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紀50年代第一座核電廠——俄羅斯的奧布靈斯克核電站運行以來，據美國核能研究所(NEI)最新統計，截至2011年1月，全球29個國家共有442臺運行核電機組，還有65座核電站在建。其中，中國在建的反應堆達28座，約占全球在建核反應堆總數的40%。

在建中的臺山核電站1號機組

日本福島的核泄漏危機，讓中國政府對核電站作出重新審視。“我們會吸取日本方面的一些教訓，”國家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張力(專欄)軍稱，“但是我國發展核電的決心和發展核電的安排不會改變。”

根據國家“十二五”規劃，2011年將開工建設首個內陸核電，并力爭2015年投產首臺內陸機組。到2015年我國核電裝機容量將達到4294萬千瓦，2020年達到9000萬千瓦。

“新三代”還是“二代改”

早在2月7日，東京電力公司曾完成了對于福島第一核電站的分析報告。報告稱，機組已經服役40年，出現了一系列老化現象。“福島核電站1號機組設計壽命是40年，今年3月到期。”

不過，東京電力公司并沒有選擇關閉該核電站，而是為其制定了20年的延期方案。這個決定，被認為是導致核事故的因素之一。地震發生后，應急柴油機組在喪失外電源的時候，沒有啟動。

“國內沒有福島這種沸水堆型的核電站。”環境保護部核與輻射安全中心副總工程師陳曉秋向南都周刊記者解釋說。我國目前在運行的13臺核電機組，都是上世紀80年代從國外引進的第二代改進型壓水堆，核電技術安全性在近幾十年中得到了持續改進。以中國大陸第一座核電站——1985年3月20日開工的秦山核電站為例，其3個機組分別為壓水堆和冷水堆。

“福島核電站采用的是二代核電技術，其最大問題就在于遇緊急情況停堆后，須啟用備用電源帶動冷卻水循環散熱。”中電投(中國電力投資集團)總經理陸啟洲也強調說，“目前中國正在沿海建設并將向內陸推廣的第三代AP1000核電技術，則不存在這個問題。”

第三代AP1000技術，是美國西屋公司的設計。相比第二代，技術最核心的進步就是采用了“非能動”安全系統，一旦遭遇緊急情況，不需要交流電源和應急發電機，僅利用地球引力、物質重力等自然現象就可驅動核電廠的安全系統。

2006年，美國西屋公司在中國第三代核電招標中成為贏家。中國也成為該技術“第一個吃螃蟹”的國家。當時，據《第一財經日報》及其他媒體廣泛報道，西屋勝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報價較低，同時AP1000采用“減法”方案，簡化了系統設計。

該反應堆技術將在浙江三門核電站和山東海陽核電站中首次使用，并作為未來國內核電產業的主流技術。

“福島核電站事故表明，在緊急情況下，應急柴油機啟動這種主動安全模式是靠不住的。”國務院研究室副司長范必在微博中指出。

今年年初，范必曾撰文支持第三代AP1000技術，“二代機型缺乏預防類似前蘇聯切爾諾貝利和美國三里島核電站嚴重事故的安全措施。目前，國際上特別是發達國家新建核電廠大都采用第三代技術。”

不過，雖然理論上講，第三代技術的安全水平高于二代，但是像AP1000這樣的革新型機型，目前首堆工程的鋼安全殼還未封頂，安全性及經濟性都沒有得到工程實踐驗證。

根據《核電信息周刊》透露，2009年，西屋在美國進行的AP1000機組的主泵空載試驗以失敗告終，具體表現為葉輪或軸承裂縫或斷裂，后來進行了改進，但仍然出現密封失效等問題，隨后西屋發言人稱要改變反應堆冷卻劑泵設計。直到去年5月主泵第三次中間試驗取得初步成功。核電專家張祿慶指出，AP1000“還談不上是成熟的商用技術”。

在西屋AP1000主泵空載試驗失敗當年，中核總經理康日新因涉嫌干涉核電招標被免除職務，中核內部人士稱其涉及2006年浙江三門、廣東陽江核電招標泄密案，前者正是采用AP1000技術。

