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由中國新聞社和能源基金會聯合主辦的國是論壇之“能源中國”舉行。此次論壇以“雙碳目標下產業轉型發展的挑戰和機遇”為主題。中國新聞社總編輯王曉暉、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代表主辦方致辭，多位政府官員、專家學者、行業代表等出席此次線上論壇，圍繞低碳產業在實現雙碳目標中的支撐與引領作用、數字化賦能產業低碳轉型等問題建言獻策。

劉世錦：綠色技術是中國經濟增長前所未有的新來源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表示，“雙碳”目標，特別是碳中和目標提出后，對中國經濟社會短期、長期發展影響都很大，將帶來一次產業結構重大調整、一個重大技術創新和投資機遇，一場配套制度的變革和創新，一次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發展理念、發展方式的系統性重大變革。

他特別提到，綠色技術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會發生很大變化，過去人們往往認為綠色技術與經濟增長之間有矛盾，但現在的綠色技術既做“減法”，比如污染防治;同時更多是在做“加法”和“乘法”，比如低碳、零碳等新技術，以及催生和利用這些新技術的綠色投資。

劉世錦預計，這將帶來百萬億元人民幣級別的投資，是中國經濟增長前所未有的新來源，“誰看到這一點誰就有可能抓住新機遇”。

劉世錦同時提及，在力爭實現“雙碳”目標的過程中，要正確處理中長期綠色轉型與短期經濟平穩增長之間的關系。“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關鍵是用綠色技術替代傳統技術，要減少碳排放，而不是減少生產能力，不是降低增長速度，更不是在不具備綠色技術的基礎下人為打亂正常供求秩序。”

他認為，總的來講這一過程要立足長遠，穩步推進，遵循綠色轉型規律和市場規律，否則很可能適得其反。所以，應當按照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要求，明確時間表、路線圖，分階段、有步驟穩步推進。

“過去我們講破舊立新，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但在這次綠色轉型中應該是新的不來，舊的不去。”劉世錦說，當前綠色轉型著眼點要放到形成新的綠色供給能力上，有了新的才能替代舊的。綠色轉型應遵循一些重要原則，包括低碳、零碳產業發展先于高碳產業退出，人員安置和就業發展優于資產處置，供給安全平穩作為綠色轉型前提等。

黃震：不要一談到“電力零碳化”就說“棄煤”

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政協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黃震指出，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長期以來對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起到了戰略支撐作用。未來面向碳中和，化石能源會轉變成一種保障性能源，其中CCUS(碳捕獲、利用與封存)是目前實現大規模化石能源零碳排放利用的關鍵技術。未來，結合CCUS的火電將會推動整個化石能源電力零碳排放，同時提供保障性電力，保證電網靈活性。

黃震指出，在碳中和愿景下，未來新能源發電+儲能以及火電+CCUS，會組成一個不可或缺的技術組合。這一過程是通過技術不斷進步，不斷發展和轉型的，因此要循序漸進、“先立后破”，不要一談到“電力零碳化”就說“棄煤”。

面向碳中和，黃震認為，能源轉型的方向主要是“五化”。在能源供給側方面，包括電力零碳化和燃料零碳化。在能源需求側方面，主要方向是電氣化、智慧化和高效化。

以電力零碳化為例，黃震認為，大量數據顯示，目前全球高達41%的碳排放來自電力行業，中國51%的碳排放來自于電力系統和取暖。因此，電力脫碳和零碳是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關鍵所在。

轉型如何走?黃震指出，重點在于構建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這個系統依賴于遍布全國的分布式光伏發電、風電和儲能系統，也包括各種虛擬電場和微電網的技術，使常規火力發電從現在基荷電力轉變為調峰電力。當然，這個過程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技術的進步。

如何實現燃料零碳化?黃震指出，可以通過可再生能源得到的零碳電力做各種各樣的燃料。比如：可以用可再生能源來制氫，也可以合成氨，用于車船等的動力系統，這些都是未來轉型升級的方向。

總體而言，黃震認為，面向碳中和的能源轉型，其核心是以一種顛覆性、變革性的能源技術作為戰略支撐，形成全新能源大系統。這不是“賽道超車”或者“彎道超車”，而是換了一個賽道，重新定義人類社會資源利用的方式。

所以，未來誰能夠在零碳技術上創新占據領先，就是新賽道上的領跑者，誰就有可能引領下一輪產業革命，黃震表示。

鄒驥：“雙碳”轉型重構產業頂層設計有六方面需考量

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表示，“雙碳”轉型的核心應聚焦在重構產業，而重構產業的頂層設計有六個方面需要考量。

