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是一場任務艱巨的世紀大考。要實現“雙碳目標”，離不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型升級。特別是能源的轉型發展如何精準地服務碳達峰這一目標以及地方在邁向碳達峰過程中的具體實踐路徑仍值得探討。

5月18日，由中國新聞社和能源基金會聯合主辦的國是論壇之“能源中國——邁向碳達峰：地方經濟轉型與能源發展新機遇”在京舉行。中國新聞社總編輯王曉暉代表主辦方致辭，中國新聞社副總編輯、中新網總裁俞嵐主持論壇。多個部門官員、專家學者、行業代表出席，并圍繞地方實現碳達峰的具體路徑建言獻策。

朱民：碳中和是再造中國經濟的巨大機遇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表示，歐洲主要國家約在上世紀90年代碳達峰，計劃2050年實現碳中和，其間有60年時間，而中國只有30年時間，所以掌控這個過程的平穩和安全是一個重大挑戰，也是一個艱巨任務。

在朱民看來，讓這一巨大變化實現的重要抓手是科技。技術發展背后，是巨大的投資。朱民介紹，據估算，從現在到2060年，中國每年將有相當于GDP總量1.5%到2%的資金投入新能源、能源基礎設施，以及碳中和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轉型之中，預計今年將超過1.5萬億元人民幣，以后還會逐漸增加，這是一個巨大的投資，也會引起全面的經濟變化。

“碳中和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戰略轉變和生活方式變化，它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能源結構變化，更是整個經濟結構的變化和經濟技術的再造。”朱民表示，碳中和一定會推進更新更高層次的改革開放和科技創新政策，從這個意義上說，碳中和不單純是一個綠色的故事，更是一個再造中國經濟的巨大機遇。

在他看來，今后40年發展，中國將走上一條綠色道路，這條道路在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大國嘗試過。當歐美國家走向綠色發展時，其收入水平、經濟結構、能耗量等已使得這個任務相對容易，而對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和新型經濟體而言，要在增長同時保持碳中和、保持綠色，“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朱民表示，基于中國獨特的機遇和能力，在綠色發展領域甚至有可能創造一個新的經濟理論。“這是一個發展范式的改變，我們正走在世界前沿，想象空間無比巨大。”

杜祥琬：碳達峰不是“攀高峰” 要防止發展高耗能產業的沖動

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能源咨詢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名譽主任杜祥琬表示，考慮到近年來中國每年二氧化碳排放處在大約100億噸的水平，兩個“雙碳”目標符合應對氣候變化“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也符合中國國情實際。

他指出，碳達峰是能源革命的里程碑，也是碳中和的基礎。不能把碳達峰理解成為“現在盡量用得高一點”，而是要把碳強度降低65%以上，大約相當于105億到110億噸二氧化碳。

在杜祥琬看來，要防止一些地方借碳達峰來“攀高峰”“沖高峰”，關鍵是要防止發展高耗能、高排放產業的沖動。碳達峰不是要限制發展，而是指向高質量發展，是產業調整的機遇。中國應借此機會逐步調整高耗能產業占比較大的現狀，同時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等。

他表示，碳達峰、碳中和是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重大戰略策，也是事關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事，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變革，會帶來科技、工業、交通、建筑等一系列的進步。在此情況下，在力爭實現碳達峰時“要想著不是為了(數字)高，而是為了下一步實現碳中和”，因此要明確時間表、路線圖、施工圖。

鄒驥：“雙碳”目標是一場革命，地方實踐尤為重要

新的增長故事要從對國民財富的理解講起。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表示，國民財富一般有不同的構成比例，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國民財富主要是由物質資本構成，比如房子、機器、汽車等。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產業結構也會發生相應變化，服務業占比會越來越高，這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是在同步變化的，是未來的趨勢。

換言之，在未來的40年里，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中國國民財富會發生變化，即要求自然資本的存量、增量都要有顯著增長。

“所以，我們的投資就越來越多地流向自然資本這個領域，今后這30年、40年，我判斷在自然資本投資這個領域里邊會有新的一批富人產生。”鄒驥說。

由此，鄒驥描繪出了一個新的增長邏輯：國家提出“雙碳目標”，劃定碳資產邊界;向市場主體有償分配碳資產產權;培育碳市場，交易碳資產，發展碳金融，發現碳價格;刺激低碳投資和技術創新。