與此同時，中國核電市場也是巨頭博弈之地。雖然AP1000是中國規定引進的三代核電技術，但尚未經實踐檢驗，其主要載體、研發平臺——國核(國家核電技術公司)并沒有核電運營牌照。因此，當中國并未強制運營商統一核電技術時，第二大運營商中廣核(中國廣東核電集團)的“二代改”CPR1000改進型壓水堆技術已在國內落地生根。

CPR1000技術源于從法國阿海琺引進的二代技術M310，即大亞灣的反應堆技術。M310因經濟性和安全性上佳成為二代技術的佼佼者。中廣核對其作了較小的改動，從而很早獲批，并最先運用于2003年的嶺澳一期，至今一直安全運行。

中國最大核電運營商——中核(中國核工業集團)也從M310先后發展出兩項改進型壓水堆技術CNP600和CNP1000，但因遲遲無法獲得安全認證，不得已只好回頭采用老對手中廣核的CPR1000技術。

就安全性來說，二代改進型比原來的二代有明顯的進步，擁有反應堆壓力容器低泄漏設計、堆坑注水技術防止爐芯熔穿等特點，這也是兩大核電企業不愿意輕易放棄二代加的主要原因。

“我們需要從福島核事故中總結經驗和教訓。”目前中廣核正在對日本核泄漏事件進行跟蹤評估。從核電站選址、技術選址，到防護管理及應急制度體系的完善，日本核事故已為中國核電事業發展“及時地上了一課”。

從沿海到內陸

安全問題是困擾核電發展的最大命脈，一旦發生核電事故，對于一個國家的核電戰略將產生毀滅性的打擊。歷史上，美國就曾因為三里島事件，在30 年時間內沒有建過一座核電站。

“目前在我國，一個核電站從普選廠址到動工建設往往需要5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對于安全性的反復論證。”中廣核一位參與核電站設計工作的人士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時表示，“一個核電站要獲得批準必須獲得多個國家部門的多次批復，所需各種材料幾乎可以堆積成小山。”

與普通火電廠不同，核電廠的選址需要考慮的問題更多，不僅包括地震、洪水、土工、極端氣象條件、飛機墜毀、化學爆炸等等外部事件，也包括自然環境、水文環境、人口密度、人口分布等環境人文因素。

“例如，核電廠的設計應該能夠防范地震、洪水等外部事件對核電廠安全的潛在威脅；對于使用水作為冷卻劑的反應堆而言，需要有足夠的冷卻水源；同時，核電廠所在地區人口密度不宜過高，并且應具備建設應急撤離道路的條件。”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技術研究院教授曲靜原表示，“另外，還要考慮自然生態以及水資源保護等方面的問題。”

中廣核方面對記者表示，該集團所屬的核電站，在廠址選擇及設計階段已充分考慮了地震和其他自然災害因素，多選擇沿海地質結構穩定區域。

在廠址選擇階段，一般是由具備相關資質的設計院，對某地區可能具有建設條件的區域進行普查，并提出多個可供比選的區域。然后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優選出一或兩個候選廠址。在初步可行性研究報告獲得審批后，項目投資方方可組織編寫項目建議書。

根據中國《核電廠環境輻射防護規定》，核電廠周圍應設置非居住區和規劃限制區，非居住區的半徑不小于500米；規劃限制區的半徑一般不小于5公里。其中，規劃限制區內必須限制人口的機械增長，對該區域內的新建和擴建項目加以引導或限制，以保證在事故情況下能夠有效地采取防護措施。

雖然中國現有核電站均位于沿海地帶，但中國內陸建設核電的熱情大有后來居上之意。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重慶、四川、甘肅、吉林在內的多個內陸省市，都已向國務院提出了建設核電站的計劃。在中國共計40多個通過初審的核電項目中，內陸廠址占比約為75%。

目前，湖南益明桃花江、湖北大畈、江西帽子山等三家核電站正在為爭得中國內陸首座核電站的名號而作準備。上述三家核電站均已完成前期建設核準，只待建設批文一到，即可全面開工。

截止到2010年年底，我國已投運13臺核電機組，容量超過1000萬千瓦，還有近30個電站上百臺機組在進行前期籌劃或是等待核準當中。2020年我國核電裝機預計將在8750萬千瓦左右，樂觀估計下可達1億千瓦。

