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核能協會預計中國下個月之內重啟核電審批。

一年前，“核電復興”的口號響徹全球，核電安全神話一度甚囂塵上，核災難卻再次發生了。一年過去了，3·11大地震一周年之際，伴隨著核電安全神話的破滅，在全球范圍內，對核電安全的拷問仍是進行時。

3月11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宣布，將在政府內設立核電安全監管部門——核電監管廳，并制定“全新的、最高水平的”核電安全規范。

目前，全日本54座核電機組僅剩下兩座還在發電，到2012年5月這兩座核電機組也要接受定期檢修，屆時日本核電機組將全部停轉。

出于對風險的考量，審慎推進核電的不僅是日本。福島事故發生后，德國、瑞士和比利時決定轉而支持可再生清潔能源。將近50個國家和地區繼續運行、修建和規劃新核電站，同時制定更嚴格的監管措施。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最新一期封面文章——《核能：破滅的夢想》一文提出，“全球性轉向核電的期望已經一去不復返。”文章指出，核電業需要獨立的監管、自我批評的安全文化、對可能忽略的危險永無止境地搜索。

3月9日，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天野之彌在維也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部呼吁，核電產業吸取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輻射物質泄漏教訓，“采取謹慎措施、加強全球核能安全”。天野之彌說，福島事故后，建有核反應堆的國家對核電項目應“更加謹慎”，“自滿會害死人。”

天野之彌發表上述看法的同一天，美國核管理委員會發布指令，要求全國所有核電站為確保運營安全，2016年年底前必須落實新措施。具體措施包括安裝或更新排氣系統，以減少嚴重事故造成的損失；安裝精密設備，以檢測核廢料池水位；改進安全設備，以確保有能力應對多個反應堆同時受損的狀況。

就在1個月前，美國核管理委員會（NRC）宣布批準兩臺AP1000核電機組的建造和運行聯合許可證（COL）。這是自1979年三哩島核電事故之后，美國時隔34年首度重啟核電審批。

按天野之彌的說法，國際原子能機構先前預測，除現有435座核反應堆，全球2030年有望最多新增350座；全球現有在建反應堆65座，預計至2030年可新增至少90座。這意味著盡管速度放緩，全球核電產業仍在擴張。

法國電力集團公司執行副總裁兼亞太區總裁馬識路3月9日接受新華社記者書面專訪時也指出，有很多國家已擁有不少核電站，還打算興建更多，比如俄羅斯、韓國和中國；而英國、捷克和波蘭這些國家，原本就有興建核電站的打算，現在也確認了這一想法。此外，還有一些國家原本沒有核電計劃的，現在也確認要發展核電，包括巴西和一些海灣國家。

一些環境保護組織指認全球核電產業沒有吸取足夠教訓，提醒其重點在于“更好地保護民眾”，而非“重建公眾信心”。

糾結的監管體制

對目前全球在建核電機組最多的國家——中國，核電擴張之勢也已重露端倪。

3月10日上午，國家核電技術公司董事長王炳華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會上說，“根據我自己的判斷，中國政府會在今年恢復我們國家核電站項目的審批。”

作出這一判斷的不僅是王炳華。3月8日，世界核能協會（WNA）副總干事Steve Kidd預計，中國將在下個月之內重啟核電審批。

盡管王炳華稱“中國發展核電絕不會搞‘大躍進’”，但相關安全監管話題已持續發酵。

目前，中國已有14個運行中的核反應堆，27個在建核反應堆，占全球總量的一半左右。除了大量的二代改進型機組外，中國還有4臺在建中的位于三門、海陽的AP1000機組。上述四臺機組被認為全球最為先進、最安全的第三代核電機組。

知情人士稱，“在代際上，雖然沒有明確說未來新審批的機組都會是三代機組。但是未來的新上馬項目，不會再有二代改進型機組獲批。”

不過核電運行的安全，除了技術本身，還與監管體系休戚相關。

《經濟學人》指出，針對福島核事故，中國的監管體系可能要進行重大的改組。中國的一些新核電廠屬于最現代的，應該說是最安全的設計。但是，核電安全不但要求良好的工程設計，而且需要獨立的監管，一種小心謹慎、自我批評檢查的安全文化，永無止境地搜索可能忽略的風險。中國沒有顯示出能夠提供這些東西的跡象來，同樣，計劃建設相當多核電站的俄羅斯也缺乏這些東西。

