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日本強震的反應，已由最初的異常驚愕，轉向了對核泄漏的極度擔憂。不光媒體上有關福島核電廠的正規報道不停歇地滾動播出，手機上“日本福島核電廠搶救已告失敗”、“核污染可能已經大范圍擴散”以及提醒及早預防核輻射的“民間報道”也是紛至沓來。核污染物還沒在日本本土大面積飄散，“核恐怖”卻已經超速漂洋過海、貫穿大陸，彌漫向全球了。在各國政府緊急部署對本國核設施開展安全檢查的同時，一直存在的反核聲浪也隨之再次高昂。

人們對“核”的高度恐懼，是理所當然的。這不是什么理論問題，而是源于刻骨銘心的真痛。60多年前爆炸于日本廣島、長崎的兩顆原子彈，讓世人第一次領教了“核”的巨大威力。瞬間把城市夷為平地，瞬間毀滅了超過10萬生靈，不僅有力地踹了瀕于覆亡的日本軍國主義最后一腳，而且在全人類心中留下了難以撫平的創傷。20多年前的切爾諾貝利事件，雖然沒有造成廣島長崎那樣瞬時慘痛的人員傷亡，但由于是發生在非戰的和平年代，直接致死幾十人，輻射誘發罹患癌癥的人數，可能達幾千、幾萬甚至幾十萬，放射性塵埃污染了數百萬平方公里，嚴重后果造成的心理傷害更廣、更久、更深！也正是因此，人們擔憂的并不是出現又一個毀滅廣島的“小男孩”，而是福島成為第二個“切爾諾貝利”；進而又想到了我國的那些核電廠……

擔憂，是合乎情理的，但一些擔憂又夾雜著明顯的非理性成分。筆者不是核專家，但作為一個普通老百姓，也能依據媒體播發的信息，厘清一些“被模糊”了的概念。比如，有人一看到“核電廠爆炸”，就立馬聯想到原子彈爆炸那樣的“核爆”。其實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由于發電用的核燃料的純度要比核彈燃料低得多，核電廠根本就不存在發生那類“核爆”的可能性。事實上，福島核電廠已經發生爆炸的機組，就都不是“核爆”，而是由于冷卻系統故障引發的氫氣爆炸。換句話說，就是由于冷卻系統失效，高溫產生的大量氣體把機組的最外層“撐”破了，而核心部位的反應堆并未發生爆炸。因此，爆炸至今沒有造成放射性物質的災難性外泄。再比如，有關專家介紹，造成重大災難的切爾諾貝利核電廠，與福島核電廠已經不能同日而語，與我國的核電廠就更不具可比性。且不說導致那次災難的主因是操作失誤，單就硬件的安全性而言，福島就比切爾諾貝利進步了很多，而我國的又比福島先進了一大截。雖然福島和切爾諾貝利核電廠反應堆都是比較老式的沸水堆，但切爾諾貝利的反應堆是幾近“赤裸”的，既無外安全殼，也無內安全殼；而福島是內外安全殼都有，這次氫氣爆炸，是發生在安全鋼殼和廠房之間，摧毀的只非耐壓的廠房。而我國內地的核電廠反應堆，全部是新式的壓水堆，安全性更強，而且安全殼全部是厚重、堅實的圓穹頂混凝土耐壓圍殼，比福島核電廠“安置在非耐壓廠房內的鋼殼”要堅固得多。由此可見，雖然同是核電廠，“安全系數”卻大不相同。大概也就是基于這種巨大差別，有專家斷言，福島發生切爾諾貝利那樣劇烈爆炸致使放射性物質直沖云天災難的幾率基本是零。

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核電是公認的清潔能源，但核電廠也確實存在著安全隱患。由于一旦發生事故，就可能造成巨大的災難性惡果，人們自然對核電懷有遠比火電、水電等傳統能源深重得多的擔憂。也正是基于這種特性，各國在發展核電時，都無一例外地把保證安全放在第一位置，并給予“特殊待遇”--建立專事監管的安全委員會。但是，再精心、再嚴密，任何事情都無法保證百分之百不出意外，核電也是如此。而就發生意外的幾率而言，核電依然是相當低的，從60多年前人類開始利用核電至今，算上福島，只出現了三次；而直接致死人命的，只切爾諾貝利一次。況且，切爾諾貝利災難，主要是人為失誤造成的；福島危機，則主要是“千年一遇”的強烈地震引發的。把罪責都扣到核電頭上，是不公平的。因此，筆者以為，繼續密切關注福島事態，是必須的；即時汲取經驗教訓，認真檢視自身核電發展，完善設施、彌補漏洞，采取更加有效的手段提高安全系數，是完全必要的；但急速“反水”轉入絕對反核陣線，輕率做出“棄核”表態，就屬于“過度反應”了。

飛機，由于一旦發生事故，就會造成眾多人員瞬間罹難慘劇，而被人們視為“最危險”的交通工具。但多年的實踐證明，相比火車、汽車、輪船等傳統交通工具，飛機發生事故的幾率最低，相對安全系數最高。盡管一旦發生空難，就可能造成數十、甚至上百人死亡的嚴重后果，但國際航空事業一直在高速發展，外出、特別是長距離旅行，選擇乘飛機的人越來越多。面對一次次空難，人們積極應對，汲取教訓，從改進設計、完善操作等諸方面，不斷提高飛機的安全性，而不是因“墜”廢“飛”。同樣，人類也并沒因美國航天飛機的空中解體而停止探索太空的步伐。

核電，是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的清潔能源，給人類帶來的福祉要遠遠多于可能造成的傷害。福島事件，既是警示也是契機，我們應該從中受到啟示、看清不足，積極地把這一事業做得更好，而不應該因噎廢食、因“震”廢“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