產權可上市交易，實現盈利，在投資動力的驅動下技術創新會接踵而來，就會誕生新的增長故事，而這背后需要相應的基礎設施、數據、信息及規制、公共政策，同時還要有兩類基于政策的市場手段，一個是稅，一個是碳市場。

鄒驥強調，中國提出的“雙碳目標”是一場革命，這場革命涉及千家萬戶、各行各業，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在中國的國情下，地方實踐尤為重要，再雄偉的目標都需要地方政府、企業、居民等方方面面來努力，所有國家意志和國家努力最后都是要由地方來實施落實。

鄒驥認為，若想為之后的“碳中和”爭取更多時間，應盡可能將“碳達峰”的日期提前，并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是按照空間、區位、能源和資源稟賦及產業布局比較優勢，全國統籌優化不同地區在發展、資源能源和產業方面的功能，確定能源供給地區與品種格局，確定能源跨區輸送通道的分布。二是基礎設施發揮舉國體制優勢，同時解決中央地方激勵相容問題，各級政府事權與財權統一，精細界定地方政府監管和減排職能。三是繼續深化土地政策的改革，把土地利用政策方面功能、規劃與財政對土地依賴的問題，在“十四五”期間加速解決。四是中央地方財政體制改革，要適應綠色低碳轉型，構建基于市場的財政激勵政策環境。五是關注碳市場的布局與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力度的多樣化影響。六是關注公平轉型，有序過渡問題。對于轉型中的就業、地方財政穩定等問題統籌考慮。七是支持地方的能力建設，加強指導和幫扶。

李俊峰：中國應開始部署一部分地區率先進入碳中和

中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首任主任、學術委員會主任李俊峰表示，“十四五”(2021-2025年)是實現碳達峰的窗口期和關鍵期，期間，中國70%-75%的地區碳排放能夠實現達峰，這樣才能在2030年順利實現達峰目標。

中國此前已明確提出力爭在2030年前達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李俊峰認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必須有全局觀念，要有緊迫感。全國要在2030年前達峰，意味著至少大部分東部地區，如浙江、江蘇、廣東等省份都要在“十四五”期間達峰。

他指出，實際上從能源消費增長來說，中國大部分省份已經出現了拐點。當前中國經濟的增長已經跟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甚至和本世紀初的情況完全不一樣了。過去是全面增長，現在則是由一兩個項目拉動增長。所以，各地對于如何把握發展節奏，能源消費增長與否，應該做出一個準確的預測。

李俊峰指出，現在一些地方有“達峰恐懼癥”，害怕當前碳排放還沒有真正達峰，“將來一旦增長，該怎么辦?”其實，達峰只是一個拐點，之后可能還有一些波動，包括小幅的增長、下降等反復，然后慢慢地度過一個平臺期，而這個拐點已經出現了，李俊峰說。

碳達峰之后，如何走向碳中和?李俊峰表示，其實對中國很多地方來說，包括海南省、深圳市等已經可以開始談論碳中和的問題了。實現碳中和時間雖然還有40年，但若是浙江、廣東、海南等地不在2040年或者2050年率先實現碳中和，全國則無法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

所以，李俊峰指出，在做能源研究、能源開發、能源規劃、能源轉型的時候，就要開始部署一部分地區率先進入碳中和。通過這些地區的經驗，找到實現碳中和的路徑，為全國未來的碳中和積累經驗。其中，也包括央企、大型企業等率先探索轉型之路。

蔣莉萍：“雙碳”目標下電力行業轉型“供電成本”是關鍵

“在電力行業轉型、碳達峰的過程中，供電成本一定會上升，而經濟社會的發展希望電價越來越低，如何匹配兩者的關系，需要對供電成本問題提前做好安排。”

國網能源研究院副院長蔣莉萍就“雙碳”目標下如何實現電力行業轉型進行探討。

蔣莉萍表示，為實現“雙碳”目標，需要電力行業進行轉型，但在這一過程中，仍要遵循能源電力行業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長遠可持續、安全可靠、經濟合理的電力供應這一最根本目標，以供應成本最低來優化電力行業轉型的路徑選擇，這需要做多情景、多方案的比選。