鄒驥認為，具體來看，第一是達成愿景共識。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產業結構必然要發生轉變和升級。有了“雙碳”目標后，需要把碳排放的額度看成一種新的生產要素。實現“雙碳”目標也會產生新的需求，例如新技術、新設備、新服務、新制造，這使產業發展可以形成新動能。

第二是在全國范圍和不同時間尺度上，例如“十四五”、未來10年乃至未來40年，設立積極穩妥的減排目標并向市場主體分解目標，確定碳資產產權。

第三是“雙碳”轉型需全國一盤棋，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要發揮各方比較優勢。上述比較優勢可能體現在資源稟賦、經濟區位、地理區位等，也可能是發展水平和能力的比較優勢，總而言之要揚長避短，達到整體全國范圍內費用效果的優化。

“并不是所有的單位都要統一地、一刀切地去碳中和，一定是部分單位是碳中和，一部分單位還不是碳中和，還有一部分單位需要負的排放，這樣加起來全國范圍內是碳中和的。”鄒驥強調。

第四是加速推進發展碳市場的定價機制，以市場機制作為優化配置碳資產的基本手段，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

第五是加強過渡過程管理，做到先立后破、升降有序、公正轉型。鄒驥表示，在實現“雙碳”目標的過程中，有的產業要上升;有的產業要下降——比如水電、風光、設備制造、市場服務——這些產業毫無疑問會在“雙碳”目標下上升，但是一些高碳產業可能在未來40年里會逐漸收縮下降。

但他也指出，“升降”必須有一個大前提：比如電力保供，同時也要保證公正的轉型，要注意在此過程中產生的社會經濟影響，把不利的影響降到最低限度，并且配有應對措施。

第六是建設完備的政策和治理體系。鄒驥說，只有如此才能保證保證不搞“運動式”的碳中和。在中國實現碳中和路徑中，需要有一個多部門參與、多舉措并舉的一攬子解決方案。

“從這六個方面發力，最終就能夠從現在全口徑的溫室氣體120億噸左右，降到2060年的0。大家看到這是很艱巨的任務，但是我們有40年的時間，也不算長，要在頂層設計上逐一落實，知道在哪個地方分解多少指標。”鄒驥說。

王毅：未來10到20年循環經濟將進入非常快的增長期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副院長王毅表示，循環經濟無論對于資源效率、資源綜合利用及碳減排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碳中和轉型發展過程當中，循環經濟將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別在未來10到20年中將進入非常快的增長期。

王毅表示，循環經濟對于資源的效應將發揮很重要作用，有機構研究指出，循環經濟對碳減排的貢獻可以達到50%左右。從全球來看，發達國家都在推動以碳為基礎的循環經濟，并提出了相關規則，歐盟、美國、日本等在“綠色新政”、推進碳中和的過程中，都把循環經濟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王毅表示，在新的階段，特別是“雙碳”約束下，一些國家戰略性資源和關鍵資源的需求非常高，其安全供給也會變成很大的問題，所以如何利用循環經濟的手段使資源得到有效供給和利用，是一個重要挑戰。

對于未來如何發展循環經濟，王毅提出五點建議。

第一要完善重點循環經濟制度的時間表、優先序，特別是全國人大要統籌制修訂循環經濟促進法、資源綜合利用法等一系列法律。同時循環經濟需要較好的設計和更好的制度安排。對于循環經濟來說，下一步需要把生產者和企業、政府、消費者聯系起來，使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更好運作。

第二是在發展城鎮循環經濟中需要加強試點和商業模式探索，特別是針對城市的循環經濟綜合運用服務制度做一些工作，在消費層面推動推動綠色消費。

第三是把循環經濟和減碳微觀機制完善起來，測算碳減排的貢獻需要微觀的核算、指標的評估。

第四是加大循環經濟領域中對減碳關鍵前瞻性技術的開發，包括CCUS(碳捕獲、利用與封存)，二氧化碳制造的燃料、材料、化學品、水泥都有很多顛覆性技術要開展。在標準引領中，希望行業協會發揮重要作用。

最后是開展更廣泛的國際合作，希望通過多邊雙邊的合作，充分利用中歐、中美、中日之間的相關平臺，與發達國家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第三方市場合作，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他們的發展目標，幫助促進綠色低碳轉型。

戴彥德：實現碳中和，發展可再生能源是根本

“實現碳中和目標，發展可再生能源是根本，提高能源效率是關鍵。降低能源消費、減少對能源的需求，才有條件、有可能讓可再生能源來支撐經濟發展。”國家發改委能源所原所長戴彥德在會上剖析了中國能源發展現狀，并給出了一些建議。

自去年以來，中國官方多次就實現碳中和目標作出重要部署。戴彥德指出，實現碳中和是一場涉及全社會的深刻變革，關系到民族的永續發展，也體現了中國作為能源消費大國的責任與擔當。但目前中國在能源發展上還面臨區域環境污染尚未得到根治、油和天然氣對外依賴大等問題。