Kidd的觀點則是，去年福島核電事故發生后，中國暫停審批核電項目的舉措使中國核電擴張獲得了1年的休整機會，得以增強國內供應鏈以及監管機構人員配備。

但僅此仍難令外界信服。

3月3日，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NDRC）發布《中國核安全監管體制改革建議》，呼吁加強中國核安全監管。NDRC建議中國應該解決部門設置復雜，職權存在交叉的和劃分不清的問題。“將現在的國家核安全局從環保部剝離出來，成立國務院直屬的國家核安全監管委員會，或是國務院直屬的國家核安全局。”

NDRC稱，他們已與多位全國人大代表探討核安全監管問題，部分代表已決定在全國“兩會”建議中吸納《建議》中的內容。

不獨是NDRC。3月9日，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中國能源與氣候項目主任及高級研究員涂建軍在FT中文網撰文《福島一周年與中國核電》，建議中國“盡快打破核電領域發展第一、安全為輔的行政體制格局”。

涂建軍稱，當前中國的核電安全監管體制難以適應行業高速發展的需求。

據Steve Kidd預計，未來10年中國將建設51座核反應堆。

“在中國的政治體系下，負責核電項目審批及規劃的發改委及能源局屬于最強勢的政府機關，而國家核安全局的主管機構環保部卻是一個相對弱勢的部委。”涂建軍稱，“行政級別的反差、核安全領域多頭監管的現狀、各利益集團的互相牽制，導致了福島核危機一年后國內核電安全監管體制的改革還遲遲沒有啟動。”

“事實上的利益沖突”

全國“兩會”前，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曾撰文反對中國核電領域的“大躍進”。

這一觀點在“兩會”上也被代表委員再次關注。不過何祚庥稱，相關委員的回應并不能讓其滿意，委員的回答仍不夠審慎。

“我說中國核電‘大躍進’，是用數據說話，而政協委員的回答是，中國的核電‘完全在政府的產業指導政策內，完全符合國際和國內核安全相應法律法規標準的要求’。”何祚庥在接受早報記者采訪時稱，“這等于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符合政府的政策與批準，并不是沒有大躍進這一觀點的依據。”何祚庥稱，“因為政府的規劃本身就是大躍進。這是邏輯的自我循環。”

如果說核電業內人士表現出相當的自信，并力挺核電不難理解，那么監管部門也持同樣的態度就非常費解了。福島核危機后，環保部有官員迅速出面力挺國內核電開發。

對此，涂建軍稱，“中國核電安全監管機構的主管部委這種毫無必要的公開表態，與其下屬機構的核電安全監管職責因此形成了事實上的利益沖突，這是國內未來核電安全監管體制改革過程中需要深刻警醒的一個問題。”

“理論計算并不周全”

何祚庥昨日強調，核島核電事故證明了核電業對災難的預計不足。

“并不是日本或中國核電專家做不出安全型核電站，而是日本人根本沒有想到會發生這種千年一遇的九級地震，又激發了難得一見的大海嘯。日本人抗震經驗相當成熟，但未對9級地震設防，更未對大海嘯設防。”何祚庥說。

不過核電業對核電技術一直充滿信心，稱發生重大事故的發生概率非常低。

全國人大代表、十一屆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委員、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科技委主任趙志祥在“兩會”期間曾告訴媒體，第二代核電技術的堆熔概率可以做到10-6，第三代可以做到更高的10-7，“10-6是啥概念？就是100萬年可能發生一次熔堆事故。”

而按照綠色和平3月8日發布的報告，根據公開提供的資料，全球運行的400多個反應堆，要發生堆芯熔毀的幾率250年才有一次。

對此，何祚庥稱，目前世界先后共發生過3次重大核安全事故，概率約為1%。這是遠遠高于設計者的理論設計值的。“我是理論物理學家，我知道理論值是怎么計算出來的，如果考慮的因素不足，計算的結果就會有偏差。”

“事實證明，這個假設（指“堆芯熔毀的幾率250年才有一次”）是錯誤的。在基于經驗基礎上觀察到的事故頻率要高得多：大約每十年會發生一次重大核事故。現代科學的原則之一是，當觀測與預測不匹配時，需要修正其模型和理論。這顯然適用于核安全法規的概率風險評估。然而，核工業繼續用不變的風險模型和假想中極低的事故率，在日本和世界各地心安理得地繼續運行核反應堆。”綠色和平稱。

除了堆芯熔毀的理論概論計算偏低、缺乏實際意義，出了事故之后的應急方案仍需加強。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電事故顯示蘇聯在應急方案上的準備不足。福島核電事故同樣暴露出了日本的問題。

“如果大亞灣核電站發生一起7級的核電事故，如何組織疏散深圳、香港等周邊地區的居民？這類假設雖然比較敏感，但是國內政府部門和國有核電公司于情于理都應該開始著手研究這些不容回避的政策議題。”涂建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