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下午，平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平頂山9·8礦難”案中的平頂山市新華區四礦原礦長李新軍等被告人進行了一審公開宣判，五名被告人分別被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偽造事業單位印章罪、強令違章冒險作業罪等罪名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或有期徒刑等刑罰。據了解，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礦難犯罪嫌疑人，在全國開了先河。
　　
從應然的層面看，“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非新罪，而是在刑法上早已有之。現在由平頂山法院開此適法的先河，也反證了一個讓人無法樂觀的事實：早先的礦難中，即便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種種行為，也被人為放縱了。
　　
從實然的層面看，我們又得為平頂山法院喝彩。畢竟，適用此罪名已經是“開了先河”。在社會中被廣為信奉的潛規則中，有一條就是“槍打出頭鳥”。當其他法院都不這么判，某一家法院卻搶了先，這就意味著它脫離了“集體”，并置其他有條件也有義務適用此一罪名的法院于“不義”。有罪，還是無罪；此罪，還是彼罪，在法律同一和事實雷同的情況下，通常只有一個正確答案。應判未判，有法而不依，執法而不嚴，這樣的潛規則大行其道，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堪稱“司法礦難”。
　　
事實上，可能存在的犯罪黑數還遠不止因“礦難”而引發的這些個案。平頂山法院之所以有此“先河”，并非司法制度的自身調適，而是客觀需要和形勢所逼。在2009年9月5日的這場礦難中，傷亡數字包括：76人死亡、2人重傷、4人輕傷、9人輕微傷。也許正是因為有如此之大的慘痛傷亡，以及輿論不顧“審丑疲勞”的持續關注，才使得法院不得不考慮開此“先河”。如果礦難導致的傷亡數并沒有這么觸目驚心，還會有今日的“先河”嗎？
　　
我們沒法假設，但卻可以、也應該一問：“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究竟應該是“結果犯”，還是“危險犯”？依法裁判，不枉不縱，是對所有刑事案件的要求，也是對所有法官的要求。
　　
先從法條上來分析，刑法第114條明確，“放火、決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這說明，只要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存在，不管有沒有造成“嚴重后果”，罪名都成立了。至于造成多少人員傷亡，這只對量刑有意義，而無礙罪名的認定。
　　
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刑法規制上，我們徒有立法而鮮有執法。究其原因，當然不是之前的刑罰不夠嚴厲，而是我們的執法者和司法者總是傾向于將這樣一個顯然應歸屬于“危險犯”的罪名，在事實上當作“結果犯”來處理了。即是從已經造成的嚴重后果推導“惡劣的情節”，將“犯罪后果”視為刑法究責的一大要件和前置條件了。當我們的刑法條款總在礦難發生之后才被想起應予適用時，我們如何能期望這樣的法條能夠“預防”和“遏制”礦難及其他重大安全責任事故的發生？
　　
與事故之后對責任的“秋后算賬”相較，將事故扼殺于搖籃之中顯然更具意義且更應被踐行。這才是立法精神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