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山安全問題不能寄希望于微觀層面的制度改良牽住牛鼻子。

10月16日，位于河南禹州市的平禹煤電公司四礦發生煤與瓦斯突出事故，據悉，該礦副總工程師劉文彬在事故發生時段下井帶班。

副總工程師帶班下井既沒有“陪死”也沒有“共生”，礦工罹難了，而副總工程師升井了。這讓寄希望于領導帶班下井制成為遏制礦難發生“殺手锏”的政府部門與民眾，不得不重新考量這一制度是否具有“舉一綱而萬目張”的威力。

毋庸諱言，礦山生產安全問題已成沉疴積弊，這種態勢下寄希望于微觀層面的制度改良牽住牛鼻子，很難。領導帶班下井也好，建設地下避難所也好，無不是微觀層面的制度改良。事實證明，領導下井制在出臺之日即遭遇畸形解構，有的突擊提拔“礦長助理”，有的礦領導考勤造假，不一而足。甚至可以設想，在偌大的地下工作面中，下井的礦領導也可以選擇相對安全的工作面而不致瀕臨險境。

具體到此次礦難，平禹煤電公司由中平能化集團、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平頂山瑞平煤電公司、禹州市國資委共同出資組建，那么可想而知，在這樣一個大企業中，其中一個礦的副總工程師乃至礦長，會處于怎樣相對底層的地位，他顯然很難給出資方帶來“性命壓力”，既如此，那么改善安全生產條件、構筑安全體系就缺失了足夠動力，而處于管理底層的礦領導也只能“聽天由命”。

領導帶班下井固有作用，但這些微觀的制度改良還不足以遏制礦難頻發以及在礦難中讓礦工生還。切實需要整飭的，是關于地下礦山生產的更高層面的制度羸弱。譬如引入法律救濟，這在國外并不鮮見，英國曾出現過法庭判礦主一次性賠償遇難礦工后，連續30年向礦工家屬支付慰問金；美國也出現過礦工家屬向煤礦索賠1000萬美元的案例，而我們則是簡單的“以錢賠命”，對于那些財大氣粗的礦主，實在是九牛一毛。是故，對缺乏安全保障或者不顧安全只追求利益而導致的礦難，需要引入法律制裁。

再者，峻厲的關閉礦山制度和鏈條式的問責制度也應該進入政策視野。2008年，就在此次事故發生的同一礦井的同一作業面，發生煤與瓦斯突出事故，當時造成23人死亡，這一礦井屬典型的煤與瓦斯突出礦井。那么，兩年前的慘案沒有警醒出資方做出謹慎生產的安全保護措施，要不要問責？這些問題都需要解決。

從1999年以來的11年間，礦難使5萬多人喪命；今年以來，遇難人數超過30人的礦難已不下5起，此情此景下，不來一番制度大變革，顯然是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