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時隔許久，“拉閘限電”一詞重回大眾視野。

2020年歲末，湖南、江西、浙江等地先后進入“限電”模式，引發了外界對于電力可靠供應的憂慮和“限電”原因的猜測。其中浙江省的“限電”并非因為電力短缺，而是由于省內個別地方為完成“雙控”而限制電力消費，但湖南、江西則在迎峰度冬期間存在明顯的電力缺口，其中湖南省預計在迎峰度冬期間，存在300~400萬千瓦電力缺口。

近十年來，我國電力生產能力持續增強，電力裝機容量迅速增長，進入經濟新常態后，全社會用電需求增速放緩、電力供需形勢總體寬松、電力行業產能過剩等論調已是老生常談。在這樣的社會情境之下，“缺電”的出現的確有些令人錯愕。

但若仔細分析此次限電事件的供需背景，會發現缺電隱患早有端倪。以湖南為例，從需求側來看，工業生產增長推動電力需求超預期增長。根據國家發改委發布的數據，湖南11月規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分別增長了7.4%，前11個月規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分別增長了4.3%，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另一方面，隨著湖南產業結構調整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產業用電及居民用電占比提升，天氣因素對用電負荷的影響十分顯著，寒潮來襲加大了電網負荷差；從供應側來看，湖南電源自2016年以來未曾有較大增長，且增量主要集中在供應不穩定的風光發電。因此，需求側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引發供給側的吃緊。2018年，湖南曾出現過200萬千瓦電力缺口，拉閘限電19天。如今限電再度重演，也絕非偶然。

這樣一場令人措手不及卻早有征兆的缺電事件，為我國電力供應安全敲響了警鐘。我們試圖從湖南缺電現象入手，探尋能源轉型歷程中某些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和系統性風險，為轉型中的中國電力規劃布局提供一個更為具體和微觀的參考視角。

選擇湖南作為剖析樣本，理由有三：

其一，在這一輪啟動限電的省份中，各省原因不一，情況有別，而湖南是其中“硬缺電”最為明顯的省份。“水電靠天吃飯、火電找米下鍋”，是湖南電力資源先天不足的形象寫照。“缺煤、無油、少氣”，是湖南能源構成的基本格局。由于當地缺乏一次能源，湖南能源供給對外依賴性高，2019年外受電力占比達19.2%，電煤對外依存度超過80%。當我們進入20世紀20年代，當我們已從電力大國邁進電力強國，仍然有多個省份需要面對長達一月有余的缺電窘境，不得不令人反思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

其二，電力需求是經濟運行的“晴雨表”。過去，中部省份經濟發展缺乏大動作，發展質量比不上東部，發展速度比不上西部，戰略地位略顯尷尬。隨著產業轉移和中部崛起大計的推進，近年來中部省份經濟快速發展，而電源建設、網架更新具有滯后性，能源瓶頸的制約越來越突出。作為具有代表性的中部省份之一，此次湖南缺電事件深刻映射出我國電力供需的區域和結構不均衡，未來能源電力規劃決策需要重新審視中部省份的戰略地位。

其三，中國能源電力以“轉型”為主線的發展已歷經十年有余。減煤已是必然趨勢，可再生能源大規模上馬也是順理成章。隨著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的提出，轉型步伐加快已毋庸置疑，多少深層次矛盾已無從回避。湖南當下因煤電支撐不足、清潔電源占比較高而承受的缺電之苦，或許就是我國在傳統化石能源與風光新能源發電此消彼長之后所要面對的困境。

區域性的“拉閘限電”，對于電力發展的整體局勢而言，不過是一件可大可小的“急癥”。但在2060碳中和目標的倒計時中，任何小小的行差踏錯，都有可能導致轉型事倍功半。唯有以小見大，未雨綢繆，方可從容妥帖，張弛有度地越過轉型中的道道關卡。

本文刊載于《中國電力企業管理》2021年01期，作者系本刊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