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難緣何頻發？有律師認為，“量刑過輕”是主因，呼吁修改刑法增加刑期。昨日，不少讀者致電商報發表看法。

北京師范大學刑法科學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志祥說，現在的刑法(重大責任事故罪)是馬后炮，只有發生重大事故，才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應修改為危險犯，即只要有發生危險的苗頭，就要追究黑心礦主的刑事責任。

國家檢察官學院講師、刑法博士楊建軍說：與交通肇事橫向比較，重大責任事故罪量刑確實畸輕，對罰金也沒有規定。建議若發生特大礦難，沒收黑心礦主全部財產。

回顧

4起礦難責任人，最高獲刑才6年

8月2日上午，省高院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4起礦難案件審理情況。

4起礦難共造成136人死亡，3人失蹤，有數十人被追究刑事責任，但最高獲刑6年，最低被判緩刑。

有律師指出，導致礦難頻發，除了暴利外，讓黑心礦主肆無忌憚的，是“量刑過輕”，呼吁修改刑法提高刑期。

因為，依據我國法律規定，犯重大責任事故罪，一般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導致3人以上死亡或傷10人以上，最高才能判7年。

反應

讀者紛紛致電，認為應加重處罰

昨日，商報對此報道后，不少讀者來電發表自己的看法。

讀者查先生說，與黑心礦主獲得的巨大利益相比，最高才判7年，顯得太“微不足道”了，應該盡快對此作出調整。

“一個事故，往往導致幾人、幾十人甚至上百人死傷。”查先生說，在這種情況下，“不應再按重大責任事故罪來論處”。

讀者張先生說，礦難造成的危害，比故意殺人帶來的危害還要嚴重，應加重對黑心礦主的處罰。

他認為，造成事故頻發的原因，還有安全投入不足。

在讀者唐先生看來，導致事故頻發的原因，則是監管不力。

“我父親以前也是開煤礦的”，他說，透水、瓦斯爆炸，是礦難發生的最主要原因，只要監管到位，這些都是可以預防的。

家屬

黑心礦主，判死刑也活該

“這些黑心礦主，判死刑也活該。”獲悉重大責任事故罪最高刑期為7年，沒上過幾天學的王小營忍不住想開罵。

王小營，家住汝州市楊樓鄉范莊村，今年27歲，老婆是個啞巴，孩子只有兩歲。

2000年，在貴州一個偏僻的深山中，發生了一起礦難，他一下子失去了3個親人，包括他的父親。

“只拿到2萬元賠償”，從那時開始，17歲的王小營就成了家里的頂梁柱。

那起事故，使得王小營家里失去了主要經濟來源。

作為家里的老大，從此，他不得不為生活四處奔波。盡量利用農閑時間打工養家糊口，抽出空閑回家種地。

“我要去干活了，今天涼快。”王小營說，“我們兄妹四人，我是老大，妹妹成家了，弟弟還沒有成家，我要是偷懶，這個家早就四零五散了。”

觀點

1罪名制定時間長了，亟待做出修改

北京律師郝勁松說，現行《刑法》是1997年公布實施的，對重大責任事故罪的量刑規定，也是那時候一并設置的，“有相應的局限性”。

“那時候，礦難不多，危害也不嚴重，所以規定的刑期相對較低。”郝勁松說，現在看來，已遠遠不能適應現實需求。

現在，礦難事故頻發，動輒死傷數十人，甚至上百人。對此群死群傷事件，如果仍以十年前的規定，顯然已失去相應的震懾力。

郝勁松說，我國這幾年對每一起礦難事故的責任人員都進行了處罰，但效果不太明顯，煤礦安全事故仍居高不下。

原因在于“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沒有得到切實的貫徹，事故責任的追究還沒有刺到責任人員的痛處。處刑較輕，使得處罰力度小，既不能教育本人，也不能警示他人，使得刑法形同虛設，根本不可能發揮懲罰罪犯、保護職工合法權益的目的。

2最高才判7年 與其社會危害性不相稱

普通的交通肇事罪，如果逃逸，最高可處7年至15年有期徒刑。如果轉化為危害公共安全罪，刑罰則更為嚴厲。

這么看來，重大責任事故罪量刑最高7年，顯然畸輕。二七檢察院檢察官錦傳濤說：“對犯罪法定刑的配置，必須以犯罪行為的主觀惡性和客觀危害性為基準。”

從危害后果來看，重大責任事故罪比交通肇事大多了。有些情況下，黑心礦主明知私采濫挖有危險，仍強令工人冒險作業。這時候，若發生事故造成群死群傷，判刑7年以下，對黑心礦主來說，顯然過輕。

“現在，《刑法》修正案(八)已提上日程，希望有關方面能夠重視這種現象。”錦傳濤建議，重大責任事故罪的量刑，不應低于交通肇事罪的量刑。

3增加罰金刑，重大礦難沒收全部財產

“與交通肇事罪橫向比較，重大責任事故罪量刑最高7年，確實顯得有些輕。”國家檢察官學院講師、刑法博士楊建軍看來，礦難頻發，更主要的原因則在于監管不力，以及背后的官商利益。

一些監管機關、監管人員無視小煤礦私自違法生產。小煤礦的生產行為涉及供電、礦工管理、原煤儲存、運輸等多個環節，不可能不被發覺。

如新華四礦在“9·8”爆炸事故發生前，借技術改造名義，偷偷違法生產，每班下井人數70至100人，生產銷售原煤20余萬噸。有關監管機關和人員卻對此視而不見。

有的監管人員發現安全隱患，卻疏于監督整改。

刑罰不力也是原因之一，重大責任事故罪刑種結構過于單一。楊建軍說，我國刑法對重大責任事故罪所配置的刑種，只有自由刑，即有期徒刑和拘役，沒有財產刑。

重大責任事故發生的原因往往與追逐經濟利益有關，因此，應該增加罰金和沒收財產等附加刑，實行“雙罰制”，既罰直接責任人員，又罰單位。

比如，發生特大礦難，沒收黑心礦主的全部財產。

4發生重大礦難，最高可判10年

“遏制礦難頻發，不能片面強調刑罰的作用，應多管齊下。”北京師范大學刑法科學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志祥也認為，作為業務過失犯罪，重大責任事故罪應該相應提高，“提至10年比較合適，拉開與一般過失犯罪的差距。”王志祥說，因為，從罪過的程度來看，業務過失重于一般過失，其違反明確的業務規則、章程，后果非常嚴重，往往是相對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

而普通過失是人作為一般主體在日常生活中，不盡普通注意義務而構成的過失，后果相對較輕。如過失致人死亡罪等，所侵犯的是個別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就其危害性而言，顯然前者大于后者。

王志祥同時建議，重大責任事故罪應設置為危險犯，即只要有發生危險的苗頭，就追究相關人員的刑事責任。

“現在的重大責任事故罪是馬后炮，只有發生嚴重后果才追究刑事責任。”王志祥說，這顯然不太合適，只有強化這個罪名，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

鏈接三鹿事件從“行政案”到“刑事案”

三鹿事件大家記憶猶新。但最初，該事件剛剛發生時，只是作為一般行政案件處理。隨著公眾的關注，調查的深入，該案最終以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罪進行查處。

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三鹿系列刑事案件作出二審裁定，依法維持一審對張玉軍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判決；對耿金平以生產、銷售有毒食品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的判決。

“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與“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兩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最高法定刑。前者是無期徒刑，而后者是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