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1月24日凌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九次締約方大會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閉幕。會上，中國的“雙碳”工作成績單引人矚目：中國構建了全球最系統完備的碳減排政策體系，能源轉型成效明顯，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規模提前6年多實現向國際承諾的目標。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進一步深化能源改革作出新部署，將健全綠色低碳發展機制，加快規劃建設新型能源體系。2020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氣候雄心峰會上宣布，到2030年中國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截至今年10月底，中國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超12億千瓦。中國為全球能源轉型貢獻了怎樣的力量?如何繼續推動能源轉型提“質”煥“新”?記者采訪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能源與綠色低碳發展研究部部長景春梅，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朱彤。

在能源安全新戰略指引下，中國走出了一條符合國情、順應全球發展大勢、適應時代要求的能源轉型之路

記者：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走出了一條怎樣的能源轉型之路?

景春梅：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推動能源消費革命、能源供給革命、能源技術革命、能源體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強國際合作的“四個革命、一個合作”能源安全新戰略，為新時代能源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能源安全新戰略指引下，中國走出了一條符合國情、順應全球發展大勢、適應時代要求的能源轉型之路，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推動清潔能源發展進入快車道。2023年底，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超過15億千瓦，歷史性超過火電。清潔能源發電量約3.8萬億千瓦時，占總發電量將近40%，比2013年提高了約15個百分點。十年來，中國全社會用電增量中，有一半以上是新增清潔能源發電，能源“含綠量”不斷提升。

二是支撐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十年來，能源領域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大約39萬億元，一次能源的生產能力增長了35%，有力支撐中國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我們建立了完備的能源裝備制造業產業鏈，新能源、水電、核電等領域技術創新不斷加快，推動清潔能源產業成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新支柱。

三是保障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十年來，中國的能源供需保持平衡，能源價格總體平穩，14億人口的能源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全國人均生活用電量從500千瓦時增長到了將近1000千瓦時，翻了一番。

四是協同推進生態環境的高水平保護。與2012年相比，中國單位GDP能耗累計下降超過26%，能源資源實現了綠色集約化開發，有效促進了生態環境明顯改善和美麗中國建設。

記者：中國可再生能源快速發展，提前6年多實現風電光伏裝機容量目標，得益于哪些因素?

朱彤：我認為主要得益于四方面。首先，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激勵政策環境是基本推動力。比如，風力發電與光伏發電固定上網電價政策、可再生能源消納責任權重、可再生能源綠色電力證書、西部風光電大基地建設等陸續實施和落地，共同推動可再生能源快速發展。

其次，我國可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產業的制造能力與競爭力提供了良好保障。過去十年，我國風力發電和光伏發電成本大幅下降，全國大部分地區的風力發電和光伏發電成本已經低于燃煤發電。“技術創新與生產能源擴大—成本快速下降—市場擴展”之間形成了較好的正反饋機制。

第三，有中國特色的可再生能源發展評價和考核機制發揮重要作用。國家層面的可再生能源發展規劃任務和目標被分解到地方政府的規劃和國有企業的經營目標中，比如可再生能源裝機量、可再生能源消費比重等，并納入年度考核，對加快可再生能源發展規模擴展和速度提升效果明顯。

第四，電網平衡波動的能力。我國風力發電和光伏發電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前提是現有電網“消納”波動性的能力有足夠“冗余”。提升電力系統靈活性，提升電網“消納”能力，也成為影響下一階段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重要因素。

統籌推進能源轉型與保障能源安全，加強能源法治體系建設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記者：能源安全是能源轉型的基本要求與底線。加快能源轉型與保障能源安全，如何統籌兼顧?

朱彤：統籌推進能源轉型與保障能源安全是“統籌發展和安全”這一重大問題在能源領域的體現。統籌推進能源轉型與保障能源安全，需要在系統理解當前能源轉型邏輯的基礎上，分析能源安全的新特點與作用機制。

一方面，當前能源轉型的目標是實現“碳中和”。“碳中和”下的能源系統是以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零碳能源為絕對主體(80%—100%)的系統，這些零碳能源是“本地化”能源，不需要大量進口。因此，與油氣對外依存度高相關的傳統能源安全問題，將隨著能源轉型的持續深化而逐步緩解，并隨著向零碳能源系統的轉型而消解。

