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避效應，是許多垃圾焚燒發電廠、危廢處理廠等大型環保項目選址和建設過程中繞不開的難題。破解鄰避困局，單獨依靠項目建設方、地方政府與公眾溝通往往力有未逮。但是，如果有建設性的第三方力量，如NGO(非政府組織)等參與則有可能柳暗花明。近日，由中國環境科學學會主辦，《環境與生活》雜志社承辦，主題為“鄰避風險溝通與風險認知”的沙龍在京舉行，來自多家環保公益組織和媒體代表約30人出席了此次沙龍并積極建言。

11月7日下午，由中國環境科學學會主辦，《環境與生活》雜志社承辦的“鄰避風險溝通與風險認知”主題沙龍在京舉行。本次沙龍由《環境與生活》雜志執行副總編鄭挺穎主持。他在介紹沙龍背景時說，隨著環保事業的推進，我國多地在建設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然而項目地附近居民卻不希望這樣的項目出現在自己的家門口，這就是鄰避效應。要破解鄰避困局，首先要分析其產生的原因，其次要探索解決的辦法，在地方政府、承建企業以及當地民眾之間進行良好溝通，實現互信尤其關鍵。

緩解鄰避效應重在真誠溝通

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科普部副主任盧佳新在致辭中說，通過對全國多個涉及鄰避效應的項目調研發現，由地方政府和項目建設方來向公眾講清楚技術問題并說明排放達標對居民健康無害，這并不足以化解當地居民的心理恐慌以及對項目的抵制，“盡管技術是可靠的，排放是達標的，但一些居民就是不愿意你把項目建在他們家門口，除了基于健康風險的擔憂以外，心理不平衡，希望得到補償也是重要原因”。因此，在化解鄰避效應這方面，地方政府、項目建設企業以及公眾，要避免各說各話，關鍵在于各方的充分信任和溝通。

盧佳新解釋，此次沙龍希望就公眾關心的鄰避效應進行交流，讓公眾從心理上逐漸理解鄰避效應，進而能支持相關項目建設。即便不能完全破解鄰避困局，也要避免讓鄰避效應演變成社會風險，甚至發生群體性事件。

技術過關和信息公開最關鍵

著名環保NGO“綠家園”志愿者召集人，曾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資深記者的汪永晨介紹，她曾參觀美國華盛頓一家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垃圾焚燒廠，負責接待的是一位來自非洲剛果的博士。這位博士演示他們垃圾焚燒廠在污水處理方面的成果——兩杯水，一杯是清水，一杯是經過污水處理的水，看起來是完全一樣的。這位博士說：“這兩杯水都可以直接喝。”博士還指著一大堆中國專家和政府官員的名片說：“他們來參觀我們工藝流程時經常問的就是，‘污水排到河里就行，有必要這么費時費力嗎?’但我們一直如此，技術上的自信，才能讓我們獲得公眾的信任。”

汪永晨還介紹了日本福岡的一家垃圾焚燒發電廠，該廠不僅滿足當地六七成的電力需求，還能利用垃圾來生產化妝品和有機食品，這說明他們的技術完全過關。

此外，在瑞士伯爾尼的垃圾焚燒發電廠，每周四向公眾開放。她曾問這個廠的管理人員，當初建廠時是否遭到當地居民反對，對方解釋說：“我們在建廠之前就與當地居民充分溝通交流，他們很清楚我們廠建成后所使用的技術、排放物等情況。在取得他們信任后才開始建廠，在運營過程中，他們對我們項目有受保障的知情權，也叫飛行檢查權，就是他們的代表隨時可以來廠里檢查生產工藝流程以及排放是否達標等。”

汪永晨還介紹，她在2008年去美國杜邦公司一個化工廠參觀，這個廠建在一個湖區，主要生產鈦白粉。這個廠建了幾十年，廠里的董事長一直堅持每個月有一次與當地居民在教堂附近吃一頓飯，居民自愿報名參加。在飯桌上，居民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包括認為化工廠有什么問題，直接向董事長說出來。她說：“這種溝通機制，是確保這個鈦白粉廠幾十年來沒有發生鄰避效應的重要保證。”

隨后，汪永晨介紹了一種叫“小圓桌會議”的溝通形式。項目相關各方，如生產方、政府代表、媒體和當地居民，大家坐在一起，開誠布公，“不是那種高高在上的單方面發布會，也不是那種參觀式、灌輸式的開放日，就是平等地坐在一起溝通交流。”因為作為生產方的廠長也許就住在當地居民區里，他就是父親、兒子、丈夫等普通居民的角色，他也害怕水、空氣受到污染。

汪永晨說，在浙江就有“小圓桌會議”的成功案例。十幾年前，浙江某市的居民區里開了3家餐館，又污染水又排放油煙，媒體曝光后，當地環保局組織3家餐館負責人與小區居民坐下來面對面交流。飯館老板說，以前只管賣飯菜賺錢，沒想到油煙和水污染讓鄰居們受害這么嚴重。他們于是重新做排水排煙凈化，最后效果讓居民滿意，皆大歡喜，“這說明充分溝通能有效破解鄰避困局”。

