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應對突如其來的疫情，統籌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發展，支持企業復工復產共渡難關，2020年初，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關于階段性降低企業用電成本支持企業復工復產的通知》（發改價格〔2020〕258號），對除高耗能行業用戶外的現執行一般工商業及其他電價、大工業電價的電力用戶，自2020年2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統一按原到戶電價水平的95%結算，同時延長已發布的疫情期間支持兩部制電價用戶基本電費政策的時間至2020年6月30日。

盡管低用能成本不如金融、財稅等宏觀經濟政策對于實體經濟的刺激來得直接和明顯，但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嵌入實體經濟方方面面的電力價格，顯然對于拉動疫后經濟恢復、刺激電力消費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電網企業扛起央企責任

國家電網公司迅速響應258號文并采取8項措施，針對上述用戶減免電費約489億元，支持大工業和一般工商業企業。南方電網公司也同步積極響應了258號文。

258號文的發布尤其是國家電網、南方電網公司表態讓利責任不向發電企業等上游企業傳導，不向代收的政府性基金分攤，凸顯了政府幫助企業共渡難關的決心和兩家電網央企的社會責任形象。

電網企業在本次疫情中的表現有三個鮮明特點：一是執行發改委政策的反映速度快，在文件發布當天，兩家電網公司就正式發布了上述政策；二是電網企業主動表態承擔全部減免成本；三是在實施路徑上直接通過電網退費，不等待地方物價部門發布結算電價后再退費。

除此之外，電網企業還實施了其他的硬核舉措。例如為疫情防控重要用戶、生產疫情防控應急保障物資新辦企業和擴大產能企業開辟辦電綠色通道，不受容量限制實行“三零”服務，免收高可靠性供電費；對因流動資金緊張、繳費有困難的疫控物資生產企業，以及受疫情影響經營困難的中小微企業，實行用電“欠費不停供”措施，可在疫情結束后3個月內補繳電費，不計違約金；疫情防控期間，繳納電費中承兌匯票允許收取比例提高10%，所有電力客戶實施電費違約金時間暫且推遲，是否繼續延遲視疫情防控情況再行確定；加快工程物資招投標采購供應，促進經濟的快速復蘇等。

電網利潤下滑態勢逐步緩解

有報告顯示，2020年上半年，兩大電網公司凈利潤同比驟降，合計凈利潤僅為86.85億元，其中，國家電網凈利潤同比下降81.37%，南方電網同比下滑61.59%。國家電網更是出現近十年首次一季度業績虧損的局面。

梳理兩大電網公司2020年上半年業績可以發現，利潤出現大幅下滑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受疫情影響，一季度全社會用電量出現下降；二是在抗擊疫情過程中，兩大電網公司響應國家發改委階段性降低企業用電成本，支持企業復工復產、共渡難關的政策，共計減免電費約595億元。

通過實施一系列提質增效舉措，2020年前三季度，國家電網公司實現營業總收入約為19650.1億元，較上年同期的19878.3億元下降了1.15%。其中，營業收入19454.9億元，較上年同期的19726億元下降了1.37%。2020年前三季度，國家電網公司營業總成本約為19556億元，較上年同期的19474.4億元增長了0.42%。其中，營業成本18446.8億元，較上年同期的18356.4億元增長了0.49%；利潤總額294.7億元，比上年同期的580.4億元下降了49.2%；凈利潤183.1億元，比上年同期的434.3億元下降了57.8%。

從2020年上半年和前三季度數據對比不難看出，雖然三季度國家電網公司利潤降幅仍超過50%，但隨著國內疫情形勢好轉、全社會復工復產加快、售電量恢復，電網企業利潤下滑態勢將逐步得到緩解。

有專家指出，雖然電網利潤大幅縮水，但在新基建加持的大背景下，電網企業會加快特高壓建設。特高壓項目投資大、鏈條長、長期效應明顯，同時，能為5G基站、大數據中心等其他新基建耗能大戶提供電力支撐，并滿足疫情后全社會用能回補的電力需求。

