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市南水北調截污導流工程建設處的一位工作人員，一聽到手機響，心里就犯嘀咕：是不是哪個地方征遷又出問題了？他總擔心自己的工作不到位，擔心上級交待的工作沒能高質量完成，擔心群眾不滿意。

沿著手機提供的線索，這位工作人員了解了很多事。這段時間里，他看到了有個別人為了能多收點糧食，盡力爭取征遷工作后延，哪怕只有二十天；有人為了多爭取點補償，坐在挖掘機前不讓施工。

他對現在一些村干部的牢騷非常理解。在組織征遷工作時，有村干部遇到非常難征遷的問題時，有時會抱怨，“還嫌補償低？這要在以前，就是要給你挖掉，什么補償都沒有。”

村干部不過發下牢騷，這位工作人員卻想了很久：時代進步了，國家經濟發展了，補償更多了，征遷也越來人性化了，為什么征遷工作有些地方有些問題卻更難了？他告訴本刊記者，在組織南水北調工程征遷時，各地征遷人員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征遷工作表現優秀的還獲得了國務院南水北調辦的嘉獎。其間，“99%的被征遷群眾都非常理解和支持，但是，極個別的征遷對象抱著貪便宜的僥幸心理，給征遷工作帶來一些不順利因素。”

近期，《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從北京出發，經由南水北調東線涉及的江蘇、安徽、山東、天津等地的十余個城市，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采訪。據統計，東線一期工程涉及永久占地13.61萬畝，臨時占地8.79萬畝，搬遷總人口2.71萬人。

這個數字，雖然遠不及中線丹江口庫區涉及的34.5萬移民和征遷群眾，但是，征遷的復雜性和壓力絲毫不遜。

為了“多收三五斗”？

2009年的5月，對位于淮河流域的江蘇省蘇北地區來說，小麥已經長出了穗，再過20天就該收割了。

當南水北調的施工隊伍在某村開始作業時，幾十位村民坐在了挖掘機的前面。他們是老人、婦女和兒童。

村民們希望20天以后才施工，以便他們收割完這一季小麥。

征遷工作人員趕到現場，會同鎮里負責人耐心做群眾工作。這不僅因為早在小麥還很矮的時候，已經對農民進行了補償，只是因為種種原因當時未能施工。更重要的是，受汛期影響，如果推遲20天施工，很有可能意味著10月份才能施工，這將嚴重影響施工的工期。

征遷工作人員到了以后，很快被圍了起來。村民們認為，補償款被克扣了。情況比征遷工作人員之前想象的要復雜得多。

看到附近一位戴眼鏡的老人，征遷工作人員把他請了過來，遞了支香煙過去，氣氛有所緩和。工作人員告訴他，南水北調征遷執行的是國家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征地補償和移民安置條例(即通稱的“國務院471號令”)，永久征地按照當地前三年平均產值的16倍進行補償。當地一年兩季莊稼，一畝地一季660元，一年1320元，因此，每畝地應補償21120元。

村民們仍然不信，并說在網上看到的是4萬元。同時準備到省里去查。這位征遷工作人員表示愿和村民打賭，如果能出示每畝地補償4萬元的文件，他愿意支付其去南京的差旅費和伙食費。

由于南水北調工程是一項公益性工程，工程開始前有關部門也通過電視、廣播做了大量的宣傳和動員工作，大多數群眾很支持。但是，也有一些人認為標準偏低。

不僅如此，本刊記者了解到，在東線一些地方，甚至出現“欺行霸市”的情況。一位基層征遷人員向本刊反映，在組織征遷時，他曾遇到過不讓挖土的、不讓運輸的，甚至不讓走路的。其說法是，“這條路是我們幾家人自己墊的，挖掘機走這過就得給錢。”關于欺行霸市，他舉例說，施工單位從某個地方運土，假設一方土三元，當地有人說至少得給五塊。經過多次協調無效后，他找到了當地公安局，在公安部門的介入下，施工環境和施工秩序得以保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類事情絕非孤例。在山東省棗莊市，《瞭望》新聞周刊了解到，在南水北調工程早期，施工方甚至被當地惡霸要求必須買某處的沙子、水泥。