金元證券研究所的分析師陳光明指出：“中國未來較大的電力需求、能源環境問題，以及經濟性問題等因素，造就了我國核電發展的剛性需求。而運營商在利益驅動下，搶占先機，以及對低成本鈾資源的利用，是核電建設的助推器。”

從某種意義上講，對于中國各省市日趨高漲的核熱情，福島核事故可謂是當頭棒喝，特別是對內陸核電站而言。沿海地區在突發情況尚可用海水應急冷卻，那么內陸核電站怎么辦？

目前中國內陸核電的選址原則仍是建在水源處，湖南、湖北、江西三處即將開工的核電站站址都臨湖。相對于水資源充足的海洋，湖泊面積要小很多。從技術上來看，無論湖南、湖北等地的核電站，都采用更為節水的AP1000技術。

為保證不破壞湖泊生態系統，必須再建冷卻塔，不能像臨海核電站那樣直接把冷卻水排入海內。國際經驗表明，內陸核電站增加一個冷卻塔，并沒使其安全風險大于臨海核電站。全世界在運的核電機組中，大約50%屬于濱河、濱湖的內陸核電站，而目前這些內陸核電站的運行業績良好。

中國核能動力學會經濟專業委員會原主任溫鴻鈞表示：“沿海有沿海的地震問題，內陸有內陸的地震問題，這與內陸和沿海沒有關系，主要是注意避開地質斷裂帶建廠。”

不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也指出，內陸的江河湖泊，往往同時也是很多居民的飲用水源，并廣泛用于農業灌溉等用途，因此對于排放物安全性更加敏感。

在中國環境保護部修訂的《核動力廠環境輻射防護規定》中，就要求內陸核電選址必須避開水源保護區，并規定液態放射性流出物排放的濃度，要比濱海核電廠低一個量級(10倍)以上。

大力發展和閉口不談

中國各地區積極建設核電站的熱情不難理解。近幾年來，中國許多省份在冬夏兩季均會出現不同程度的電荒，而在節能減排“苛刻”的目標下，碳排放接近零而經濟效益極高的核電站無疑是一個完美的選擇。

核電站主要收益來自于賣電。得益于單位發電量下燃料成本的低廉，核電站發電成本遠低于火電。據了解，核電燃料成本約為0.1元/度，而火電燃料成本為0.3元/度。湖北大畈核電站(尚未建成)所在地的通山縣縣委副書記王艷斌曾透露一個數據，“核電站完成后，通山當地每年的稅收可增加10億元以上”。

不過這個奇怪的產業就像一堵墻，墻內的人興奮不已，墻外的人談核色變。因建核電站而舉家搬遷的事從20年前的秦山核電站到現在，依舊在中國不斷上演。

秦山核電站還在前期建設的時候，曾發生過這樣一件讓人哭笑不得的事。一大批村民怒氣沖沖地跑到核電站去質問，為什么他們養的蠶都無緣無故地死了。

核電站的負責人有口難辯，因為核電站尚處于建設期，根本還沒有任何的放射性燃料入庫。后來調查發現是一家水泥廠的煙塵對桑葉產生污染，蠶吃了被污染的桑葉才死的。就這樣，核電站背了不少日子的黑鍋。

無獨有偶，大亞灣核電站建設初期，也是跨越了無數障礙，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任仲夷用三個“千”評價大亞灣的曲折歷程——千方百計、千辛萬苦、千言萬語。

1986年4月26日，位于烏克蘭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嚴重的放射性泄漏事故，上馬伊始的大亞灣核電站立即感受到52公里外香港居民的“沖擊波”。

借切爾諾貝利事件，香港一些團體發起簽名運動，要求抵制大亞灣核電站建設。香港《明報》甚至在社論中危言聳聽，說大亞灣核電站將使香港成為一座死港。

為消除切爾諾貝利事件的影響，廣東核電合營公司當年9月下旬在香港展開聲勢浩大的核電宣傳和解釋工作，這才開始漸漸打消港人的顧慮。

1994年2月1日，大亞灣核電站一號機組正式投入商業運行。當年，大亞灣核電站獲美國《國際電力》雜志“1994年度電站大獎”，這是在全世界范圍內5座獲獎電站中唯一獲獎的核電站。

