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確定富余電量基數，降低月度用電增量數量限制。交易用戶以前三年平均用電量為基數，超出基數的富余電量，享受富余電量電價政策。并推動進一步擴大富余電量政策適用范圍試點；完善豐水期低谷時段棄水電量交易政策。設定棄水電量交易價不高于富余電量最低限價。建立水電企業參與棄水電量交易的激勵約束機制。

3月22日，四川省發改委發布《貫徹落實<深化四川電力體制改革的實施意見>2019年度工作方案》（川發改價格〔2019〕（以下簡稱“方案”）。方案提出，進一步擴大和創新電力市場化交易、實施分類支持性電價政策、加大電能替代工作力度、推進水電消納產業示范區試點等。

記者注意到，方案對水電的用電量、電價、消納等做出了說明，并提出完善豐水期富余電量的政策：四川省內電力市場化交易實施方案中，合理確定富余電量基數，降低月度用電增量數量限制。交易用戶以前3年平均用電量為基數，超出基數的富余電量，享受富余電量電價政策。并推動進一步擴大富余電量政策適用范圍試點；完善豐水期低谷時段棄水電量交易政策。設定棄水電量交易價不高于富余電量最低限價。建立水電企業參與棄水電量交易的激勵約束機制。

外送水電最難消納

今年年初發布的《2019年四川省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2018年全省水電裝機容量達7674萬千瓦，2019年，四川省將加快推進水電外送第四回特高壓通道，以電力體制改革為重點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建設水電消納產業示范區。此外，《四川省人民政府關于印發四川省打贏藍天保衛戰等九個實施方案的通知》也提出，到2020年，四川省水電裝機達到7900萬千瓦。

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秘書長張博庭認為，對于四川、云南這種水電體量大的省份，省級出臺的水電消納政策只是低層次的解決方案，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問題，要想真正解決能源的轉型、消納，要從國家層面轉變思路，并出臺政策。

“當初發展水電、風光、可再生能源，實際上是為了能源轉型，而轉型要減少傳統能源。目前我國普遍沒意識到轉型需要兩個步驟，發展可再生能源只是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還需要傳統能源逐漸退出。”張博庭指出，從2014年開始，我國出現了經濟新常態，電力需求增速逐漸放緩。“在可再生能源增加的基礎上，其他各種能源增速不變，導致了電力產能過剩問題嚴重。”

電力產能過剩，加之消納主要依靠外送，云南和四川水電消納問題遲遲難以解決。一位水電行業人士分析，依靠外送的水電是最難消納。

“由于水電具有經濟性、靈活性優勢，在省內交易情況還算樂觀，一般本省水電不會被棄。但對于受端省份來說，外省水電和本省火電相比就不占優勢。如此一來，就形成了全國電力產能過剩的局面，由此連帶火電機組也相應陷入困境。”上述水電行業人士表示，“在煤電承受巨大壓力的同時，跨省水電失去了相應的鼓勵和支持，最終造成云南和四川兩省嚴重棄水。”

市場化手段可緩解困境

記者從業內人士處了解到，雖然四川省的方案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水電的消納問題，但深化電力體制改革，仍是解決當前困境的一種手段。

張博庭認為，市場化實際上是一種解決能源配置問題的手段。“市場化不是放開價格，隨意競爭，而是要把政策通過市場化手段體現出來。”張博庭表示，“比如鼓勵風光的稅收優惠政策、有些國家征收碳稅等方式，都是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實現資源最終優化配置。”

業內人士分析，保證能源供應、實現能源轉型，解決能源經濟性問題是能源產業可持續發展的三大目標。而市場化只能解決能源的經濟性問題，能源供應及結構問題無法單純依靠市場化的方式解決。“對于能源電力行業而言，經濟性只在第三位。所以要解決能源的問題，市場化只是一種途徑，要通過這種途徑實現最終目標。”張博庭也指出，要用市場語言實現調整能源結構的目標，讓我國發展水電的政策得以落地。

據了解，早在2017年，解決棄水問題就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同年國家發改委和能源局連續出臺關于解決水電消納問題的辦法和措施，雖然強勢的政策對解決水電消納問題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消納仍是水電發展的核心問題。

對此，張博庭認為，征收碳稅是一種通過市場機制反映國家能源結構調整的途徑。他表示，雖然目前征收碳稅面臨著煤電企業生存壓力大的障礙，但因為我國煤電行業效益低下源自產能嚴重過剩。產能過剩問題一旦解決，征收碳稅就是一種可行的經濟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