一些“突擊現象”也出現過。不過，和本刊記者在中線了解到的“突擊結婚”、“突擊生育”不同的是，由于東線很少涉及整村移民，因此，很少有人口數量上的增加，但是，“突擊種樹”、“突擊蓋房”在南水北調沿線的山東、江蘇兩省偶有發生。

江蘇省南水北調辦公室征遷辦主任徐忠陽向《瞭望》新聞周刊透露，在南水北調施工沿線，個別工程遇到過諸如突擊種樹的情況。關于此，江蘇省政府早在2006年就已發文，嚴令禁止在規劃安置區一定范圍內種樹搭建。但是，每臨施工，仍然發現現場的樹比此前核查的數量要多得多。

突擊蓋房現象也非常類似。2008年4月相關部門最后一次去泗陽復核時，當時已突擊蓋了3700平方米的簡易房，2009年9月-10月份開工的時候，這一數字已達6600平方米。有基層征遷工作人員向本刊描述，那些房子只比正常人個子稍高一點，沒有門窗，有的房子上面有個小頂。后來，這些平房按棚房標準補償，每平方米100元，要求地方政府妥善處理，最后處理較好。

“我們知道突擊蓋房后，還專門給地方政府發了文，但是不知道會蓋這么多。”徐忠陽無奈地說。

在此過程中，群眾態度不一。他分析，一些群眾很了解拆遷的“行情”，想辦法多爭取一點利益；還有一部分群眾處于觀望狀態，“如果給別人這種補償也得給我”，此類事件的帶動效應較強，當然，大多數的群眾是比較自覺的。

徐向本刊分析，這種現象之所以產生，其主要原因在于，省政府下發的禁止新種樹、搭建的文件，可能未及時傳達到群眾。畢竟，東線從上世紀50年代便已有南水北調的聲音，但是多年以來遲遲未動。因此，當地群眾只聽國土部門的。“國土部門公示說，這塊地什么時候要，這個時候才定死了。但是這個時候往往馬上就要開工了。”

土地紅線的壓力

在南水北調工程的大背景下，土地的緊缺，也突出地擺在了地方政府面前。

在山東省南水北調韓莊運河段萬年閘泵站，本刊記者了解到，近年來，由于河道的一次次拓寬，附近村莊被占土地較多。上世紀50年代初，韓莊運河只有五六十米寬，如今已經發展到300多米。再加上道路占地等，農民的土地一次次削減。以萬年閘泵站附近的棗莊市嶧城區古邵鎮萬西村為例，村里有三四百人，以前，每人有一畝半以上的土地，如今，有的人只有4分地左右。這較通常意義上人均6分地的國家基本口糧線有一定距離。

在萬年閘泵站總工程師趙源湘看來，土地已經成為農村征遷的主要難點。不僅對當前的工作形成較大制約，而且，還影響著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和社會穩定。

作為經濟較發達的江蘇，土地壓力尤其明顯。江蘇省南水北調辦公室副主任張勁松，最近正在做關于“水利工程建設如何節約用地”的研究課題。他表示，以前用地相對寬松，不太考慮節約用地，現在即使有錢，地也不能隨便用了。

這不僅因為保護耕地是國策，“18億畝紅線誰也不敢碰”，更重要的在于，根據國土資源部和國務院南水北調辦于2005年6月聯合發文要求，“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占用耕地，由各項目法人負責補充數量和質量相當的耕地；沒有條件補充或補充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應按規定繳納耕地開墾費。”

這就意味著，如果征用一畝基本農田，就要想辦法再“找補”一畝基本農田，這正是讓張勁松和他的同事們頭痛的。“江蘇95%以上的土地都是基本農田，不像其他省，基本農田比較少。所以我們根本找不到(可用來補充的基本農田)。”張勁松說。

