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現實面前，德國總理默克爾選擇了妥協。

2011年5月30日，周一，德國聯邦環境部長羅特根（Norbert Roettgen）宣布，德國將在2022年底前終止其境內所有核電站的運行。其中，兩個多月前已中止運行的八座核電站不再重啟；余下的九座核電站，有六座在2021年完全退出歷史舞臺，另有三座允許再維持一年以防可能的電力短缺。

這個決定是此前一天執政聯盟——默克爾領導的中偏右基督教民主聯盟（下稱基民盟）和綠黨之間——經過長達12個小時的爭論后作出的。

近三個月前，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重大泄漏事故，在全球范圍內激起了核電安全和核電發展選擇的大爭論。德國的這一決定，使其成為最早放棄核能的工業化國家。

福島核危機，不啻為對默克爾能源政策和政治前途的一個重大打擊。就在六個月前，2010年9月，她剛剛成功地讓議會通過決定，將現有核電站的運行時間平均延長12年。

現在，一切又回到起點。十年前，為了應對公眾的反核情緒和來自綠黨的壓力，前任施羅德領導的“紅綠聯盟”決定現有核電站只能再運行20年，最后的期限正是2021年。

默克爾政府的最新決定被認為是政治妥協的一個結果。盡管福島核危機后立即中止運行服役年限最長的八座核電站，并召集獨立專家團重新評估核能政策程序，在3月的地方選舉中，默克爾所屬的基民盟還是不敵綠黨，連失三州，其中包括基民盟的傳統選民基地。

妥協之后，默克爾政府依然面臨諸多挑戰。其所代表的電力行業巨頭因利益受損而準備向政府發起訴訟要求賠償；而核能在十年之內退出所產生的發電空缺能否得以補充，可再生能源能否擔當重任，世界各國無不拭目以待。

利益博弈

“德國社會對核電的機遇和風險一直存在著激烈爭論。”德國駐華大使施明賢在給財新《新世紀(17.37,0.01,0.06%)》的回復中說。“福島反應堆災害使核電的安全隱患更加凸顯并重新引發了這方面的爭論。”

德國民眾的反核情緒在西方民主國家中尤甚，本世紀以來勢頭日盛的綠黨正是借了這一東風，對德國政治走向產生愈來愈大的影響力。

默克爾領導的基民盟代表大企業的利益。德國現有四家能源巨頭，運行著境內全部17座核電站，且占據著德國近四分之三的市場份額。其中最大的兩家（E.ON AG和RWE AG）原為國有企業，上世紀90年代成為上市私有企業；其他兩家（ EnBW Energie Baden-Württemberg AG 和Vattenfall AG ）目前仍為國有企業，其中Vattenfal為瑞典政府所控。

由于歷史原因，四家能源巨頭和德國政治的各個層面有著密切聯系。德國《競報》能源記者舒曼（Harald Schumann）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解釋，這就是為什么在2010年9月的新能源方案中，現有的核電站獲得了延長平均12年使用年限的修訂。“如果這一修訂實現，這幾家公司將獲得上千億歐元的額外收入，因為這些核電站都比較老，成本早已攤銷，運營成本僅為每千瓦時1.5歐分，而批發價為每千瓦時7到8歐分。”

德國聯邦經濟和技術部當時的官方解釋則是，核電可以抑制電價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從而為德國進入可再生能源時代起到過渡性的橋梁作用。核電站運行時間的延長并不會給能源領域競爭帶來負面影響，特別是2011年初新開征的核燃料稅和核電廠支付的其他款項將大部分抵消其額外盈利。

福島危機改變了一切。默克爾不得不放棄努力爭取來的12年平均延長期限。這對她實現原先的能源方案是一個打擊，對四大能源巨頭來說亦是如此。

缺口如何補？

不過，外界最關心的問題仍是，在短短十年時間內終止核能供應，德國何以經濟、安全又環保地補上這一缺口？

核能是德國到目前為止的第二大發電原料，次于化石燃料褐煤和硬煤，占德國能源總消費的23％左右。

在德國，核能并不被視為可再生能源。施明賢說，在討論新的德國能源方案時也考慮過在未來十年內退出核能的問題。“當然這一退出不僅僅是因為福島核問題，而是為了找到解決方案以應對我們在能源、環境和氣候領域面臨的巨大挑戰，并且堅定地向可再生能源時代進軍。”

很多人對德國能否實現這一目標表示懷疑。瑞典環境部長卡爾格倫（Andreas Carlgren）就表示，德國的決定意味著在歐洲“一個不平衡的能源政策”，德國“很有可能需要增加從法國進口核能”。瑞典政府控股的 Vattenfall AG在德國擁有兩座核電站。

亦有不少人擔憂，為了彌補核能的損失，德國可能不得不增加對煤電廠的依賴，從而增加溫室氣體的排放。

但德國聯邦環境部最近發布報告稱，德國在彌補終止核能供應所產生的發電缺口上不會有問題，可以通過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實現。

施明賢指出，德國政府2010年公布的能源方案，已經對能源供應進行了“徹底重新定位”。新能源方案確定，至2050年可再生能源將在德國能源結構中占到 60％，并占電力供應的80％。

舒曼亦表示，沒有人會懷疑德國的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結構中的比例，可以輕易地從目前的17％增長到2025年的35％。而且德國多年來一直是電力凈出口國，每年差不多有1000萬千瓦電量的富余。“不用擔心會出現電力短缺。”

但德國發展可再生能源面臨的一個挑戰是輸電。德國的風電多集中在北部，需要向南部的用電負荷中心，包括以使用核電為主的慕尼黑、斯圖加特等地，長距離輸電。這就需要新建高壓線路。該計劃遭到了沿線居民的強烈抗議，他們不愿看到高壓線和高壓線塔破壞德國中部大片原始森林的美景，或是自家美麗的庭院，因此喊出了既“反核”又“反高壓線”的口號。但如果讓高壓線走地下，又會增加很多成本。

另一個挑戰來自市場分散和壟斷的矛盾。舒曼解釋，由于政府對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傾斜，傳統能源巨頭損失嚴重，他們急切地想進入可再生能源領域。但是，德國的陸上風電和太陽能市場已經為小規模的私營企業所占據，而且這兩個領域的平均投資回報率在7％左右，對私人投資者來說足夠，對大型企業來說，需要至少15％，并不具有很強的吸引力。

因此，這些大企業把目光投向海上風電。舒曼認為，海上風電從工程角度來看“并沒有太大意義”，而且造價比陸上風電高得多。海上風電技術要求高，安裝難度大，需要的資本投入也很多，非小私營企業所能承受。德國2010年發布的能源方案就指出，為實現2030年海上風電裝機容量2500萬千瓦的目標，還需750億歐元投資。而首批十個海上風電站的建設將得到政府資助，德國復興信貸銀行將在2011年設立50億歐元的海上風電專項貸款額度。

如今，德國的近鄰瑞士也在考慮逐漸讓核能退出歷史舞臺。但多數觀察人士認為，德國的這一政策不會影響大多數國家發展核能的決定。前國際原子能副總干事錢積惠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從減排二氧化碳的角度來說，不能沒有核能，他個人的估計是，德國不見得會帶動整個歐洲走向這個極端的道路。

不過，錢積惠也指出，這件事情對于中國的啟示是，應該更加慎重地對待核安全。由于能源資源的瓶頸和環境問題的制約，中國現在不可能沒有核電，但前提是安全，“安全一出事，會造成政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