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亞灣核電站道路潔凈景色宜人。生活區的操場上，職工與家屬或休息或運動。核電站及其所在的大鵬鎮，職工和其他居民的生活一切依舊。

這是6月16日，也就是外電報道該處“發生核泄漏”消息兩天之后，《財經》記者走進大亞灣所看到的情景。

一根燃料棒引發風波

6月14日，境外某媒體報道“深圳大亞灣核電站發生核泄漏事故”。該報道稱，5月23日大亞灣核電站內正在運轉的2號機組突然出現異常，“檢測發現輻射泄漏超出廠區范圍。”

大亞灣核電站自1994年開展商業運行以來，每年發電量約150億度，其中七成電力供應香港，其余三成供廣東省使用。大亞灣核電站所有權屬于廣東核電合營有限公司，其股權分屬于廣東核電投資公司（占75％）和香港核電投資公司（占25％）。

2003年3月，廣東核電合營有限公司和嶺澳核電有限公司共同投資，設立大亞灣核電運營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簡稱運營公司）。2009年9月，經股權結構調整，廣東核電投資有限公司（隸屬于中國廣東核電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中廣核）和香港中電核電運營（中國）有限公司分別擁有運營公司的87.5％和12.5％股權。

大亞灣位于珠江口東側，西南鄰香港，南接廣闊的南海。嶺澳核電站與大亞灣核電站相鄰，兩電站相距1.2公里。由于此處距深圳市中心直線距離僅約45公里，距香港特別行政區尖沙咀直線距離約52公里，“核泄漏”消息一出，香港輿論一片嘩然，多家媒體跟進此事。

6月15日凌晨，香港特區保安局對該事件作出回應：5月23日，大亞灣核電站2號機組反應堆冷卻水發現放射性碘核素和放射性氣體均有輕微上升。在過去兩星期，這些放射性水平保持穩定，沒有特別變化。

之后，大亞灣核電站的兩大股東——中廣核、香港中電控股有限公司以及國家核安全局也紛紛澄清傳聞，稱所謂“核泄漏”事故實則為大亞灣核電站2號機組反應堆中的一根燃料棒包殼出現微小裂紋，其影響僅限于封閉的核反應堆一回路系統中，放射性物質未進入到周圍環境，不會對環境造成影響和損害，“并沒有發生放射性核泄漏事件”。

各方的澄清并未止住外界猜測：一根燃料棒的裂紋影響究竟有多大？它是否真會導致“核泄漏”事故？

根據中廣核給《財經》的書面回復，2010年5月23日，大亞灣核電站2號機組監測發現，一回路放射性水平輕微上升，一回路放射性碘131當量峰值達到440.58兆貝可/立方米——約相當于正常運行允許限值4400兆貝可/立方米的十分之一，因此這一放射水平遠未到達危險范圍，不影響核電站的正常運行。到了5月28日，放射性水平重新達到平衡并保持穩定，監測結果為40.91兆貝可/立方米，滿足核電站運行技術規范的要求。

6月10日，廣東大亞灣核電站、嶺澳核電站第八屆核安全咨詢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在大亞灣核電基地召開。這個本來是例行的安全會議成為了“核泄漏”風波的導火索。

前述境外媒體的記者通過某種渠道得到該份會議報告。報告稱核電站今年“上半年發生了幾則異常事件”，初步分析有一根燃料組件存在微小核泄漏，核電廠已采取加強監測及輻射防護措施，及減少堆芯擾動操作等補救措施。境外媒體由此判斷“大亞灣發生了核泄漏事故”。

允許范圍內的“破損”

對于這根燃料棒的裂紋導致“核泄漏”事故的說法，接受本刊采訪的業內人士均予以否定。中國工程院院士、廣東省大亞灣核電站和嶺澳核電站安全咨詢委員會成員潘自強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5月23日大亞灣核電站燃料棒的微小泄漏既不屬于“核泄漏”，更不是“事故”級別。

核電站主要依據核裂變的原理進行發電，作為核能發電的基本工具，燃料棒內藏核原料鈾，核分裂亦在燃料棒內進行，分裂反應所產生的能量會把水加熱使其變成蒸汽，再推動渦輪機來發電，分裂過程會令燃料棒長期處于高溫中。

為防止泄漏放射性物質，或減低任何泄漏造成的影響，大亞灣核電站采用“縱深防御”的防護原則。這意味著如果一項安全功能失效，其他安全功能仍可以防止意外發生或減低意外的后果。

根據縱深防御原則，大亞灣核電站防止放射性物質泄漏的安全措施共有三道“屏障”：第一道是燃料棒的鋯合金包殼，包容核燃料和裂變產物，極不容易破損。第二道是壓力容器和整個一回路，因為都是密閉的，即使有放射性物質漏入也不會擴散出去。最后一道是安全殼，反應堆一旦發生泄漏事故，安全殼不會讓放射性物質輕易釋放到外界環境中去。

中廣核提供的材料顯示，中國核電站燃料棒的可靠性與國際水平相當，在核電站的設計中考慮了正常運行時允許有一定的燃料棒破損率，在世界范圍內核電站的實際運行中也出現過極少量燃料棒的破損，但只要反應堆一回路放射性水平控制在規定限值內，核電站仍允許運行，燃料棒破損不會對外部環境造成影響和損害。

