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高端訪談環節現場

2021年1月1日開始，新核準的陸上風電項目將全面實現平價上網，國家不再予以補貼。

5月24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的這則“關于完善風電上網電價政策通知”的背后，是近年來風電產業度電成本大幅下降的現實，也意味著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已逐漸逼近化石能源發電的成本區間。

然而，雖然從2015年起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裝機就首次超過新增化石能源裝機，但就中國而言，化石能源發電占比居高不下仍是不爭的事實。對此，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謝克昌的總結是，“中國能源的形勢用一句話來講，就是化石能源的地位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可動搖，構建清潔、低碳、高效、安全的能源體系仍面臨嚴峻挑戰。”

與此同時，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去年韓國仁川的會議上提出，應將地球2100年前所升高的溫度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而不是此前巴黎協定達成共識的2攝氏度。這意味著對二氧化碳減排的要求將進一步提高。作為二氧化碳排放最重要的來源，煤電、氣電等化石能源如何與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協調發展、優勢互補，盡快形成應對這一壓力的“現實主義”方案，也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

“減排野心與碳排放現實間的脫節”

目前，全球能源變化的節奏和方向釋放出不同的信號：北美進入了新的油氣富足時代，頁巖氣對其油氣市場產生了重大影響；日本則“押寶”氫能，正在向2050年讓氫能成為其主要能源的目標努力；太陽能光伏發電已成為很多國家最廉價的發電方式之一……在這些表象背后，是電力需求的持續強勁增長。國際能源署署長法蒂赫·比羅爾在近日于京舉行的2019年清潔電力國際工程科技高端論壇暨國家能源集團清潔能源國際高端論壇上透露，在經濟增長和數字化的推動下，全球電力需求增長的速度是能源需求增長速度的兩倍，也就是說，能源的世界越來越受到電力的影響。

另外，與節能減排形成強烈反差的是，近兩年來，對化石能源較高的需求不斷抬高全球碳排放量。即便采取了提高能效，應用可再生能源、煤轉氣和核能等多種手段，避免了6.4億噸碳排放，2018年與能源相關的碳排放量仍舊達到了歷史新高。

對中國來說，這一問題更加嚴峻。謝克昌表示，煤炭在中國一次能源中的比例長期以來都在70%左右，經過“十二五”“十三五”的努力，2018年這一比例已下降到了59%，非化石能源占比也達到了14.3%。因此，此前我國政府所作出的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的國際承諾一定可以兌現。即便如此，我國能源發展仍舊面臨低碳利用、提高能效、供應安全等諸多方面的挑戰。

例如，比較各個國家的能源強度（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可以發現，中國能源強度雖然呈下降趨勢，但依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左右、先進發達國家的2倍左右。“這表明我們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謝克昌說。

更值得注意的一點是，2000年以來，我國的石油和天然氣對外依存度不斷攀升。2018年石油對外依存度達到70.8%，天然氣依存度達到43.2%。“而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中國能源消費將持續增長，屆時過高的石油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將會對能源供應安全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形成巨大的挑戰。”謝克昌告訴記者。

針對現狀，法蒂赫·比羅爾的結論是，“目前氣候及減排方面的野心同現實碳排放之間的脫節越發嚴重。減排沒有單一的解決方案：可再生能源、能效及其他包括儲能、CCUS（碳捕獲、利用與封存）和氫能利用在內的技術創新都必不可少。”

“清潔高效利用的煤炭也是清潔能源”

國際能源署（IEA）的數據顯示，目前燃煤電廠產生了總體碳排放的三分之一，且半數電廠的廠齡都不超過15年，因此需要更多政策來支持CCUS、電廠高效運轉及技術創新。“CCUS為氣候目標利用及封存技術提供了重要的‘操作空間’”。法蒂赫·比羅爾說。

謝克昌更是旗幟鮮明地提出：“清潔高效利用的煤炭也是清潔能源”。他告訴記者，如果把天然氣碳排放比作1的話，那石油是1.3，煤炭是1.5。所以從碳排放角度講，天然氣、石油和煤炭都是高碳能源。然而，“現在燃煤發電通過采用超低排放技術，碳排放已然小于天然氣發電，那既然天然氣能被稱為清潔能源和過渡性清潔能源，實現了清潔高效利用的煤炭為什么不能叫作清潔能源？”

國家能源集團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產、火力發電、風力發電和煤制油化工企業。該集團副總經理米樹華介紹，截至目前，集團91%以上的燃煤機組已實現了超低排放；建成了世界首臺百萬千瓦二次再熱超超臨界燃煤機組，綜合指標全球最優；還建成了世界首個10萬噸/年煤化工全流程的CCS（碳捕捉與封存）示范項目。

“發電主力軍和靈活發電主力軍”

2018年全球能源投資達1.8萬億美元。幾年前，美國還是最大的投資目的地，而現在中國已經超越它成為最大的能源投資市場。不過，數據顯示，由于新的燃煤電廠的支出下降，中國的能源投資越來越受低碳電力供應和網絡的推動。

在法蒂赫·比羅爾看來，靈活性是未來能源系統的基石。隨著風能、太陽能在發電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更高的可變可再生能源占比將需要更多的投資以提高靈活性，而這也將成為今年10月1日在柏林舉行的可再生能源系統整合部長級會議的焦點。

在此情況下，煤電作為在過去歷史長河中作出過巨大貢獻的功臣，怎樣扮演好“革命者”和“被革命者”的角色？中國工程院院士黃其勵告訴《中國科學報》，煤電將來會由發電的主力軍變成發電主力軍和靈活發電的主力軍，以支持誕生時間還不太長、不太聽話的可再生能源，以彌補它的不足，并支持能源轉型。

他認為，燃煤發電可用于提高電網調峰能力和對可再生能源的消納能力。“我國有10億千瓦燃煤發電機組，提升其靈活性的潛力高、改造成本低。在未來電力市場中，在調峰電源和蓄能滿足需要之前，煤電既是發電的主力軍，又可為可再生能源發展提供支撐和保障。”

“我相信煤電的未來是美好的。”黃其勵說，“如果把燃煤電廠變成能源綜合利用的清潔能源電廠，就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