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漢元解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

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2012年中國宏觀經濟定下了穩中求進的基調。分析人士普遍認為，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內容顯示當前中國貨幣政策正試圖在抵抗通貨膨脹和刺激經濟發展之間找到一個平衡：一方面，要穩字當頭，用適度投資、積極就業和結構性減稅來抗衡外部衰退。另一方面，則要全力化解地方債與民間借貸等內部風險。與此同時，人民幣匯改仍將繼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步伐不改。

12月14日，中國政協常委、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穩中求進的總體戰略非常正確，因為這一政策既追求了總體上的穩，同時也追求了適當的速度。劉漢元同時樂觀地指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積極發展新能源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客觀上為四川抓住新興產業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穩中求進的問題，穩放在了第一位的，然后才是進，這就預示著國家宏觀調控政策明年將不會出現大的變化，請問劉主席是如何理解這個決定的？

劉漢元：這個話是對的，在CPI明顯下降和回落的背景下來講，沒有任何問題。穩是強調經濟、政策、社會穩定和方方面面的均衡，這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和龐大的經濟體來講本身就是需要的。在我們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中，更多地會體現出騎自行車原理。比如說速度適當快，車反而會變穩；速度慢了，車就可能偏或者倒。同樣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一個提法我覺得很有道理，速度快了會有速度快了的問題，速度慢了會有慢下來的問題，但速度一旦停了，就會暴露所有的問題。因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穩中求進的總體戰略非常正確，既追求總體上的穩，也追求適當的速度。更何況，調控在一定程度上來講是動態的，根據市場和社會發展的需要、經濟的階段性狀況適時地做出調節。所以，不排除明年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央可能會有一些更積極的政策出現，比如貨幣政策的適當放寬，速度適當地強調等等。

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積極發展新能源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四川省乃至中國新能源產業的積極推動者和主要參與者，請問劉主席如何看待和解讀這個決定？這一決定對于四川經濟的發展有怎樣的推動和機遇？

劉漢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提到了積極有序地發展新能源。把氣候談判和節能減排、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新興產業尤其是新能源產業的發展等方面結合起來，明確了要以積極態度發展這一產業。這對四川經濟來講，是很有意義的。我們看到，在今天國家工信部剛剛公布的國家多晶硅準入企業名單中四川在中國各省份中處于大省地位，占有的數量屬最多省份之一。在這樣的機會中，我省怎樣擴大內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節能減排和抓住新興產業的發展機遇乘勢而進，是非常難得的機遇。對于四川來講，當前和很長時間仍然是發展相對不足、潛力挖掘不夠的問題。因此抓住這些機會，把自己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怎么樣乘勢做大做強，把一部分產業在中國做到具有重大比較優勢非常有必要。像在藏區、少數民族地區發展問題上，怎樣把水電建設和太陽能光伏發電建設協調起來，既解決當地清潔能源的結構問題，又解決少數民族地區如甘阿涼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在增加當地群眾的收入的同時維持當地風俗習慣和水土保持，我覺得這是可以一盤棋思考的問題。相信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后，四川和四川的企業都可以找到很多這樣的亮點和機遇。

記者：財政政策方面要繼續完善結構性減稅，請問作為企業家的劉主席對這項政策怎么解讀？減稅會給企業帶來什么樣的影響，會不會有成本的下降來減輕企業的負擔？

劉漢元：我覺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式提出這個事情，實際上是一個很好很正確的事情，是一個英明的決策。民富最終國強，這種情況下，十多年來我們的財稅收入大大高于GDP增長速度一倍以上，作為發展中的一段時期是可以的。但作為長遠來講它將使經濟難以持續良性地發展，勢必會影響到經濟發展自身的積累和自身的積極性。同時，這個決定也是我們在調節社會收入過程當中，鼓勵大家往低收入和老百姓傾斜的過程當中一個需要政府做出的姿態。畢竟稅收收入越多，企業的積累越少，發展的就業機會越少，提升待遇的機會也就相應地越少。從這種角度來講，我們的財力到一定規模以后政府怎樣進行一些結構性的減稅，藏富于民，讓富于民，真正讓企業和社會有更多的資源去均衡各方面的收入，提高中層收入群體的數量和收入水平，我覺得中央的這個政策做得非常非常英明。對企業來說，這個決定是一個強心針，可以促進各個方面有更積極的態度發展企業，增加一定的積累，擴大和維持再生產，對企業的發展和社會的就業崗位、就業機會新增量帶來積極的幫助。

記者：中央工作會議提出擴大內需和加快發展服務業等內容，請問劉主席對此有何見解和觀點？會議確定要推進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請問劉主席這會帶來些什么樣的影響，對企業來說會有哪些好處？

劉漢元：加快經濟結構調整主要是擴大內需，這個是我們反復強調的一個觀念。經濟結構的調整既有我們的主觀愿望，也有一定尊重市場和社會的客觀需求。事實上，主觀調整的愿望是好的，但市場的力量是巨大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多地需要通過積極的引導，畢竟我們有自己的主觀愿望和社會愿意做和引導的產業。但對于市場本身的張力和自身的需求我認為不宜過多扭曲，因為這會讓我們付出更大代價。在調整的過程當中要兼顧速度，有人說速度慢下來后，我們就淘汰了落后產能，也有人說速度慢下來后，我們就調整了產業結構。但這實際上是一個不太正確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現在的情況是，這種觀點在很長一段時間可能成為主流，會認為發展得越好，就容易魚龍混雜，什么企業都起來了。因此我們就得慢一點，停下來，把一些質量差的企業淘汰了，把一部分落后產能淘汰了。看起來這好象有利于我們的結構調整，但事實上這是人為的折騰。因為速度慢了，社會很多問題會暴露出來，速度慢了不等于這個結構調整能夠真正到位，更不等于先進的就真正能成為主流。從我的角度看，這樣的結果反而會增加社會的成本、付出更高代價和導致就業機會減少、稅收增速的放慢，會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產生很大的負面作用。

至于營業稅和增值稅的問題，這實際上是國家早就應該做的事情，當然現在來做也很好。我們的營業稅沒有考慮它前后的征稅關系，往往導致在流通過程當中，在一些服務領域里面重復征收的情況。比如社會上服務行業也好，一些產業鏈較長的加工行業也好，尤其是一部分服務行業的上下服務和社會化的服務都在這個地方受到制約。因為每轉一個手，每經過一個環節都要抽一次營業稅，而營業稅比如3%，有可能增值額只有2%，實際上這就限制了社會分工和服務業以及第三產業大量的快速發展。因此這次改成增值稅可以從這個角度上解決這個問題，增值額大相應的稅收高一些，增殖額少增值稅稅收比例相對就低，這樣能夠給服務業一個更大的發展空間，也能鼓勵社會各種分工和協作體系和機制的盡快完成。這個決定，尤其是對第三產業來說應該是非常好的一個積極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