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福島核泄漏事故發生一周年之際，核電安全問題全球性反思正在逐漸深入。不過，與德國、瑞士和比利時等核電發達國家宣布放棄核電，轉而支持可再生清潔能源不同，中國國家能源局、國家環保部均在不同場合公開表態，日本核泄漏事件不會改變中國發展核電的決心和安排。

“根據我自己的判斷，中國政府會在今年恢復國家核電站項目的審批。”2012年3月10日，國家核電技術公司董事長王炳華這樣表示。

對于這個判斷，浙江省核學會秘書長、長期從事輻射防護和核技術應用研究的夏元初也表示認同。他補充說，“重啟核電項目審批還有個前提，就是《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核安全與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及2020年遠景目標》獲得國務院批準。”

不過讓人難以想象的是，和《發展規劃》、《遠景目標》同樣等待出臺的是《核電站建設標準（初稿）》。

目前，中國在建核反應堆數量占全球總量近一半，但至今還沒有一個核電站建設的國家標準。夏元初告訴《投資者報》記者，由國家發改委和建設部主持起草的核電建設國標正在征求意見，年內或將出臺。

核電站建設安全國標缺失

2012年3月11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宣布，將在政府內設立核電安全監管部門——核電監管廳，并制定“全新的、最高水平的”核電安全規范。

目前，全日本54座核電機組僅剩下兩座還在發電，到2012年5月這兩座核電機組也要接受檢修，屆時日本核電機組將全部停轉。

“日本核泄漏事件給全球核電建設熱澆了一盆冷水。”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能源經濟中心主任史丹在接受《投資者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個突發事件也令快速躍進的中國核電建設驟然放慢了步伐。

“福島核泄漏事故發生之前，中國核電發展確實有點一哄而上的味道。”史丹對記者表示，日本的核泄漏事故正好給中國一個反思、調整的機會。

2011年3月16日，國務院明確指出要調整完善中國核電相關規劃，決定在《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核安全與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及2020年遠景目標》（即《核安全規劃》）批準前，暫停審批核電項目。

環保部副部長、國家核安全局局長李干杰也公開提醒核電企業，“如果擴張過于迅猛，必將引發一系列矛盾，進而威脅到核電安全。”

目前，中國已有14個運行中的核反應堆，裝機容量超過1100萬千瓦；在建機組27臺，裝機規模近3000萬千瓦，其中在建核反應堆數量接近全球總量（57個）的一半。

很難想象，如此迅猛發展的中國核電領域，至今仍沒有一個核電站建設國家標準。夏元初在今年年初才拿到由國家發改委和住建部主持起草的《核電站建設標準（初稿）》，他告訴本報記者，“標準涵蓋選址原則、工程工藝建設等方面，目前正在征求意見，年內或許會出臺。”

“技術安全”難掩多頭監管漏洞

在眾多核電行業專業人士眼中，核電技術先進、技術安全通常是消除公眾對核電擔憂的“法寶”。

按照夏元初的說法，中國的核電技術采用引進、吸收再自主研發的發展模式，通過多年的發展積累已處于世界先進水平。而且，未來新審批的機組應該都會是三代機組，不會再有二代改進型機組獲批，“技術上更加先進和安全”。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姜克雋更是從專業技術角度詳細解釋了核反應堆的五重保護：燃料的保護、包殼的保護、反應堆的保護、安全殼的保護和最外層的保護。這五重保護形成多重縱深防御，一層比一層更嚴密，核事故也一般根據事故發生所在的保護層規定級別。“沒有哪一個工業設施會像核電站這樣注重安全。”

但是，綠色和平組織的相關負責人卻對本報記者表示，核電的安全性并不像一些專家認為的那么高，“公開資料顯示，目前，全球正在運行中反應堆有400多個，發生堆芯熔毀的幾率平均250年才有一次。但事實證明，基于個人經驗觀察到的事故發生頻率要高得多：大約每十年會發生一次重大核事故。”

“核安全制度與核安全技術同樣重要”，史丹認為。核安全制度包括比常規工業更高的安全和技術標準，即嚴格的質量管理和監督體系、資格認定與準入制度，突發事件的預防與及時有效的應對機制和應急預案，訓練有素的人才隊伍建設以及持續的安全文化建設等。而中國的核電監管體系正存在部門設置復雜、職權交叉和劃分不清等問題。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下設的國家能源局（副部級單位），2008年7月成立，負責核電管理，擬訂核電發展規劃、準入條件、技術標準并組織實施，提出核電布局和重大項目審核意見，組織協調和指導核電科研工作，組織核電廠的核事故應急管理工作。

國家環保部下設的核安全局，負責核安全、輻射安全監督管理，反應堆操縱員資質管理等。

而鈾資源、核燃料、核技術主管機構則是工業和信息化部下設的國防科工局（原國防科工委），對外即為中國原子能機構。核電廠作為發電企業還要同時受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的監管。

“當前中國的核電安全監管體制，已難以適應行業高速發展的需求。”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中國能源與氣候項目主任及高級研究員涂建軍撰文稱。

近日，江西彭澤核電廠因為選址位于江西與安徽的交界處引起爭端，安徽望江縣人民政府發布了一份名為《關于請求停止江西彭澤核電廠項目建設的報告》，直指江西彭澤核電廠項目在建設前期以及項目建成后存在各種問題和隱患。對于這樣的問題如何解決，監管當局尚未明確。

減排壓力大　核電挺進內陸

姜克雋在接受《投資者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近年來國家核電項目上馬確實比較快，引起一些關于建設質量、人才培養、燃料資源等方面的擔憂。但是“面臨日益嚴峻的碳排放壓力，發展核電是唯一可行的選擇。”

