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央一號文件聚焦水利，強調要把水利工作擺上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突出的位置。這讓很多人感到意外。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知道這句話的人不少，但真正理解這句話的人并不多。

在一塊沒有水利設施的土地上種莊稼，就只能望天收。雨水少，有旱災；雨水多，有澇災——沒有好的水利設施的保障，就沒有農業的旱澇保收。這大概是“水利是農業命脈”的第一層含義。

我國既地域遼闊，也人口眾多。一方面多災多難，是農業自然災害最多的國家；另一方面是人均耕地面積不足全球平均值的一半，要求我國的農業必須穩產高產。這大概是“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的第二層含義。

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農業人口越來越少，非農就業人口越來越多，自給自足的傳統農業將逐步被專業化、機械化、產業化、商品化的現代農業替代，現代農業對水利建設的要求會更高，或者說沒有現代水利的支撐，不可能有現代農業。這大概是“水利是農業命脈”的第三層含義。

農產品產量主要取決于3個因素：一是水利；二是種子、肥料等投入；三是種地人的積極性和技術素質。其中，水利是基礎，水利基礎好了，同樣的種子、肥料投入，同樣的農民，會有更多的產出；水利基礎好，提升其他兩個因素，農產品產出增長就會事半功倍，否則就會事倍功半。這大概是“水利是農業命脈”的第四層含義。

水利是國家安全和強盛的基礎

2011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把水利上升到了“經濟安全、生態安全、國家安全”的高度。水利為什么如此重要？

水利是農業穩產高產的基礎條件。沒有好的水利基礎，農產品產量就會隨著旱災、澇災大幅變動，農產品價格就會暴漲暴跌，CPI就會大起大落。經濟和社會穩定就比較難。改革開放30年中國一帆風順，有人說是國運好，應該說是好的水利基礎奠定了防災減災的基礎，以及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充足供給的基礎。如果自然災害頻發，并且農產品極度短缺，經濟、社會是不可能保持30年持續穩定的。

從一定意義上講，30年改革開放，大量勞動力從農業和農村流出，農產品供給充足，經濟社會持續穩定，是因為此前我們奠定了好的水利基礎，奠定了經濟穩定持續發展的基石。

未來30年，全球生物能源產業化將蓬勃發展，更多的農產品將被當做燃料消耗掉，農產品短缺將比現在嚴重得多，這將對我國現代化構成嚴重威脅。未來30年，我國必須在有限的土地上生產出更多農產品，并且實現更高水平的穩產高產。上一個30年，我國在水利上吃了老本，現在不僅要還水利的欠債，而且還要打下更高水平、更堅實的水利基礎。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農業是百業之基，對于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且人均耕地嚴重不足的國家來說，水利當然事關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這是不難理解的。水利和生態安全、國家安全有什么關系呢？

試想：假如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沒有持續的對長江、黃河、淮河等大江大河的治理，哪有經濟安全、生命安全、生態安全、國家安全？

在我國的很多地方，幾乎到了無水不污染、無河不斷流的地步，地下水不僅過度開采，甚至受到嚴重污染，很多地方不僅沒有了青山綠水、農業灌溉之水，甚至連人畜飲水都困難了。這樣的局面持續下去，哪有生態安全、民族安全和國家安全可言？

在“十二五”的頭一年，中央一號文件聚焦水利建設既是高瞻遠矚之舉，也是迫在眉睫之舉。

10年4萬億能做多少水利？

中央一號文件決定10年投入4萬億元搞水利建設，讓很多人驚訝——怎么需要這么多錢？10年投入4萬億搞水利建設，相對過去30年，錢確確實實很多，甚至超過了前60年中央財政對水利建設的總投入。但是，相對于新中國成立以來對水利的投入，實在是太少了。