蔣莉萍表示，我國計劃于2030年實現12億千瓦以上的風電、太陽能的裝機，在這個目標之下還需要細化很多問題。比如結構問題，太陽能分為太陽能光伏和太陽能光熱，又分為集中式和分布式，這些比重和比例應該怎么安排，這些都需要全國一盤棋去統籌考慮布局。

蔣莉萍表示，太陽能光熱是被忽視的領域。太陽能光熱在西部地區有一定資源，具有常規電場的可調度性。如果這塊資源用好了，對構建以新能源為主的新型電力系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撐性技術，可以替代很多常規發電機組的性能。因此西部地區一定要珍惜當地光熱發電資源的開發和力量。

莉萍表示，新能源電力開發出來以后，還要考慮如何把它輸送到合理的地區，即關注落點地區的經濟承受能力和送端系統的匹配度。

“低碳發展可能更重要的是一場社會變革，如果我們的發展思路不把能源問題放到與水、資源、土地資源同等重要的位置去要素化考慮，可能會忽略很多發展潛力和空間。”蔣莉萍表示，能源服務能力是各個地區公共服務能力一個很重要的體現，希望各地在未來的發展規劃中，把能源問題要素化地納入到地區發展及低碳轉型規劃中。

葉燕斐：綠色金融“錢不是問題”，關鍵在于拿出示范項目

“錢不是問題，問題是怎么樣有回報。”中國銀保監會政策研究局一級巡視員葉燕斐在談及綠色金融時認為，各地應做一些有利于減少碳排放、有利于氣候投融資的示范項目，有了好的示范項目、示范技術及商業模式，資金就會源源不斷地進去，形成資金和實體經濟的良性循環。

此外，葉燕斐表示，我國在能源結構調整方面還有很多潛力。東部沿海地區海上風電、核電潛力較大。西部地區如內蒙、寧夏、新疆，有很多太陽能、風電資源，因此，通過在這些地方集中發展太陽能發電、光伏發電、陸上風力發電、海上風力發電可以很好地解決電力的問題。在面對諸如海上發電成本較高的問題時，要注意一定要通過適當合理的電價去競爭，如果發電端、用電端價格較高，整個產業能耗方面的改造潛力就會特別大，動力特別強，所以在這方面可以做一些終端電力價格的調整，包括工業用電價格的調整、輸變電價格的調整等，最重要的就是把電力市場建好。

柴麒敏：海南高質量發展需聚焦更多高附加值產業

國家氣候戰略中心戰略規劃部主任柴麒敏認為，海南要實現高質量發展，不能走很多東部沿海地區在過去20年當中走的傳統工業化、城鎮化的道路，而是應當立足于自貿港經濟建設的契機，聚焦更多高附加值的產業，尋求一條獨特的創新發展路徑。

柴麒敏分析，海南要實現低碳的高質量發展，在清潔能源上可以做更多“加法”，例如可依靠自身的靈活性政策，在交通電氣化、高速公路充電樁基建實現布局。同時，在新能源光伏、海上風電、核電等領域海南也有施展拳腳的潛力。

他相信，海南在高質量建設碳中和自貿島的過程中所帶來的綠色投資、供給、就業，能給其帶來超越傳統的發展路徑。同時，在依托全國眾多資源，特別是大灣區等資源的背景下，海南能作出更多創新和貢獻。

朱曉明：可在長三角地區推動一體化碳交易市場的形成

東南大學長三角碳中和戰略發展研究院院長朱曉明分析指出，當前長三角地區是中國國家碳排放的一個重點區域。高耗能、高碳化能源特征非常顯著。

但與此同時，長三角也是中國綠色低碳領域發展的重要基地。朱曉明表示，在綠色發展方面長三角已經有了比較多的一些儲備，如在光伏產業，長三角是中國光伏制造產業鏈最完整、產量最大、企業和從業人員最集聚的區域。在技術創新方面，該地區光伏、氫能、儲能等碳中和相關領域的產業規模和技術均處于全國領先地位。

