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北京市環境監管翻開新的一頁——北京市排污許可證管理模式正式“上線”，下發首批排污許可證，“一證式排污”成為企業規范操作。兩年探索下來，環境部門和企業嘗到了該管理模式的“甜頭”。日前，北京商報記者對北京市生態環境局副局長張乙銘進行了獨家專訪，據她透露，北京去年以來加快推進排污許可證核發，預計今年基本完成計劃內的核發工作。而據了解，在大力推進重點行業排污一證式監管后，排污精細化、全行業化監管也被提上日程。

持證排污企業將達1.2萬家

“2019年我們總共發放了排污許可證6364張。今年的話，基本實現計劃內的發放任務，屆時全市持證排污的企業將達1.2萬家左右。”張乙銘告訴北京商報記者。

排污許可證管理制度經歷了長時間“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后，于2017年開始全面啟動。北京商報記者從市生態環境局獲悉，截至2018年底，本市已完成火電、造紙、鋼鐵、水泥、石化、屠宰、淀粉、陶瓷、水處理9個行業294家企業核發。其中，順利完成140家污水廠核發工作。

據張乙銘透露，北京市2019年核發排污許可證達到了6364張，顯然比前兩年核發速度加快。張乙銘提示，持證排污還要靠企業自覺。今年，在主管部門核發工作啟動后，企業如果拒絕申報排污許可證，那么環境主管部門將進行處罰，通過強制手段來推進企業申報。“今年底基本發放完計劃任務，而按照統計部門的分類，2020年以后可能就不再有重點行業的區分，全市或將圍繞國民經濟的108個行業，實現排污許可證全覆蓋。”

推進環保與經濟良性互動

排污許可制，被認為是固定污染源監管制度體系的核心，其中，企事業單位的治污主體責任，又一直是排污許可證管理制度的核心之一。企業作為經濟的細胞，承載著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任務。

一旦觸及這個話題，就不得不探討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對此，張乙銘自有一套邏輯：“如果把發展看作一枚硬幣的話，那么環保工作和經濟工作就是這枚硬幣的兩面。”

“以排污為切入口，通過環境方面的反饋，我們能夠提前診斷經濟是否為不正常的過熱、是不是有損壞和過剩，這是在倒逼企業節能減排。”以產能過剩為例，張乙銘進一步解釋，“與發達國家相比，在消耗同樣社會資源的前提下，別的國家產出高質量產品，我們企業生產質量參差不齊，產品賣不出去就過剩了，而且還是低端產能。”

企業的實踐，從某個層面驗證了她的看法。“我們每隔一個季度就上交一次排污許可證執行報告，對自身排污情況嚴格把控。”北京太陽宮燃氣熱電有限公司環保安全專業主管王五清此前告訴北京商報記者，通過初期的試點，該公司在清潔生產上有了很大改進。2017年，這家公司成為北京首家正式獲得附有國家統一編碼的排污許可證企業。

“當然，如果以后以排污許可證作為依托，推進氮氧化物之類的大氣污染物排放，像碳排放一樣在一個規范化的市場上進行交易，全行業也就能在控制總量不變的情況下，推進產業的整合，加快優勝劣汰，實現清潔生產。”王五清補充建議道。

推進監管精細化、全覆蓋

排污許可制度是環境監管模式的一個升級版本。張乙銘通過對比原來的監管模式，道出了新制度具體的優越性。“原來，我們是從環評角度去監管，就管單個項目，在這一模式下，實際到了最后，底數總賬總搞不清楚。”

底數不清，就沒法做到精細化。而與原先制度不同，2017年以來排污許可制度衍生出來一種新生的管理理念，強調的是只要企業存在與自然界產生關系的生產行為，都要進行登記。在國家統一標準下，企業如何排放、排放多少、超標排放如何處罰等，都進行統一的管理。

“排污許可證對于企業排放設定了不同的標準和規范。確定了企業屬于什么行業、所在行業里什么工序產生了什么的工藝、用什么原材料等信息，我們通過模型就能計算出企業的排放量，那么通過排污許可制度，我們也就能實現精細化監管了。”張乙銘介紹道。

張乙銘進一步指出，在這項制度的管理下，排污許可證實際上已經超越了行政許可的意義和范疇，成為了信用管理的基礎，是構建誠信社會的一項重要制度設計。

在張乙銘看來，前期的試點存在探索的性質。“推行排污許可證的頭一年，我們實行名錄制，但由于實踐經驗不足，我們發現這一模式下，開展分行業監管，便無法實現行業全覆蓋，或許會存在一些‘漏網之魚’。”

實際上，生態環境部已經對前期實踐的欠缺之處有所察覺。日前，生態環境部部長李干杰指出，要開展全國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頓，修訂《固定污染源排污許可分類管理名錄》，增加登記管理類，實現行業全覆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