另一方面，能源轉型過程中產生了三類新的能源安全問題：第一類是低碳技術發展所需要的鋰、鎳、鈷等關鍵金屬資源儲量低、對外依存度高的能源安全問題;第二類是極端天氣導致能源電力需求快速增長、尖峰負荷激增、能源供應大幅減少或中斷等非傳統能源安全問題;第三類是能源轉型和氣候變化導致的天然氣和煤炭價格大幅上漲相關的能源安全問題。應對這三類因能源轉型深化而產生的新的能源安全問題，需要根據其影響機制不同分類施策。對于能源轉型帶來的關鍵金屬對外依賴而引發的能源安全風險，可以通過分散進口來源，加強資源獲取和戰略儲備，以及完善循環和回收利用政策等降低安全風險;對于后兩類能源安全風險，由于氣候變化具有不確定性、難以準確預測和難以干預的特點，需要通過大幅提升能源系統韌性、能源體制機制靈活性，以及建立能源供應可靠性分級制度等降低能源安全風險。

記者：《中華人民共和國能源法》(以下簡稱“能源法”)將從2025年1月1日起施行。這部法律將為我國能源轉型提供怎樣的支持?

景春梅：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但長期以來我國能源領域缺失一部具有基礎性、統領性的法律。能源法補齊了我國能源法律法規頂層設計的空白，確立了我國能源發展的戰略取向和政策導向，明確各類主體權利義務關系，為我國能源安全和能源轉型提供法治保障，是我國加強能源法治體系建設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能源安全和能源轉型，是能源法貫穿始終的核心要義。能源法既明確了我國要優化能源結構，優先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也強調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要“安全、可靠、有序”。此外，能源法還對能源領域的新品種、新業態、新模式予以充分關注，如氫能、海洋能、生物質能、分布式能源和多能互補、多能聯供綜合能源服務等，囊括了近年來能源發展的新趨勢新動向，并從頂層設計上給予鼓勵和引導。能源法將對我國更好統籌能源發展和安全，實現“雙碳”目標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中國持續擴大開放合作，2023年出口風電光伏產品助力其他國家減排約8.1億噸

記者：國際能源署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可再生能源新增的裝機規模超過了世界其他地區的總和，也是推動全球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最大的貢獻者。中國在全球能源轉型合作中扮演什么角色?

景春梅：中國是全球能源轉型的推動者、貢獻者。中國的新能源產業不僅豐富了全球供給，推動降低了全球能源轉型成本，也為全球綠色轉型和應對氣候變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2014年至2023年，全球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從13.6%增長至18.5%，其中，中國非化石能源消費增量的貢獻率為45.2%。中國依托持續的技術創新、完整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充分的市場競爭、超大規模市場，實現新能源產業快速發展，也推動全球風電和光伏發電成本大幅下降。

中國持續擴大開放合作，與10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綠色能源項目合作，核電、水電、新能源等一大批標志性項目接連建成投產，2023年出口風電光伏產品助力其他國家減排二氧化碳約8.1億噸，提供了清潔、安全、可靠能源供應的“中國方案”。

全球能源結構深刻調整，亟須將“規模優勢”轉變為“轉型優勢”

記者：加快推進能源革命，構建新型能源體系是實現“雙碳”目標的必然要求。新型能源體系“新”在哪?加快構建新型能源體系，我國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

景春梅：新型能源體系是“新型”的能源體系而非“新型能源”的體系。“新”在要統籌發展和安全，“新”在能源發展中要把安全作為前提、降碳作為重點，“新”在發展思路、能源結構、系統形態、產業體系、治理體系的創新和重塑，是煤油氣電、風光氫儲等多能融合、多元驅動的能源生產和消費體系。構建新型能源體系需要加快構建清潔高效的能源生產體系、以新型電力系統為關鍵支持的能源供給體系、綠色低碳的能源消費體系、高效協同的能源治理體系、自立自強的能源科技創新體系、穩定可靠的能源安全保障體系，以及開放共贏的能源國際合作體系。

近年來，全球能源結構深刻調整，綠色發展成為共識。我國新能源領域取得的成就為推動能源轉型、構建新型能源體系奠定了良好基礎。與此同時，我國新型能源體系建設也面臨安全風險增多、轉型亟待加快、“雙碳”目標任重道遠等挑戰。此外，隨著我國新能源裝機快速增長，如何最大化消納這些新能源，將“規模優勢”轉變為“轉型優勢”，也是現實而緊迫的挑戰。

記者：我國還需在哪些方面著重發力，進一步推動能源轉型?

朱彤：能源轉型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能源轉型的目標明確而清晰，但進一步推進能源轉型卻面臨各種技術方案和商業模式的權衡所帶來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風險。為更好實現能源轉型目標，我認為應重點關注三方面問題：一是要跳出思維局限，形成實現能源結構調整的系統轉型思維，而非簡單以“增加可再生能源份額、降低化石能源份額實現能源結構調整”來理解能源轉型;二是要高度重視一些能源轉型政策落地過程中，重視必要性而忽視經濟性、合理性的問題;三是應把加快能源系統轉型置于優先地位，以系統轉型來為可再生能源發展提供更大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