據姜克雋測算，根據現在的節能減排力度，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將在2030年前后達到峰值。而2011年12月召開的德班氣候大會給中國設定的峰值最后期限是2020年。溫家寶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坦承，節能減排工作沒有完成。

縱然中國發展核電最大的現實壓力來自于“碳排放”，但姜克雋認為，核電相比其他能源本身具有一定的優越性，對于內陸地區能源比較緊張的省份應鼓勵發展核電。

目前核電基本不需要政府的電價補貼，從發電成本來看：光伏最貴，接下來依次是近海風電、陸上風電、天然氣、核電、煤電、水電，“核電的成本中已經包含了核廢料處理和安全性成本。”

姜克雋認為，未來煤電由于污染問題會越來越貴，因為需要上脫硫、脫氮設施；而水電雖然最環保，但增長潛力已經不大。第三代核電會更安全，價格也會下降20％左右。

目前，中國已建、在建的核電項目全部在沿海地區，對于內陸能源緊張的省份，地方政府一方面迫切需要解決發展經濟的能源瓶頸，一方面看到核電在減排和經濟效率上的優勢，發展核電的愿望比較迫切。

據了解，截至2010年底，在審查完成初步可行性研究報告的43個核電項目中，內陸核電站占31個。此外，內陸還有大量核電站規劃處于“普選”階段。但受福島核泄漏事故的影響，目前這些內陸核電項目都處于“等待”狀態，其中就包括湖南桃花江、湖北咸寧和江西彭澤這三個已開始前期工作的內陸核電站。

內陸并非不能建核電

內陸地區能不能建核電站？理論界意見分歧很大。最堅決的反對者是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他曾多次公開呼吁，必須立即停止在中國內陸地區建造任何核電站，理由是核電并不絕對安全，“萬一出現極度干旱、水源枯竭的情況，將發生特大核安全事故。”

姜克雋認為，在內陸建核電站最大的問題不在于核反應堆的冷卻水源，而是內陸核電站一旦發生事故，對公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影響更大，所以必須更加慎重。

全國政協委員、河南省政協副主席張亞忠在全國兩會上也發出反對內陸建核電的聲音，他在《關于終止中部地區核電站規劃與建設的提案》中提出，“希望國家考慮中部地區，尤其是河南、山西、河北、安徽、山東、陜西等省的實際情況，全面終止該地區核電站的規劃與建設。”

夏元初認為，內陸建核電站與沿海并沒有本質區別，只是對反應堆冷卻液的排放要求輻射為0，而沿海核電站只要求達到一定的輻射量標準即可。“當然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建核電項目，要求標準也應該更高。”

對法國和美國這兩個核電大國來說，對于內陸核電和沿海核電的選址準則并沒有區別，都是從地質條件、氣候因素、人口密度、突發事件應對、水文地理、生態環境保護等幾個方面加以衡量。并且，法國內陸核電站數量占全部核電站數量的75％，美國內陸核電站占比達77％。

綠色和平組織氣候與能源項目主任李昂對《投資者報》表示，在內陸建核電站無疑具有更大的風險，“在《原子能法》、《核安全規劃》以及相應的技術標準沒有健全起來的時候，在任何地方新建核電項目都會有很大的風險。”

信息透明與公眾參與刻不容緩

在中國，具有核電運營控股資質的只有三大央企，分別是中國核工業集團（簡稱中核）、中國廣東核電集團（簡稱中廣核）、中國電力投資集團（簡稱中電投），只有這三家企業具有核電運營牌照，民營資本甚至其他國企要參與核電建設也只能是承攬他們的具體項目和參股。

行業高度集中，三大企業地位特殊，使得“企業沒有意識也沒有動力關注公眾參與和信息披露”。

法國原子能和可替代能源委員會主席貝爾納？畢高先生2011年11月對中國媒體表示，無論從發生事故的頻率還是總量上來說，火電、水電等傳統能源都要遠遠多于核電，人們卻唯獨對核電特別恐懼，敬而遠之。一方面是因為人們總會對自己不了解的東西產生質疑和恐懼感；另一個原因就是核電站一旦出現事故，確實后果要比普通發電站嚴重得多。

在福島核泄漏事故發生之后，2011年9月，大亞灣核電運營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制定并頒布了核電站核與輻射安全信息報告和公開制度，2011年12月份推出了“核與輻射安全信息公開平臺”。社會公眾隨時可以通過互聯網查詢大亞灣核電基地機組運行數據，相關內容包括核電機組的運行事件、輻射防護、工業安全等信息。這在國內尚屬首例。

姜克雋認為，過去中國政府和一些核電企業也通過各種渠道宣傳這些科普知識，但力度和效果并不理想。

綠色和平組織認為，真正導致公眾不信任核電的原因來自于中國核電站建設中的公眾參與不夠。調查發現，在福島核事故之前，日本當地一些居民根本不知道本地建設核電站的事情。由于前期缺乏溝通，日本核事故出來之后，居民對核電站建設就非常抵觸。

國家環保部核安全司相關人員曾公開對媒體表示，在核電業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公眾參與是一個薄弱環節。

不過，核電大國法國在這方面就做得很好，其核電站均靠近居民生活密集區，核電占法國能源比重超過70％。法國核安全局副局長阿蘭？史密特總結的經驗就是“透明、再透明”。

十幾年來法國核安全局一直對公眾出版發行《核安全監督》月刊，精確記載著全國所發生的每一起核故障，哪怕是工作人員沒有按規定穿著制服等極其微小的失誤也會記錄在案，而且公眾可以在網上查到相關內容。

阿蘭？史密特曾對媒體表示，“我們注意到，在事故信息完全公開后，企業和居民的互信反而加強了。事實證明，更透明的信息公開有助于普及核領域知識、消除公眾的核恐懼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