如此一來，江蘇只有采取另一種辦法，即繳納耕地開墾費。關于此項支出，徐忠陽以蘇中為例表示，一畝地應為7000多元(國家按70%批復)，如果征用的基本農田，江蘇再加40%。但是，這個40%國家并不承認。

耕地占補平衡支出，再加上耕地占用稅所需支出，江蘇南水北調工程在征遷方面支出比例較大。張勁松說，“在七八年前，對河道工程征地拆遷占工程總投資的30%左右，現在反過來，江蘇征地拆遷的錢占工程總投資的70%以上。”當然，江蘇南水北調工程是在其省境內江水北調基礎上進行的，工程建設所需資金較小，投資效率較高。因此，征遷所需資金相對較大也是原因之一。不過，因為土地壓力而導致征遷費用的總量上漲，對江蘇省而言卻是實實在在的。

城市征遷同樣面臨著土地壓力。針對江蘇省江都市南水北調沿線仍然存在的部分造船廠、沙廠，江都市建設局局長錢進表示，考慮到企業利益，考慮到可能造成的失業問題，不能輕易把這些工廠關閉，比較可行的方式是搬遷到別處。“但是工廠搬到哪里？這就需要土地指標了。”

亟待統一的各種標準

補償標準的不統一，同樣制約著東線征遷工作的順利進行。

在山東省南水北調建管局，建設管理處處長郭忠向本刊記者講述了發生于2004年的一個案例。其時，濟南市長清區開始進行南水北調征地，根據當地區片價，一畝地補償1.1萬多元。巧合的是，該區同年也修建了高速公路和大學園區。其中，高速公路每畝地補償1.54萬元，而大學園區更是高達8萬元。

對此，盡管有關部門多次向群眾解釋，重申南水北調是公益性工程，不同于高速公路和大學園區，但是，群眾仍然不滿意。雖然經政府多次做工作，但是矛盾還在。郭忠接著說，問題最后就集聚到施工單位上，群眾到工地去鬧，工地處理不了這些問題，最后還得依靠當地政府。如此反復，導致工期受到影響。

在棗莊，趙源湘指出，在征遷過程中，根據當地具體情況，南水北調征地補償為一畝地1.6萬元，航運征地補償為每畝地四五萬元，電力征地則為每畝10萬元左右。趙認為，正是由于這種補償的差異，再加上相當一部分群眾對政策并不了解，因此，群眾有時會認為補償款被扣了。

針對不同行業征地補償標準的不同，多位受訪對象向《瞭望》新聞周刊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即無論是公益性征地還是盈利性征地，國家都應確定統一的標準，然后再根據不同情況，各個部門之間進行協調。比如，假設公益性征地是2萬元一畝，盈利性的征地是6萬元一畝，其中4萬元的差額部分國家再制定政策，進行部門間的調劑，不要讓群眾來背這個包袱。受訪對象認為，這種方式將對征遷工作產生極大助力。

本刊記者在采訪中還了解到，不同的被征遷對象，對征遷補償的要求也體現出較大差異。

以涉及到的電力部門為例，有承擔施工設計工作的工作人員表示，在設計環節，一定要請電力行業的相關人參與進來。記者在沿線一些地區了解到，一般農業補償為2萬多元一畝，但是，當涉及電力部門時，這一數字甚至高達7萬元左右。

結合自身的工作實踐，徐忠陽發現，當征遷涉及到通信、電力等垂直管理的單位，工作就尤其難做。他表示，對于此類征遷，省里都有明確的補償標準，但是，上述垂直管理單位并不認可這個標準。“要求他們做設計，投資大得離譜”。