鄰避效應的本質在于風險社會

隨后，新華社新聞研究所主任編輯、《中國記者》雜志執行主編張壘在題為《鄰避效應與風險傳播》的報告中指出，鄰避效應背后的核心是風險社會問題。

首先，風險的生產者和承擔者脫節。產生鄰避效應的項目如垃圾焚燒發電廠，其風險的生產者為社會上層，而承擔者為社會底層，由此帶來收益和成本的不平衡。

其次，風險的不確定性。就說垃圾焚燒發電廠，究竟排放多少污染物?會引發何種危害?這雖然只是小概率事件，但會不會發生和有多大危害，對于公眾來說都是不確定的。

再次，鄰避效應的風險具有社會性。鄰避效應的風險在傳播過程中會被改變、夸大，與社會上本來存在的焦慮、不滿等負面情緒疊加，就會產生螺旋形激變，甚至引發社會公共事件。

自媒體和互聯網成為鄰避問題主戰場

張壘隨后指出，現在很多問題出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尤其是一些自媒體，比如公眾號，為了博眼球、爭流量，會把一些原本正常的事件進行渲染夸大。它已經成為鄰避問題討論的主戰場，甚至是環境領域突發事件的背后主要推手。這些自媒體的操作模式是先對現有公開信息進行整合傳播，繼而通過移情來引爆公眾情緒化，最終讓鄰避效應發展成社會公共事件。也就是說，基于互聯網的自媒體生態讓鄰避效應更加復雜。

建立信任并善用傳播規律

張壘接著說，破解垃圾焚燒發電廠等大型環保項目的鄰避效應離不開技術專家、NGO和媒體的共同參與。他認為，在項目準備立項時就要讓技術專家和涉及環保的NGO參與風險評估;隨后要讓專家、NGO與公眾進行溝通;最后讓專家、NGO、項目企業、政府方與公眾代表坐到一起充分交流，才能建立信任，緩解鄰避。

在媒體傳播規律方面，張壘認為，一要盡可能全面呈現不同觀點，避免只有一方專家觀點，否則會喪失公信力;二要及時阻斷謠言傳播鏈條;三要及時舒緩當地公眾情緒，避免鄰避效應激化成為社會公共事件。

“環保對賭”保障公眾參與

“零廢棄”環保NGO環境律師夏軍認為，鄰避效應之所以產生，根源在于公眾參與度不足，往往等到項目的后期才有公眾參與，公眾的知情權沒有得到充分保障。例如，一些重大項目建設的末端，比如環保部門準備批準了，在批準前的公示階段，還有建設單位在編制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信息公開讓公眾參與，這部分做的還可以。然而，在項目啟動的前端，在較高級別的決策、規劃和選址方面，公眾參與度幾乎為零，包括聽證會很難實施，老百姓不知道，環保NGO也不知情。

夏軍介紹了一個“對賭協議”的成功案例，分享了他化解鄰避效應的相關經驗。他曾作為律師參與海南省海口市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三期建設的討論。他說：“把有利害關系周邊居民的監督權契約化、法制化，形象地說，就是環保對賭。中心思想就是讓周邊居民代表與建設方簽一個監督協議。相關各方權利、義務一致，而且要公平合理、具有可操作性，項目建設方授予當地居民飛行檢查權，可以隨時隨地來看項目的各個環節。我在協議里設計了一個違約金，一旦居民發現有違法、違規問題，發現一次就要由違約方向居民代表支付5萬元到20萬元的違約金，但錢不是給居民，而是指定一個公益賬號，用于社會監督后續事宜。”

首都機場鄰避事件的處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中國少數民族文物保護協會藝術研究院院長李強說，他作為環境工程專業高級工程師，曾參與首都機場一起鄰避事件的處理。當時，首都機場已運行多年，但后來機場附近建了一住宅小區，小區居民天天投訴噪聲和空氣污染。先有機場，后有小區，按理說居民應該去找相關規劃部門論理才對，但他們就是直接找機場，后來機場方面花了2億元，給小區民宅裝上三層的防噪聲玻璃，針對航油燃燒帶來的空氣污染又給了一定補償，這才逐漸化解。李強隨后還解釋北京新建的大興機場為何遠離市區，也是充分考慮飛機起降對居民的影響，規定機場150平方公里內不得建設居民住宅。

李強還提醒相關職能部門的決策者，在涉及環保問題的大型項目建設過程中，一定要警惕大干快上的思維，從選址、立項、環評、建設和運營的每一個環節，都要保證公眾的參與度和知情權，還要讓NGO和媒體積極發揮作用，這才有助于破解鄰避困局。

在此次論壇上，NGO和媒體代表們也就如何利用媒體自身優勢，助力破解鄰避困局交換了意見。

最后，《環境與生活》雜志執行副總編鄭挺穎總結說：“作為垃圾處理的一種技術路線，焚燒也是一個過渡時期的產物，現在已經有一些垃圾處理技術，更側重精確分類、減量化和資源化、可回收，從更長遠的未來看，被焚燒的垃圾會越來越少。但短時間內，不少地方的垃圾還是擺脫不了填埋和焚燒的命運，鄰避效應依然會出現。所以，NGO和媒體在破解鄰避困局上應該積極有為，扮演具有公正性和建設性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