這一解釋得到潘自強的佐證，他說，“核泄漏”主要針對外界環境而言。這次事件中燃料棒的微小泄漏實際上是從燃料棒泄漏到下一層安全屏障——“一回路系統”，其影響僅限于封閉的核反應堆一回路系統中，而一回路本身是密封的，并沒有泄漏到外界。“個別燃料棒的微量放射性核素進入一回路系統中，是設計允許的，仍然在正常的范圍。”

國家核安全局16日的通報也指出，大亞灣核電站2號機組反應堆中有4萬多根燃料棒，個別燃料棒出現破損屬于正常運行工況。一位業內人士向《財經》記者解釋，個別燃料棒出現破損可比汽車輪胎，正常的情況是兩個大氣壓，但是1.7個、1.8個大氣壓也屬于可以接受的范圍，并不影響汽車行進。

目前大亞灣核電站兩臺機組正常運行。粵港兩地環境連續監測數據則顯示，大亞灣核電基地及周邊地區放射性水平與電站投運前測量的本地數據相比沒有任何變化。

事件通報制度

根據與國家核安全相關的法律、法規以及技術標準，核電站需要接受國家核安全局、地方環保當局的監管，以及日常和定期監測，并定期向媒體、公眾公布核電站運行安全業績。中廣核集團還定期組織國際、國內同行評審，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世界核電運營者協會等機構的定期評審與檢查。

依照國際慣例和國家標準，核電站一旦出現偏離正常運行的事件，將在第一時間向國家核安全局及相關部門報告。

國際原子能機構按照國際核事件分級表來定義核事故等級，分為7級，事故越大等級越高：0級被表述為“偏差”，在安全問題上無重要性；1級－3級稱為“事件”，分別被表述為“異常”“事件”和“嚴重事件”；4級－7級稱為“事故”，分別表述為“主要在核設施內的事故”“具有廠外風險的事故”“大事故”和“特大事故”。

只有5級、6級、7級“事故”，才能影響到核電廠以外的公眾，才需要對公眾采取防護措施。迄今為止，5級以上的事故，世界上共發生過兩次，即原蘇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7級）和美國三哩島核事故（5級）。

根據國家核安全局的解釋，這次所謂的“泄漏”事件，尚沒有達到0級標準。但針對本次情況，中廣核集團還是按照高標準要求向國家核安全局進行了通報。與其他生產安全標準相比，核電安全標準顯然要嚴格許多。

另外，對于“怎樣的情形下應該停止核電站運行”這一問題，國際上同類型核電站反應堆，根據一回路放射性水平設計了三個運行區域，即正常運行區、限制運行區、停止運行區。

以法國為例，法國政府的核安全監管當局和法國電力公司的通常做法是：類似核燃料棒破損的事件，只要一回路放射性指標沒有超過核電站運行技術規范的正常運行范圍（如同大亞灣核電站2號機組現狀），機組將仍處于正常運行狀態。按照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國際核事件分級標準，發生屬于正常偏差（0級及以下）的情況，核電站運營單位須非正式地向安全監管當局報告，監管當局將進行評估，只要對環境、公眾沒有產生影響，監管當局不需要向公眾和媒體進行通報。

只有在核電站發生核事故、啟動應急計劃的情況下，才需要向公眾和媒體發布信息。

潘自強特意提到，中國從上世紀50年代到現在，中國的核電站至今也沒發生過2級以上的事件，“這在國際上也是很少見的”。

切爾諾貝利陰影

即便如此，中國優秀的核電安全紀錄并沒能抹掉公眾對核電安全的疑慮。相較內地而言，香港對核電的疑慮更甚。

上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籌劃大亞灣核電站，對于核電站運行中的安全問題，香港民眾一直存有疑慮。在大亞灣核電站動工的前一年，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嚴重的核泄漏事故。當時，香港曾有逾百個環保、民生關注團體組成反對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反對興建核電站。

但事實上，大亞灣核電站與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并沒有太多可比性。大亞灣核電站全套技術和設備從法國引進，就反應堆類型來講，與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采用的俄制“水冷式石墨慢化沸水式”反應堆不同，大亞灣核電站選用的“壓水式”反應堆是目前商用反應堆的主流模式。中國核學會2003年8月的一份報告曾專門分析認為，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原因，是反應堆設計的安全性能不符合國際通用標準，該技術后來已被禁止使用。

美國三哩島核電站1979年也曾發生事故，由于有防護墻，才沒有導致放射性物質對外泄露。

潘自強認為，盡管三哩島核電站與大亞灣核電站均為壓水堆型，然而與較早建設的三哩島核電站相比，大亞灣核電站的技術設備有很大的進步，發生類似事故的可能性不大。

在潘自強看來，公眾對于核電的恐懼還來源于傳播過程中對核泄漏危機有意無意的放大。針對切爾諾貝利事故，國際原子能機構、世衛組織等有關方面的科學家最終確認的數字是：完全由過量輻射致死的僅有28人。這與一些報道宣稱的數千人乃至數萬人相差甚遠。

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發生之后，聯合國原子輻射效應科學委員會對該事故后果進行分析和評估，作為中國代表，潘自強連續20年不間斷地見證和參與了這個分析和評估過程。“當時的兒童長大后，甲狀腺癌的發生率有所增加，只有這一點是確認的。但究竟是什么原因還在進一步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