20世紀90年代以前，全國每年至少有2億～3億農村勞動力在秋冬季節投入到水利建設之中，如果每個勞動力每年投入水利建設30天，每天按照現價100元計算，每年水利投勞計價應該在6000億～9000億元。4萬億元只相對于過去農民6年左右投勞；過去的水利是民建民管，現在的水利建設是國家建設、政府管理或社會管理，管理成本奇高，也會在4萬億中列支；過去搞水利，占地是無償的，現在土地承包“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長久不變”了，水利占地成本也會在4萬億元中列支。

如果再剔除4萬億資金在使用中的其他流失等因素，估計4萬億元投資水利所做的工程量可能只相當于過去2～3年農民投勞所做的工程量了。

此外，我國現在的水利建設和過去相比，不僅僅是大江大河治理和農田水利建設，還多出了水污染治理、人畜飲水安全保障建設、生態恢復等。

樣看來，4萬億元實在是杯水車薪了！

4萬億元水利資金會否帶來水利之害？

中央財政投入越多，農民負擔越重。這是改革年代常常出現的怪現象。

上世紀90年代，由教育部主導的“農村義務教育普九達標建設”很多人可能還記憶猶新，中央財政多拿出1億元教育普九撥款，農民要多負擔2億元的教育普九集資。后來很多人呼吁搞免費義務教育，通過測算：中央財政每年拿出700億～900億元資金，就可以讓農村孩子享受免費的義務教育了。而現在的實際結果是，中央財政每年拿出2000多億元義務教育資金，可是農民的孩子接受“義務教育”比過去更貴、更難了。

怎么會這樣呢？

現在不是搞城市化嘛？中央不是重視城市化率嘛？縣市政府為了搞城市化政績工程，中央給的教育資金越多，縣市政府在縣市城區搞教育城的積極性就越高、能力就越強。一個幾十萬人口的縣市，在縣市城區搞2000～3000畝的教育城，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比比皆是。大致的做法是將全縣市的好老師都集中到縣市城區的教育城，在高考指揮棒的指揮下，學生當然只能選擇跟著好老師走，全縣市的學生家長都不得不盡其所能將孩子送進縣市城區的教育城讀書。縣市城區很快就長大了、漂亮了，不僅房地產價格高了、城區市民財富增加了，而且政府土地財政發了，城市化率也上去了、政績也有了。但與此同時，農村孩子享受的“免費義務教育”有了插班費、借讀費；又由于孩子小，家長不得不進縣城租房陪孩子讀書，這就有了房租費、陪讀費。“免費義務教育”自然是更貴了、更難了，讀不起書的孩子和厭學逃學的孩子當然是更多了。

如果教育改革的方向錯了，中央政府對教育投入的錢越多，教育部門的自利性能力就越容易得到加強，居民的教育負擔就會越重。

水利建設10年投入4萬億元，會不會也出現中央政府投資越多，水利建設、管理和水利服務部門自利性能力越強、農業抗旱排澇越貴、農民受水利之利越難的局面呢？這是完全可能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水利改革的方向就是社會化、市場化，相關部門自肥能力越來越強了，原有的農田水利建設和管理體系瓦解了，不少地方的農民由受水利之利轉變成了受水利之害。

水利是公共品，且是比醫療、教育更特殊的公共品，在全球水危機日益嚴峻的大背景下，其市場化、社會化和產業化必須高度小心，操作不當就可能危及糧食安全。

水利建設和管理的主體只能是政府和農民共同體

水利是特殊的公共品。

大江大河、大水庫、大灌排系統的建設和管理的主體只能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小水利設施的建設和管理主體只能是農民共同體。

我國現在大江大河大水庫的治理主要靠中央政府投資，這是對的。農民共同體的小水利體系卻在瓦解和“改制”之中，這是錯誤的。中央必須對小水利的去農民共同體化的改革叫停，必須恢復農田水利的農民共同體的主體性。要用（農民共同體）民建民管、政府補助和協管的體制搞農田水利。沒有農民共同體為主體的農田水利建設和管理體制，政府水利投入再多錢都很難讓農民享受水利之利。