談及該地區未來該如何更好地為實現碳中和目標服務時，朱曉明建議，一是要以應用拓市場，建設世界級的低碳產業集群;二是繼續壓降煤炭的消費，著力降低燃煤比重;三是強化智能電網建設，增強源網荷儲一體化調度能力。此外，還應建設碳中和的創新高地，設立一批高碳企業的脫碳技術、建設一批碳中和的試點示范項目等。

當前，上海正在搭建國家碳交易市場。朱曉明強調，在此過程中不僅要讓上海碳交易市場發揮好全國碳交易市場的作用，還應借此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的碳交易市場的形成，擴大交易品種，活躍交易活動，讓企業積極推動交易市場的建立，并參與到減排行動中。

唐杰：深圳將在“十四五”進入碳達峰平臺期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長唐杰表示，過去十年，深圳碳排放的增長顯然低于經濟增長，正在屬于脫鉤過程當中。2010-2019這十年來，深圳通過創新驅動、綠色導向的發展模式和產業轉型升級，以更少的資源消耗和碳排放實現了更有質量、更具競爭力的經濟增長，全市碳排放呈現總量增長趨緩、碳強度持續快速下降、結構減排效應顯著增強的特點。

在分析深圳市“十四五”碳排放趨勢時，唐杰認為，深圳具有2022-2023年碳排放達峰的可能性。“十四五”時期,深圳產業將持續轉型升級，產業高級化、結構高端化仍將是降低碳強度和碳排放的重要推動力量。預計制造業碳排放量基本保持穩定，主要原因是高產出低碳排放行業占制造業比重進一步上升;低碳強度的新興制造業占比明顯上升。預計到2025年，優勢制造業占比會超過82%，比2019年提高5個百分點。

此外，唐杰表示，深圳的高質量發展會持續產生結構性減排效應。碳強度下降幅度將延續過去十年的趨勢，累計下降將明顯超過國家碳強度下降18%的目標。按國家考核口徑，“十四五”碳排放年均增速將在0.5%以下，根據國際上已達峰地區的經驗，標志著深圳進入達峰平臺期。

化工企業如何助力實現“雙碳”目標?黨彥寶：從源頭減排

寧夏寶豐能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彥寶表示，在碳排放中，電力行業是第一名，其次就是化工、交通、建筑等行業。作為一家化工企業，為了降低碳排放量，公司進行了研究探索，通過自身解決，從可行性、技術性、經濟性上為實現“雙碳”目標走出了一條比較好的路子。

黨彥寶表示，化工企業有很大的排放量，關鍵是要從源頭解決排放問題，這也是減排的關鍵性問題，近年來，企業開始利用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用太陽能發電制氫。由于目前太陽能發電的成本下降很快，使得企業的成本也降下來，同時減少了火力發電，從源頭上實現減排。

除了用太陽能代替火電，黨彥寶表示，企業還通過化工用地、設備的轉型升級，大幅下降了能耗，提高了轉化率。

黨彥寶表示，在做太陽能發電的同時，還種植了適應性的經濟林、經濟草，作為碳匯吸收，解決了碳匯，也促進了當地鄉村振興。“‘雙碳’目標對整個產業升級都帶來了好處，新能源發電也帶動了其他產業，同時對保障國家能源安全也起到了積極做用。”

傅莎：內蒙古要從煤炭基地轉為清潔電力生產基地

能源基金會低碳轉型項目主任、戰略規劃主任傅莎表示，內蒙古的資源條件完全可以從煤炭基地轉為清潔電力生產基地。

內蒙古有豐富的清潔資源。傅莎估計，雙碳目標下，2030年風電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建設總量有望達到15億至16億千瓦，2050年將達到45-60億千瓦。若內蒙未來可再生能源開發量能達全國的1/5，可在很大程度滿足華北、華東的能源需求。年均新增投資需求有望達到5000-6000億元人民幣，占當前GDP比重的30%左右。

傅莎還表示，內蒙古應在實施基地轉型策略基礎上進一步探索以可再生能源為主的本地清潔能源和熱力系統，以綠色賦能助力高耗能產業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