度，風電產業在短時間內迅速向規模化、產業化發展。2008年風電裝機突破1000萬千瓦，2009年突破2000萬千瓦，2010年突破4000萬千瓦，先后超越丹麥、德國和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風電大國，創造了風電發展史上的中國速度。

“十一五”后期，光伏產業也逐步進入大規模開發進程。2007年以前，我國光伏產業還處于示范階段，2006年全國光伏發電裝機僅8萬千瓦。2009年以后，兩期特許權招標大大加快了集中式光伏電站開發進程，“金太陽”和“光電建筑”工程推動了分布式光伏市場。2009~2012年，我國光伏裝機連續4年同比增長超過100%，其中2010和2011年超過200%。“十二五”以來，光伏產業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勢頭，近5年來裝機容量平均增長率達到82%，其中2017年新增5306萬千瓦，超過2016年以前的裝機容量總和。今天，我國已成為世界光伏第一大國。

其他可再生能源也分別取得了突破。截至2017年底，全國共有30個省(區、市)投產了747個生物質發電項目，發電裝機達到1476萬千瓦。全國最大地熱電站裝機容量2.728萬千瓦，位于我國西藏羊八井地區;全國唯一的潮汐電站———溫嶺江廈潮汐試驗電站位于浙江溫嶺，總裝機容量4100千瓦，這兩個電站目前還在運行中。地熱和潮汐發電在我國尚處于探索階段，為可再生能源資源全面綜合利用起到了積極的示范作用。

轉型發展開拓新興藍海市場

“十一五”期間，風電、光伏發電等可再生能源產業在蓬勃發展的同時，也遭遇了瓶頸，局部地區消納和送出出現困難。2010年以后，“三北”地區棄風、棄光問題開始顯現，項目核準難度加大，經濟效益出現下滑。

面對限電困局，風電產業開發重點開始向中、東、南部地區轉移。與“三北”地區相比，內陸低風速、山區高海拔地區風資源條件、風電場建設條件相對較差。能否開拓新的風電市場，決定了風電產業未來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2008年底，全國首座山區高海拔風電場———華能云南大風壩4.8萬千瓦風電場投產發電。2011年5月，全國首座大型內陸低風速風電場———龍源安徽來安20萬千瓦風電場投產發電。這兩座風電場的成功建設，對中國山區高海拔和內陸低風速省份的風能資源開發利用具有重大的示范和引領作用。隨著大葉片、高塔筒技術的應用，更大范圍的高海拔和低風速地區風資源具備了可開發價值。

與此同時，風電產業開始進軍海上。2009年9月，龍源如東海上(潮間帶)試驗風電場首批兩臺1500千瓦風力發電機組并網發電，實現全球潮間帶風電零的突破。同年6月，上海東海大橋10萬千瓦海上風電項目投產發電。

海上風電施工技術也隨之突破，龍源電力創新并成功掌握了大直徑單樁基礎等海上風電核心施工技術，大大提高了海上風電基礎施工效率。同時，遠景能源、上海電氣、重慶海裝等風機制造商分別研制出4兆瓦、5兆瓦等大容量機組。施工技術的進步和適用機型的推出，使海上風電規模化發展成為可能。

“十三五”以來，我國海上風電產業規模化發展進程逐步加快。截至2017年底，我國海上風電投產容量達278萬千瓦，僅次于英國和德國排在世界第　 三位。到2020年底，預計中國海上風電裝機將達到500萬至600萬千瓦，超額完成國家發展規劃。

同樣得益于設備制造技術水平的不斷進步，10年來光伏發電造價下降了90%。2018年，光伏組件價格降至2500~2800元/千瓦，大型集中式光伏發電項目整體造價降至6000元/千瓦以下。近年來，光伏發電從青海、內蒙古、西藏等光照資源大省擴展到中、東部十多個省區。截至2017年底，我國投產集中式光伏10059萬千瓦，分布式光伏2966萬千瓦，實現了集中式與分散式并舉發展。

改革開放40年間，可再生能源產業的蓬勃發展，為我國經濟協調健康發展作出突出貢獻。可再生能源產業已經成為內蒙古、新疆、黑龍江、甘肅、青海等風、光資源大省的支柱性產業之一，在拉動經濟、就業和貢獻稅收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另外，可再生能源的替代作用日益顯現，清潔能源消費比重持續增加，將繼續為建設美麗中國作出重大和歷史性貢獻。隨著開發成本下降和儲能技術成熟，可再生能源將由替代電源逐步轉變為主力電源。樂觀預計在2030年左右，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將全面低于化石能源，屆時清潔能源消費將成為人類完全自發的選擇。(作者：謝長軍，原中國國電集團公司黨組成員、副總經理;馮洋，山東龍源風力發電有限公司海上項目開發部主任;茍慧智，國家能源集團公司黨組辦公室(董事會辦公室)政策研究處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