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學術界第一次正式提出了 “碳金融”這一概念，而核心就是“如何破局”？爭奪未來碳交易定價權，將成一場全球性博弈。

主導權競爭激烈

按照內蒙古財經學院金融學院院長金樁的理解，“根據國內碳金融的實踐，碳金融可理解為應對氣候變化的金融解決方案。是指由《京都議定書》而興起的低碳經濟投融資活動，或稱碳融資或碳物質的買賣。”

“碳金融”概念第一次在內蒙古學界提出，也讓企業高層對這一話題感到“新鮮”。

據了解，碳金融的出現源于《京都議定書》引入的碳交易機制——“聯合履行(JI)”“清潔發展機制(CDM)”和“國際排放權交易(IET)”。這3種幫助發達國家實現減排目標的靈活機制允許發達國家通過碳交易在發展中國家取得減排的抵消額，從而以較低成本實現減排目標。

聯合國的統計數據，2011年全球碳交易市場高達910億歐元左右。預計我國2012年市場潛力約180億美元。

而隨著碳交易規模迅速擴大，越來越多的經濟主體開始參與到國際碳交易當中。

但由于各個國家對于碳排放的義務并不相同，在這一過程中，碳金融主導權之爭也日趨激烈。　

內蒙古“碳金融”風向

另一位關注此事的華中科技大學能源學院院長黃樹紅坦言，全球碳金融競爭的實質就是參與各方希望通過發展碳金融，掌握未來碳交易的全球定價權。

早在2005年6月26日，內蒙古輝騰錫勒風電項目正式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注冊成功，這是內蒙古與碳金融相關的第一個案例。而在金樁看來，在中國“碳金融”是一個新興產業。

上述內蒙古案例極具典型性，這是中國第一個注冊成功的CDM項目和世界第一個注冊成功的風電項目。有關專家據此認為，這是中國參與低碳經濟的開端。

內蒙古的“碳金融”序幕效應，直接引發的后果是全國“如火如荼”的發展。一份來自國家發改委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1月，國家發改委批準的全部CDM項目已有2369個，在聯合國注冊的中國CDM項目已有701個，已獲得簽發的中國項目有174個。

如此對接形勢下，中國建成了北京、上海、山西、武漢、昆明、廣州環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污交易所、杭州產權交易所、河北環境能源交易所，從事低碳經濟交易的平臺。

對于內蒙古而言，還只是停留在“討論”中，內蒙古財經學院學者郭彩霞說，內蒙古碳金融的還在理論層面。

碳金融市場“緩慢”

內蒙古只是一個縮影，黃樹紅認同這樣的觀點。“雖然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碳資源國家，是CDM項目最重要的供給國，但目前我國碳金融體系發展與碳市場潛力不匹配，碳金融發展面臨諸多挑戰。”

“企業和金融機構對碳金融的認識不夠，中介市場發育不完全，碳金融制度不完善，碳金融體系及有關配套措施相對滯后。”黃樹紅說。

按照內蒙古財經學院金融學院康曉虹的理解，內蒙古碳金融領域目前仍處于落后階段。她認為，落后體現在相關政策的缺失、CDM項目開發不足，金融機構開展碳金融業務緩慢。

黃樹紅指出，可鼓勵擴大直接融資規模以及金融對低碳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可考慮加快構建和完善我國碳交易平臺，建立交易標準。此外，盡快構建多層次的碳金融市場體系。

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總經理林健認為，建設中國自己的碳金融交易所，有助于為低碳經濟提供一個準金融平臺。　　

內蒙古大市場效益

2009年11月20日，內蒙古成立低碳經濟發展促進會。事實上，結合內蒙古的特點，發展碳金融已勢在必行。

康曉虹將理由概括為：通過碳金融發展CDM項目，能帶動新能源行業的發展，尤其是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商業銀行在開展碳金融業務過程中，憑借向節能減排項目工程提供信貸資金和中介服務，能收到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而在內蒙古，擁有13億畝天然草原，固碳能力為1.3億噸，相當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6億噸；還有3億畝森林，碳匯效益比草原更好，潛在的CDM項目數量可觀、開發潛力巨大，在發展碳金融發面有其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

金樁從另外角度闡述了他的觀點：”內蒙古地區別風能、光能、生物質能、可再生能源領域CDM，現已形成屬于自主創新的主要有“風力發電自控系統、沙漠太陽能熱氣流發電集成技術，提取用于節能減排的稀土材料技術，荒漠化、沙化治理技術等等；出現了一批在內蒙古自治區乃至全國”綠色產業“中起到示范帶頭作用的項目。”

在他看來，除輝騰錫勒的風電項目，內蒙古毛烏素生物質熱電廠，內蒙古伊泰集團的光伏太陽能發電站等項目，為開辟清潔可再生能源做出了有益嘗試。

內蒙古毛烏素生物質熱電廠總經理李京陸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呼吁，政府應加快出臺各類可再生能源電價補償標準、提高電價補貼幅度，拓展電價補貼范圍。

多位受訪專家建議，內蒙古的金融機構應“加大在以風能、光能、生物質能為主的新能源項目上的信貸投放，切實扶持內蒙古地區的風能、光能、生物質能行業規模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