不過就在去年5月，有香港媒體又曝出深圳大亞灣核電站發生泄漏事件，曾經一度引發恐慌。有專家后來解釋稱：大亞灣核電站2號機組出現的問題，是一根燃料棒的包殼出現了裂紋，導致一回路放射性水平有所升高，采取措施后，很快恢復了正常。

但是時隔不到半年，大亞灣核電廠1號反應堆在2010年10月23日又發生一起核泄漏事件，引起軒然大波。

大亞灣核電運營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稱：大亞灣核電站1號機組按計劃于2010年10月22日開始第14次停機換料大修。在23日的例行檢查中，發現大修時使用的余熱排出系統的一段管道附近地面有少量硼結晶，經過仔細查找，于2010年10月26日下午確認該管道上有一處缺陷。

公告稱，工作人員吸收不多于2毫希輻射量，相當于照20次X光的劑量。事故屬于“1級核電站運行事件”，較去年5月燃料棒事故嚴重。

按照國際慣例，核電事故分七級，從第五級到第七級才叫事故，第一級到第四級被稱為事件，而其中，零級和一級是被允許的。當年切爾諾貝利以及美國三里島核電事故，分別達到七級和五級。而迄今為止，中國核電機組尚未出現超過二級的安全事故。從環保部網站的國家核安全局文件中，記者了解到，最近三年以來，僅有幾起針對半耗材——核電閥門供應商的批評，主要系生產過程的不規范等原因。

對中國核電站的不信任，在很多當地居民的口口相傳中，更加聳人聽聞。長期考察核電站的華彩咨詢總裁白萬綱聲稱，他每到一個地方，當地的飯店服務員和出租車司機都會對他講述一堆諸如“核電站的某某得了癌癥了，某某家的牲畜死了”等話題。

事實上，核電站的輻射比公眾日常受到的天然輻射還低，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主任陳建民告訴記者，“一個在核電廠發散出來的輻射，遠遠低于工廠的大煙囪里排出的輻射量。”

“對于核廢料的問題，中國采取不宣傳、不聲張的方式，各地政府非常害怕把這個事說清楚，怕影響當地招商引資的小氣候，因此，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會對核問題進行探討。”對此，白萬綱表示，“中國民眾的恐慌與歐美不同，歐美多是來自一些激進的NGO組織煽動，而中國的特點是，對核的恐怖來自于政府的回避，所以民眾會越想越害怕。”

真正的問題

與民眾想當然的談核色變相比，高盛分析師吳佳鑫提到了中國核電發展的三個難以回避的問題。

據吳介紹，二代改技術核電站，每臺機組需要400名左右專業操作人員，而國內開設核動力專業的四所大學(清華大學、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爾濱工程大學)每年只能培養至多400名畢業生。“我們從中廣核和中核了解到，為解決人才問題，他們自己對員工進行培訓，從而解決專業限制問題。”吳佳鑫認為，只有當第三代AP1000(操作人員僅數十人)成為主流時，人才缺口的問題才能有望解決。

其二是核廢料處理。目前中國在甘肅和廣東各有一座核廢料處置場，各可存放核廢料8000立方米。“考慮到每百萬千瓦核電站將每年產生核廢料100立方米，我們預計兩座處置場將在2020 年前后達到飽和。”

其三是立法空白。美國早在1945年就制定了原子能法。英國和加拿大等國也在隨后頒發。類似的原子能法在瑞士、澳大利亞、日本、德國等國也相繼制定。現在世界上有30余個核電國家，但沒有原子能立法的國家卻很少。吳佳鑫分析：“如果原子能法不能如期頒布，我國核能發展將會面臨一系列瓶頸。諸如多頭管理導致效率低下且權責不清，核廢料處置無法可依，核燃料、核設備進出口無章可循等。”據《中國能源報》報道，由工業和信息化部牽頭起草的《原子能法》，受到了國家重視，國務院法制辦已經把《原子能法》的立法工作列在了較為優先的位置。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副院長兼總工程師陳炳德呼吁盡快出臺《原子能法》—在“裸奔”了20余年后，中國核電還未穿上法律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