上述情況在山東、江蘇的一些南水北調沿線地區時有發生。其中，揚州市比較明顯。受此影響，揚州市南水北調三潼寶工程僅“三線”就超支了800萬元左右，有一些屬于漏項。

為了解決這一難題，蘇、魯兩省做了大量的協調工作。以江蘇省為例，針對泗陽站110KV線路中2個水泥桿影響施工進度，建設單位一時協調不下來，江蘇省南水北調辦公室及時派員到現場，與泗陽縣拆遷辦和泗陽站建設處商議，由地方與供電部門聯系。這一事情最終得到圓滿解決。

對此，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公室主任張基堯向《瞭望》新聞周刊表示，由于國有企業多實行條條管理，所以電力、通信、鐵路、交通，尤其是電力、通信等企業化的單位，按條條管理；而地方政府則是塊塊管理。因此，“就個別情況而言，確實有協調難度大的問題，但是總體而言還是很好的。”他說，國家電網公司已同意正式行文到各地方電力公司，要求各地配合。

地方執行力何以欠佳

和中線的河南相比，東線切斷的電力電信相對較少，再加上是在原有京杭運河的基礎上修建南水北調工程，因此，征遷范圍也較少。但進展卻不盡如人意。

據本刊記者了解，近年來，為了確保南水北調工程的順利完工，蘇、魯兩省把相當大一部分精力用在征遷工作上。

仍以江蘇為例，該省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建立了“省南水北調工程建設領導小組領導、市級人民政府負責、縣級人民政府組織實施、項目法人參與”的征地拆遷和移民安置工作管理體制。在此之中，省、市、縣各級征地移民部門均簽訂工程征地移民任務與投資包干協議。

另外，將工作做在前面，保證征地移民規劃設計質量；加大宣傳力度，使國家重點工程得到被征地群眾的理解支持；增加征遷工作透明度等。其中，由于江蘇省土地資源儲備十分緊缺，為合理利用和節約土地資源，江蘇水源公司作為項目法人，盡量優化土地利用紅線，節約土地資源。這些舉措，贏得了大多數群眾的支持和有關部門的認可。

盡管如此，根據本刊記者梳理發現，當前，受多種因素影響，東線征遷仍存在一定困難。一方面，當前，土地本身的稀缺性和重要性，使農民比以往更加不愿離開土地。以農村為例，有征遷干部表示，上世紀90年代，蘇北農地撂荒現象比較常見。有些農民將土地交由鄉親種植，種植者幫忙上繳農業稅、提留款之類的款項。當前，種地相對容易，機械化程度比較高，農民從繁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國家不但一分錢不要，反而中央財政一畝地還直補100塊錢左右。”與之相反的是，失去土地以后，農民需要買糧食了，從而在心理上產生一種危機感。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執行力有待提高。采訪中，多位受訪對象反映，征遷屬于政府行為，如果沒有政府參與，征遷工作根本無法展開。但是，在個別地方，政府的執行力卻受多種因素制約。

有受訪人士分析，當前，在南水北調一些拆遷比較復雜的地方，地方政府卻沒有把拆遷作為年終考核指標，鎮村對拆遷是一項額外的工作，做多做少和考核沒關系。但是招商指標完不成，卻是“一票否決”。

“事實上，招商引資指標和重點工程的安全問題，基層干部哪個都惹不起，但是招商引資的指標更硬。”上述受訪者認為，“領導干部把精力放在抓經濟上”，客觀上還造成了群眾的思想工作淡化。而且，村干部現年輕化，沒有以前的老村長、老支書會做群眾的思想工作，工作方法有待改進。

“中線的河南焦作市，渠道橫跨全市，該市舉全市之力組織征遷，在不到9個月時間，拆了170萬平方米的房子，市政府貸款實施征遷。征遷干部以情感人，以事動人，有的征遷干部拜需征遷的老人為干爹干娘。”張基堯說，征遷工作沒有錢不行，但是光靠錢也不行。把貫徹科學發展觀和征遷結合起來，把落實中央征遷政策和地方制定扶持政策結合起來，把解決實際問題與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結合起來，征遷工作也許會順利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