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以煤礦、非煤礦山、交通運輸、建筑施工等行業為重點，全面加強企業安全生產工作。

在這次高級別的會議上，一共就安全生產問題提出五個方面的要求，諸如嚴格行業安全準入，實行嚴格的監督管理，媒體和公眾幾乎把目光都停在“煤礦和非煤礦山要有礦領導帶班并與工人同時下井、升井”這一條上，成為昨日最熱門的一個話題。

“領導與工人同時下井、升井”真的能擔起礦難治理之重任嗎？我當然不否認其積極的一面。領導與工人同時下井升井，就是將領導的人身安全與一線工人進行利益捆綁，無論是主觀上還是客觀上都會提升管理者對安全生產的重視程度。事實上，早在5年前，筆者就曾撰文提出過這樣的建議。但是經過這么多年的認識和反思，尤其是目睹了治理力度不斷加大而礦難不止的現實，我們必須正視這樣的問題：礦山企業領導真的如我們想象的那樣不重視安全生產嗎？

每有礦難發生，隨之而來的便是嚴厲的問責，動輒就是官場地震。尤其是在風暴眼中心的山西，幾任主政官員都因重大礦難而敗走麥城，直至斷送政治生命。如我們所知，每一任官員上任之初開的第一場會議都是有關安全生產的，治理礦難自始至終都是工作的重中之重。行政官員如此殫精竭慮，必然會將風險意識層層下達，企業領導何言輕松？

領導重視只是礦難治理制度體系中的一小部分，而非全部。因此，必須走出“領導一重視，礦難就停止”的認識誤區。應該認識到，礦企本來就是利益叢生之地，尤其是隨著煤礦領域的“國退民進”，這條產業鏈更加龐大，不同的利益主體都有各自的利益訴求，這在相當程度上會抵消和弱化“領導重視”的效力。而更重要的是，每一起礦難的發生，都是制度體系的整體失靈，而非領導重視這一個環節。譬如發生礦難的“王家嶺”煤礦，承建單位只是中建集團下面的一家分公司，當其領導隨工人下井的時候，上級部門會不會就因此而放棄“勇爭第一”的政績追求？

世界上所有有效治理礦難國家的成功經驗都告訴我們，治理礦難不可能繞開“嚴格安全生產準入”，加大執法力度等最基本的制度。民眾可以對某一項制度表現出格外的偏好，但決策者不能因此而被誤導，以為找到了治理礦難的“終極寶典”。礦難治理本沒有什么秘密可言，因而必須反思的是：為什么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在我們這兒幾乎已成為一種“正確的廢話”，為什么一些基本制度越強調越綿軟，從而走進了無力自拔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