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11月份開始，安徽江西兩省圍繞帽子山核電站的爭議日益激化。作為中國內陸第一批核電廠址，帽子山核電站已獲得國家環保部、國家核安全局的批復，正動工興建。

但是這座位于江西省彭澤縣境內的核電站卻遭到了鄰居安徽省望江縣的激烈反對。安徽方面認為，這個廠址位于兩縣交接地帶的核電站在選址評估、環境影響等方面存在嚴重問題，并向國家相關部門提交了詳細的評估報告。

受安徽方面的委托，知名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將他們的陳情書通過中科院遞到了中央。“我個人估計，彭澤核電站下馬的可能性很大，反對的理由太充分了，你不夠安全。人類已經出現了福島核事故，絕對不能再出第二次，尤其是在中國不能重復出現。”

兩省間的博弈第一次將中國核電決策、建設中的諸多問題相對充分地暴露在公共視野內。

核電躍進與反對浪潮

過去數年，中國的核電競賽已經進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 此前圈內傳聞的一項信息顯示，中國的核電發展目標將是總裝機容量1.5億千瓦，一旦實現，必會居于世界前列。一些地區爭相布局項目，除已運行的13座核電站，業內人士透露中國在建的已達26座，僅長江流域排隊申請的項目就有22座。彭澤項目即號稱中國第一座內陸核電站。但是這些雄心勃勃的核電計劃，引起了更多人的擔憂，由于人才儲備、設備制造以及監管能力等滯后因素，強勁的“沖刺”勢頭讓人擔心“方向盤”會失控。

“核電熱是縣一級或市一級政府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因為一個天文數字的投資過來，地方有極大熱情，全力以赴推動這個事情。”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副教授郭秋菊說，“我們搞核能的人也不希望核電站像高鐵一樣變成大躍進地發展的。只要速度一快，很多問題會凸顯。福島危機的發生，讓我們認識到是在掌控操縱一個巨大潛在危險的事物，我們要更加客觀地制定我們的政策。”

圍繞核電建設的各種爭議在中國近年事實上一直存在，福島核危機使這些反對力量得以爆發。 “福島就像一個導火索，讓很多公眾認識到核電站建設不只是投資和拉動經濟這么簡單，它對社會層面有觸動。”NGO人士衣無塵說。

早在2007年，衣無塵就通過實際行動阻止了乳山核電站建設，那座核電站規劃在威海一片被稱作“小青島”的風光旖旎的海濱上，這讓很多前往那里投資置業的人感到威脅，他們蜂集到衣無塵的論壇里發起討論和簽名，衣無塵幫助他們遞送給國家相關部委。因為沒有什么上層渠道和資源，不敢奢望太多，他們當時只提了一些有限度的訴求，諸如項目方能否向公眾講明核電站如何工作、多少公里內有輻射、多少公里海域的魚不能打上來賣、民眾如何防護等。

“真正關心的人是對事情有一定了解，對環境觀念有一定程度認知的利益相關者，是中產階層。”做過相關課題研究的中山大學教師方薌說，“生活在核電站周邊每天為生活奔波的大眾，是不關心的，一般都表現為無知和依賴。”

福島事故之前，中國的反核個體一般都是始于切身物質利益考量，乳山事件的主導個體即是一些有其社會背景與層次的“精英”，這些“外來客”能夠很快地達成一致，動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施加影響。衣無塵將它當作一個項目來運作，鬧了一陣，乳山核電站忽然就摘牌了。

“這個是出乎我們所有人預料的。當地人認為無論怎么反對，肯定是要建的。”衣無塵不信，特意跑到乳山現場確證了這一消息，“覺得我們做了一件事情，當時做完以后也不知道是對是錯，因為你這是阻礙能源發展啊。”

后來發生的福島危機讓衣無塵相信乳山這件事情是做對了。后來又一次去乳山，當地部門的幾個人聽說他的來歷，半開玩笑地一邊埋怨他，“你可把我們折騰得很厲害啊，我們這兒一個核電站上千億啊，沒有了”，一邊又朝他翹起大拇指。

核電站這種一向不為世人聞問的重大項目的公共決策首度融入公眾身影，這有創造歷史的意味，以致有觀察者將其當作一個里程碑式的案例加以研究。方薌在他的研究報告中，將乳山事件當作一個里程碑式的案例加以研究。他說，乳山事件中公眾的參與實踐使公民的風險意識得到塑造，同時也形成了一種外壓模式，對傳統的基于“專家權威”而采取的閉門決策模式造成動搖和改變。

公眾參與的價值

對于核電站建設的質疑，更深層面反映出來的實則是一種要求完全信息的公共需要。中國發展核電20多年，公眾對于這方面的認知幾乎空白，因此一旦遇到福島核危機一類情形，恐懼自不待言，導致對核電建設的信心喪失。官方大約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也有著手加強這方面工作的意圖。

“他們今年要抓的重點工作之一，就是信息公開，恢復公眾對核電安全的信心。據我所知，國內核領域的信息公開正在規劃，剛開始商量。”郭秋菊說，“長遠來看，公眾參與其實也是對核電安全本身的一個促進，大事小事都跟公眾講，目的是避免由于沒有聽到某些正確的聲音而犯下遺患無窮的錯誤。”

郭秋菊是一位輻射防護專家，曾在日本核電公司工作。就信息公開，她向日本人了解過，與核電有關的信息哪些是公開的，哪些又是保密的。人家回答說只有核燃料和核廢料的運輸是不公開的，以防止反核組織圍堵。由于核電站的信息公開是法定的，具體到反應堆周邊輻射劑量、停堆檢修以及再啟動等運行記錄，任何人都可以查詢。至于核電站項目的立項選址與建設，能不能落地更是由公眾說了算，為此核電公司特別需要注意與公眾搞好關系，花大代價幫助反應堆所在地進行社會福利事業建設。