他表示，要實現碳中和目標意味著中國將在傳統能源上作出很多“犧牲”與讓步，但這不僅是碳中和目標所驅使，也是中國走高質量發展道路的必然。

“我們國家要實現碳中和，跟歐盟國家是不一樣的。”戴彥德說，歐盟國家能源結構發展已來到平臺期，再優化也不會有太大的增長空間，但中國目前仍在迅速發展階段，尤其能源消費結構仍亟待優化調整。

“對于中國來說，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前提，過去中國增長高度依賴出口，直接與間接出口的能源量大，需要對此轉換能源賽道，重視能效，加快工業化進程，加快非化石能源和電力的發展等。”戴彥德說。

他還指出，未來五至十年里，一些重大的固碳技術開發，或許也會使中國能源轉型的壓力得到緩解。

張永偉：推動汽車與能源、交通協同減碳是重大挑戰

中國電動汽車百人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張永偉表示，推動汽車與能源、交通協同減碳是一個重大挑戰。

張永偉指出，汽車與能源協同減碳比單獨減碳效果好。根據對不同場景的分析可得出，汽車加速電動化與能源結構加速清潔化是最理想的減碳模型，電動化對能源清潔化有著有力支撐。比如，到2030年電動汽車保有量大概在8000萬輛左右，能提供將近400個吉瓦的調峰，潛在儲能規模會接近6000吉瓦時。“有了這樣一個移動靈活的電動汽車儲能單元，對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是非常好的。”

汽車與交通協同減碳同樣如此，張永偉解釋道，汽車是交通的組成部分，因此交通布局、交通基礎設施變化、人們出行方式的變化與電動化、智能化密切相關。例如，通過計算不同出行方式人均碳排放量，可得出私家車人均碳排放最高，而共享出行方式，特別是公交公共出行人均碳排放最低，兩者差距顯著。

“汽車和交通減碳并不是車多車少的問題，而是必須和交通規劃、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出行方式的變化結合起來，這是汽車減碳另外一個問題。”他說。

張永偉直言，將汽車減碳與交通、能源兩個關鍵領域協同起來進行耦合式減碳，比各領域單獨減碳的效果都好，但這也是減碳領域一個重大挑戰。

首先，頂層設計方面缺乏協同機制，交通、能源、汽車有各自的減碳規劃，不同規劃中對跨界力量理解程度也不同，導致協同與否在規劃層面上出現沖突。其次，機制上不協同，各自有一套實施體系，導致電動汽車和可再生能源停留在理論和示范階段的協同，真正規模化應用還很難看到希望。最后，政策法規不協同，比如能源現在很快就可以使用碳排放政策，但是汽車還未進入碳排放體系，特別是碳交易機制當中，導致汽車減碳無法享受減碳政策。

“汽車自身減碳面臨著壓力，并且非常需要與能源、交通協同減碳，但這需要試點，需要體制機制的創新。”張永偉說。

朱彤：“十三五”以來，中國高耗能產業經歷了“脫胎換骨”的變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能源經濟室主任朱彤提出，“十三五”以來，中國高耗能產業經歷了一個“脫胎換骨”的變化，包括產品性能、污染物排放的環保指標、企業的創新能力等都大幅提升。

朱彤提出，一方面，治霾的主要思路是“末端治理”——提升排放標準，關閉不達標企業、高耗能產能控制等;另一方面，“雙碳”目標確立后，高耗能產業成為制造業減碳的重中之重，除了進一步強化霧霾治理時期的上述末端治理措施之外，進一步增加了“能源雙控”等手段，通過控制企業的能源消費來推動其“減碳”。

朱彤認為，制造業減碳的關鍵點，一是依靠能源低碳轉型推進減少高碳能源消費，二是利用低碳技術改造生產工藝過程實現減碳。

朱彤說，中國具備發展“低碳”的高耗能產業的優勢條件，這是確立中國在低碳經濟時代競爭優勢的最重要構成要素。

朱彤說，我國發展“低碳”高耗能產業的優勢條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我國光伏發電、電動汽車等低碳能源技術推動我國電力行業和交通行業的低碳轉型，為高耗能產業提供越來越多的“低碳能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二是高耗能產業的龐大產能、先進技術和工藝為企業低碳技術探索和示范、加速低碳技術迭代和大規模推廣的市場條件。

朱彤說，比如，我國鋼鐵工業已經有了利用焦爐煤氣制氫還原鐵技術示范項目，可以使長流程煉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三分之二，同時具有噸鋼生產成本優勢。這樣的技術一旦大規模推開，將大大加快我國鋼鐵工業的低碳轉型，實現產業發展基礎上的碳減排。當然，能源消費總量也會增加。