截至目前，國家電網公司已累計建成“13交11直”特高壓工程。2020年全年，特高壓建設項目投資規模達1811億元，帶動社會投資3600億元，整體規模近5411億元。在建在運特高壓線路長度、變電（換流）容量超過3.8萬千米、4億千伏安（千瓦）。1000千伏蒙西—晉中、駐馬店—南陽、張北—雄安交流工程和±800千伏青海—河南、雅中—江西、陜北—湖北直流工程，這6條線路計劃2020～2021年建成投運。

與國家電網特高壓投資的“大手筆”不同，南方電網在國內投資方面，計劃未來投資項目眾多，盡管在自籌資金、國家預算內撥款等方面有一定資金保障，但總體來看，由于資金需求龐大以及受央行穩健貨幣政策影響，未來仍將面臨一定資本支出壓力。

降低用能成本需要長效機制

作為助力復產復工的階段性政策，此輪階段性降電價、減免容量電費所涉及的金額和范圍已經超過了此前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到“降低制造業電價5%”的范疇。同時，2020年兩會上宣布“降低工商業電價5%政策延長到2020年底”。在繼煤電、電網領域不同程度地通過市場安排和行政指令爭相讓利后，水電、核電等邊際成本較低的電源或將接棒，成為未來降電價的主力軍。

當下，我國正在從人均年收入1萬美元向1.5萬美元的中高收入水平邁進，第三產業和城鄉居民用電量對全社會用電量增長的貢獻率已超過50%，無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決定，還是釋放國內需求和消費升級的客觀發展需要，都與十余年前交叉補貼實施的初衷和背景發生了明顯改變。

降低企業用能成本的政策不能局限于簡單的利益調整，降低企業的用能成本需要轉換并聚焦有利于充分釋放生產力和提高生產效率的共贏方案。隨著電價體系逐步趨于完善，分時電價、分季節定價等需求側管理手段，都可以與現行的居民階梯電價相結合，在逐步將居民用電成本向合理化方向靠攏的同時，緩解交叉補貼對于工商業積年的沉重負擔，進而形成在較少降低居民用戶用電效用的前提下較大幅度降低全社會用電成本的預期效果。

當前，隨著優化營商環境等諸多政策的落地實施，我國“獲得電力”指數在電力接入的成本、響應時效和服務質量上都已大幅提升。但是面向企業的降成本長效激勵機制，以及用戶側專業的服務市場還未見雛形，售電領域和節能服務公司普遍還未能將降低用電成本的服務進一步延伸至企業內部。

無論用電成本在企業經營成本的占比高低，企業都存在降低用能成本的天然訴求。單純依賴于電網企業提供主動服務，始終存在著供用兩端利益此消彼長的悖論，正因如此，通過市場服務于企業已成為社會的普遍共識。

即便在以配網為依托的商業模式創新背后，依然涉及到許多體制機制的掣肘，但隨著售電側、增量配電改革的艱難挺進，企業節能及綜合能源服務管理的新藍海已經吸引著眾多社會資本前赴后繼。當資本就位后，則等待體制發力來徹底撬動用戶側服務市場的放開——通過允許專業的配售電公司通過代管、租賃、收購或混合所有制改造等方式，激發企業降低用能成本的外部市場活力，吸引社會資本投資，進一步減輕政府、企業的資金投入。

同時，針對于解決企業實際用電需求的優化分析、配電設備運維，以及紅線外的外接線路工程，不僅可以大幅降低企業獲得電力的成本，同時也可以與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結合，通過市場化運作進一步實現規模效應，提升服務效率的同時增強企業獲得感。

非常時期，往往意味著非同尋常的機遇。疫情或許將改變社會治理的傳統方式，改變企業生產運營的思維模式，抗擊疫情也為電力體制改革營造了一次再提速的良好契機。無論疫情面前，或是疫后經濟恢復，電力行業都已經并持續貢獻自己的“10倍努力”，為完成國家各項經濟發展指標賦能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