“有的地方想建設一個核電站，前期調研都準備好了，談了30年當地公眾都不肯舉手同意，你就做不下去。”郭秋菊說，“國際上一再強調任何事情都要求有利益相關者參與，后來我也了解到，我們國家也按照這個步驟在做，比如這個地區要建核電站，針對公眾的問卷調查、講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另外地方上怎么操作也有不可控的因素。”

新近發生的彭澤核電站風波即是如此。這個項目擬建已經超過10年，之前并沒有太多人上心，以致環評報告都通過了，碰巧日本地震，望江縣就此反彈。與乳山民間性投書上訪不同，這是中國第一次由政府正式出面發起的“反核”行動。望江縣指責對方在項目的具體實施過程中弄虛作假障塞視聽，并逐步將內中信息揭示于媒體，引起極大的輿論反響。

提升意識并普及常識，乃是公眾參與的基礎一步。郭秋菊期望官方為此作出努力，盡快將國民的核能認知教育健全提高。她本人目前正與相關部委合作主持一套面向公眾的核科學叢書編寫工作。在日本大地震發生后，她注意到，日本的電視臺就核電問題有著相當激烈的討論，這給她不少啟示。

“要不要發展核電？它到底有哪些潛在危險？你不要總是強調它是安全、清潔的一面，要講它是雙刃劍，這樣才全面。所有面向公眾的宣傳教育，我們整個兒是缺失的。媒體討論一晚上，這比什么宣傳都更有效。這是核電發展必須相伴的一個步驟。”

重估核電安全

核電風險的不確定性在幾次災難事件中不斷被強化，這給人們帶來了更多不安，越來越多的科學家也認為，核電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何祚庥就是其中一位。

“福島危機之后，核電系統的人也想重新認識核電站，但認識的后果就是要大干快上，說我們新設計的核電站是安全的。我說對安全要重新評估。核電站設計理念有個新的要求，安全殼外面出了事故，要絕對保證殼子里面是安全的；殼子里面出了事故，又不影響外面。這是世界各國檢討的，安全理念認為至少要做到這個。這是很難做到的。”

在相關會議上，何祚庥與一些核電專家進行過激辯，他們堅稱現在核電站的安全概率可達百萬分之一。何祚庥說，“我是理論物理學家，我知道這種理論計算的可靠性是多少。你算的百萬分之一，準確度有多少？正負誤差是多少？你不能用理論數據來算，風險決策是要相乘的。”

何祚庥師承錢三強，早年參加過核彈的研究工作。年輕時，用他自己的話講是極力擁護并鼓吹推進核能開發的，為此貢獻過不少精力。切爾諾貝利事故過后，在國外見到氫彈之父泰勒，泰勒告訴他，核電站的安全問題已經解決，科學上可以使之傻瓜化運行。泰勒建議他將此好消息報告給中國官方，“大規模發展核電站應該沒有問題。”然而福島危機立時令何的既有認知被肢解，“看起來設計得很好的安全型核電站，還是不安全”。

受此影響，他從一個積極派轉向了謹慎派，從頭反思一遍，他拿出5篇文章，分別就核電的安全、經濟、資源稟賦等方面加以否定性分析。在核科學界這激起不小的波瀾。去年11月的核科學大會召開，何祚庥提交報告，準備將這些問題講一講，主辦方不答應，再三交涉，才勉強將他的發言安排到分會上。這讓他確信，在核電的理解上，“相當一部分人不能與時俱進”。

這種分歧無可避免上升到能源發展方向之爭。何說，“可再生能源遠遠勝過核能。水能我們有7億千瓦，比核電站好。風能比快中子反應堆好，太陽能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比受控熱核反應好，現在已經能發電了。為什么不能把能源發展道路轉到這方面來？”

自從前蘇聯切爾諾貝利以及美國三哩島事故相繼發生，一些核電發達大國先后停止核電站建設，其中原因也是由于公眾的反應。日本地震后，中國官方也采取行動，針對核電站的全面安全檢查很快就展開。鑒于福島核電站污水排放的教訓，據說已加強了審批要求，其中一項就是對核電站的排放水要設計一個可以大量存放的暫存罐，但不確定這是否能自根本上應對超預期的意外風險。

國務院常務會議已明確表示了對核電發展持有的慎重態度，顯著表現之一即由國家能源局等單位聯合編寫的一個更為大膽的核電發展規劃未獲通過，此份規劃設想到2050年中國核電發展應達4億～5億千瓦，被一些業內人士批評為“不對安全問題進行細致討論竟能在能源界、環保界一路綠燈地通過”，“令人吃驚”。

最新版本尚未發布的國家能源中長期規劃據說已經作出修改，以安全高效發展核電的措詞替換了原有的大力發展核電的方針。

“關于核電站的爭議不是一個技術問題，是價值觀或指導思想的角逐，是我們的取舍不同，看中的東西不同。”郭秋菊說，“跟利益直接相關的人可能看利益會多一點。”

在核能系統內部，對于核電站的看法也并非完全一致，只是不同的聲音一直是潛在的，何祚庥站出來將這個形勢挑明了，讓公眾知曉了科學層面的爭論。

“我們沒有進入核電發展黃金期就已經要面臨大眾的參與了，加上高鐵出了一次事故，政府也害怕出問題，一開始就必須小心翼翼地發展核電。”根據方薌的研究，發達國家一般要到核電發展黃金期完成后才會引起公眾的介入，而在中國明顯提前了，這未嘗不是好事。在她看來，官方還處于觀望和沒有真正找到辦法的階段，需要觀察老百姓和利益相關者的態度，之后才有一個再制定新發展計劃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