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時候，在媒體上看到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長周大地對日本福島核泄漏發表的一些評論，深感有話不吐不快。但因為身體原因，耽誤延后了一段時間。
 
福島核電站出事以后，西方一些國家出現了對核電進行反思的浪潮。周大地對此指出：“中國如果簡單地跟著西方放棄核電，那是有點傻。”
 
我要說的是，如果能源專家不能深刻理解核事故的破壞力，那才是真的“有點傻”。
 
國家能源局前局長張國寶在接受媒體采訪談核電發展時曾打比喻：“空難事故那么多，是不是我們就不要發展航空了？”并且提到，不能因為每年有2000多人死于礦難，就“停止煤礦開采”。這樣的比喻馬上被《環球時報》的評論員撰文批評：核事故造成的危害，豈能跟飛機空難相提并論？
 
周大地也提到礦難問題：“我們的煤礦生產目前一年死亡約5000人，最多的時候，全國一年要死1萬多名礦工。”他把這個數字與另一個官方數據——切爾諾貝利事故最終可能導致4000人死亡——進行了比較。其意自明。
 
但是，核事故一旦發生，不是死多少人的問題，而是影響多少代人的問題。當年的切爾諾貝利事故造成了廣闊的無人區，今年的福島事故也難以避免。核物質活動期長達上千年，將成為人類的一個大包袱。
 
周大地還談到：“中國核電近期可達到年增1200萬千瓦、中期可達到年增2000萬千瓦的建設規模。中國核電2020年有望達到7000萬～8000萬千瓦的規模，2030年有望達到2億千瓦規模，2050年達到4億千瓦以上。屆時，可提供全國15%以上的一次能源。”
 
中國現在在運轉的核電規模不過是900萬千瓦多一點，如果按照周大地說的這個速度發展，那么無疑是核能發展的大躍進。
 
他們提出這樣高的發展速度，我們有沒有作好準備？我看準備嚴重不足，安全方面的準備尤其不足。
 
我注意到，周大地參與的一項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研究中，談到核能發展時，對安全問題幾乎沒有怎么涉及，只談核能發展的資源問題。他們的理論模型認為，我國有200萬噸以上的鈾資源。但是我對這個模型的精度很表示懷疑。
 
中國并非富鈾國家。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發表的鈾供應及需求量報告，在2007年初，利用現有的技術和生產水平，全球大約可取得550萬噸鈾。而中國的國土面積約占世界土地面積的6.5%。那么我將這兩個數字相乘，大概得到30萬噸鈾。甚至我敢判定，現在我們還沒有30萬噸鈾。
 
國際上的報告又說還有1000萬噸的潛在鈾資源，那么我把這些都加上重算，中國所能掌握的鈾資源未來也就大約是100萬噸的規模。中國能從國際市場進口多少天然鈾資源？恐怕比進口石油、天燃氣還要困難很多！
 
在理論上，快堆能夠使鈾資源的利用效率從不到1%提高到60%，是很多專家大力提倡的核能發展方向。但是快堆也有問題，首先是現有快堆技術尚不夠安全。可以加大投入，以確保其安全運轉，但必然帶來高成本。
 
其次，快堆技術的持續運轉，離不開核燃料的后處理和核燃料的重建，這將是一筆很大的投資，將大幅度（不是只提高20%~30%）提高發電成本。
 
第三，中國現在研究中的快堆，其生產钚239的增殖系數，才約為1.2。國際上公認的合理的增殖系數是1.6。這也意味著，中國發展的快堆，其提取钚239循環次數，要多出3倍，這也必將大幅度增加發電成本。
 
據我所知，中國的快堆研發者還沒有認真測算一下，中國將實現的快中子堆核電站的“大躍進”，其真實的發電成本究竟是多少？我們的疑問是：這一“大躍進”式的規劃，是否屬正確的選擇？
 
福島事件出來后，我們的核能專家紛紛表示中國的核電站比福島安全。但是我覺得這樣簡單地作結論，是50步和100步的關系。你能說日本人不重視核電站的安全問題嗎？或者說我們的核電站就全都屬于安全類型嗎？
 
現在很多人研究第三代核電站，說第三代核電站比第二代核電站安全。但據我所知，搞第二代核電站研究的專家并不認可這一結論。
 
日本人在建筑抗震上非常有經驗，但他們也沒有想到會出現9級地震。而我看到的資料顯示，韓國核電站的抗震標準是6.5級，現在韓國有聲音要求將標準提高到7級。我們中國核電站的抗震標準設防到底是幾級？其出現事故的概率究竟是多少，是1%，還是3%？中國的核電專家對這些“數字”從來是“諱莫如深”。我希望能公布這些數字，由社會公眾共同監督。特別是我希望他們能回答：我國有哪座核電站能抗福島式地震？很難說我國未來絕對不會發生9級地震。
 
可能很多公眾不知道，但圈內的人都知道，核電站抗震級別要達到8級或者9級，成本增加是天文數字。這樣一來，核電的市場競爭力將大減。
 
但不管怎樣，我們的核電站設計思路必須調整，標準必須提高，安全理念要加強，抗不了9級，至少也要能抗8級地震。
 
我覺得，福島事故的發生的確值得我們深思，我國的核能發展規劃也應該相應作出調整和完善，不排除作出大幅度的調整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