“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在高耗能產業的低碳轉型邏輯下，我們真正要做的是，如何去發展一個低碳的高耗能產業”，朱彤說。

朱彤表示，總之，依靠限制能源消費和壓縮產能實現的“減碳”是不可持續的，高耗能產業的“低碳轉型”才是解決“發展”與“減碳”矛盾的關節點，并與高度工業化和現代化基礎之上的“美麗中國夢”相向而行。

劉文強：信息和通信技術行業急需低碳轉型

賽迪研究院副院長劉文強表示，數字化正在推動高耗能行業節能;同時，信息和通信技術行業(ICT)能耗快速增長，急需低碳轉型。

劉文強說，云計算、移動互聯網、大數據技術、區塊鏈技術、5G技術等的融合發展，正在改變整個能源的生產、運行、傳輸模式，利用這些數據實現數字化賦能，可以提升管理效率和生產效率，促進綠色低碳轉型。

劉文強表示，從更廣泛意義講，數字技術在能源革命戰略中正發揮重要作用，引領能源產業變革，成為一個源動力。現在，數字化賦能發電設備、新建能源的比例已經顯著提升。未來，能源生態體系各個方面會形成全鏈接的數字生態。

數字經濟也在推動能源消費結構轉型，如清潔化轉型、能源消費環境多元化等，電力公司、電網公司紛紛利用數字化技術推出一些數字化產品。

數字化還推動了高耗能行業節能。2010年起工信部推動高耗能行業能源管控中心建設，用信息技術建設能耗的在線監控系統、管控系統，根據在鋼鐵、水泥等高耗能行業的經驗數據，大致節能3%左右。

劉文強認為，“十四五”期間要高度關注數字經濟帶來的能源系統效率提升，特別是通過新型電力系統、互聯網技術、數字化技術與可再生能源的廣泛結合，推動能源互聯網建設。

劉文強提醒，也要高度關注信息和通信技術行業(ICT)能耗快速增長的問題。數據中心整個營運周期能耗占成本的50%以上，5G基站的能耗是4G基站的3倍左右，有數據預測到2025年5G基站總耗能大致占到全社會用能量的2%。信息系統相比較高耗能行業，可能不如鋼鐵等行業能耗高，但信息系統、數據中心、芯片能耗都很高。隨著數據中心、數據快速增長，這方面能耗也急需低碳轉型。

劉文強說，盡管數字化會促進低碳轉型，但未來數字產業中云、管、端等終端設備，以及數據中心長期發展的能耗、排放增長情況，目前還沒有公認的數據。數字化應用在節能減排方面的成效，也沒有統一的數據。目前包括賽迪研究院在內的一些機構正在試圖開展相關的測算工作。

左新兵：深圳已經邁出了數字能源的第一步

深圳市發展和改革委創新中心材料與能源產業研究所所長左新兵表示，深圳已經邁出了數字能源的第一步，未來新的模式和新的創意將在碰撞中催生出更多更活躍的、綠色的、數字化的探索。

關于數字技術如何助力高質量低碳發展，深圳已有初步探索，左新兵從三個方面給予闡釋。

首先，在建筑方面，深圳的達時智能聚焦智慧建筑、智慧交通、智慧醫療等開發物聯網智能新產品，其經驗顯示，數字化的管理可以帶來5%到10%的節能效果。“考慮到現代化城市中建筑占能源消費的比例，其潛力非常可觀。”左新兵說。

其次，在虛擬電廠方面，深圳初步梳理了可以作為需求側響應的負荷，初步計算，可控部分至少有600萬千瓦，未來數字化負荷集成、電力調峰和交易有了基礎空間。

第三，在可再生能源消納方面，深圳正在推進分布式光伏，利用5G低時延、高可靠性特性，支撐海量數據的采集和分析，幫助進行智能預測和調控。左新兵透露，目前，深圳圍繞著智能電廠、智能電網和智能油氣、智能綜合能源、智能制造和建造等方面計劃拓展一批5G典型的應用場景，建設一批5G行業的專網和虛擬專網，以推動5G技術進一步賦能能源領域典型場景，促進數字信息技術和能源行業深度的融合。

左新兵表示，圍繞著上述方向，相關企業能夠找到新的業務著力點，把數字化應用于生產環節中，這有利于幫助企業提高效率，達到降碳目的。

可以預見，數字化能夠為生產生活方式的低碳轉型帶來巨大推動力，為企業和家庭算好節能的經濟賬，打通多種能源應用和供需互動相互之間的影響，極大拓展電力市場廣度，動員全社會力量參與到低碳行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