有人會問，為什么？

道理非常簡單，在鄉村社會，技術服務、水利服務、防疫服務等，靠政府供給低效，且成本高；靠市場供給太貴，且農戶之間“搭便車“的矛盾沒法調和；只有靠農民共同體供給、政府補助才是相對有效的體制。這個道理可以通過越南和日本的實踐加以印證。

越南在16年前廢除土地集體所有制之后，村民村社共同體（集體）迅速瓦解，原有的集體水利系統也隨之瓦解，小水利服務走上了社會化、市場化道路，其結果是水利服務成為小農家庭農業發展之痛。越南農民人均收入只有中國農民的一半，與其農民共同體（集體）水利體系瓦解高度相關。2006年前后，越南農村水利服務不得不由政府統一供給，幾年下來，政府不堪重負，農民怨聲載道。

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的農村水利，一直是沿用農民共同體（水利會）建設和管理、政府補助協管的體制，比越南成功。我國的水利改革不必重復越南的錯誤了，原有的大水利國家建管、小水利農民共同體建管和政府補助協管的體制，比較接近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是非常成功的體制，需要恢復和完善。

鞏固土地集體所有制是“加強農田水利薄弱環節建設”的關鍵

中央一號文件強調，突出加強農田水利等薄弱環節建設。現如今，到處都是“百年一遇”的旱災和澇災，根本原因不是老天爺真的有多暴戾，而是很多地方原有的農民共同體（集體）的農田水利系統損毀和瓦解，幾乎無法運行了。

曾幾何時，我國村社集體建設的農田水利是全世界最好的，現在成了“薄弱環節”。農民共同體（村社集體）原有的農田水利系統毀損和瓦解的根本原因是否定或虛置了村社土地集體所有制。

筆者有一位在大學教書的朋友，一家人在城市生活十多年了，家里有12畝地，每畝以300元/年轉包給村里的無地農民，另外每畝還享受國家農業補貼80元/年。他一家人不是農民，有土地，還享受國家的農業補貼，無須承擔任何義務；村里有很多人是農民卻無土地，種地得不到國家補貼，還要向非村民、非農民（非集體成員）交地租。村民村社共同體（集體）是土地的所有者，但既無權調整土地，也無權收取地租。這是農村普遍的現實。

農民村社共同體（集體）沒有了土地所有者的收租權，農民共同體（集體）原有的水利體系失去經濟基礎自然瓦解；村民共同體（集體）沒有了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調整權，農田水利的建設和改造就很難突破“土地不能移動”、“長久不變”的瓶頸制約了。

現在，很多村莊內部的水利系統損毀了，即使國家出錢恢復，因土地調整、補償等難題無法克服而無所作為。筆者的一位江西朋友感慨：為了全村村民能夠通電話，他通過私人關系請移動公司在村民的承包地里架設一個鐵塔，3年也沒有架設起來，就因為占地補償搞不定。至于開新河、建新渠——農田水利升級就想都不敢想了。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改革，在前面提到的大學老師這類人的主導下，不是進一步鞏固和完善土地集體所有制，而是逐步虛置和瓦解土地集體所有制——建立事實上的農村土地家庭所有制——土地物權化、私有化，而這一改革方向恰恰是與中央一號文件強調的“突出加強農田水利等薄弱環節建設”背道而馳的。

在暫時保留集體成員份額土地所有權的前提下，應把農地承包權還給真正的農民——種地的農民，而不是由非農民長期占有農民的承包權地租和農業補貼、且不承擔農田水利義務。相關制度不調整，農田水利和農業發展的倒退趨勢是不可逆轉的。

筆者6年前曾經預言：如果農地制度改革朝著“變相私有化”方向發展，2018年必然會爆發一場急風驟雨式的“土地革命”，2018年的“土地革命”必定是因為水利危機導致了糧食危機、社會危機、經濟危機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