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百年不遇的大地震和海嘯引發了日本福島核事故，從而也引發全球對核能安全的反思，我國也在事故發生五天后，暫停審批新的核電項目。時過一年，核電發展何去何從備受關注。

胡錦濤主席3月27日在首爾核安全峰會時表示，今后中國將進一步采取核安全措施，確保本國核材料和核設施安全，提高整體核安全水平，共同致力于提升本地區核安全水平。在今年的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對核能的表述由去年的“積極發展”變為“安全高效發展”。如何安全利用核能成為委員們關注的焦點之一。

現有技術可以保障核電安全

目前，世界核電發展已經走過了半個多世紀。一年前的日本福島核事故，引發了全球范圍內的“倒核潮”。在能源日益緊張的今天，我們是否要放棄核能？

“核電目前在中國能源結構中所占比例極小，核能仍將是中國未來能源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將繼續發展核能，現有技術可以保障核電安全。”全國政協常委、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張國寶說。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總經理陸啟洲委員則表示，我國能源需求量呈不斷上升的趨勢。核電作為穩定、高效且可大規模利用的清潔能源，是我國降低對外能源依賴的重要戰略，同時也是保障國家能源安全，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核電安全最終需要依靠技術進步來保障，如今核電已經發展到第三代和第四代，安全系數不斷提高，抗災能力日益增強。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核電技術公司黨組書記、董事長王炳華表示，中國內陸必須發展核電。因為中國內陸尤其是華中地區，市場需求旺盛，能源結構不合理，迫切需要發展核電來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電力的需求。

在肯定核能發展的同時，委員們認為發展核電必須堅持安全第一的原則。

“我國內陸地區一些省份的一次能源較為匱乏，在這些區域布局核電，將有利于解決當地的電力供應緊張問題。當然，內陸核電的發展應尊重科學，保持理性，做好各方利益的平衡。”陸啟洲表示。

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名譽院長楊岐強調說，發展核電必須堅持安全第一的原則。必須要強化風險意識、憂患意識、責任意識，在設計、制造、建設、運行、退役、安全監管和應急各個環節都要明確責任，共同構筑安全防線。

據王炳華介紹，內陸核電站的設計標準和沿海核電站的設計標準完全一致。就其排放，無論是液體排放、固體排放、氣體排放，相對沿海地區，內陸地區會有更加嚴格的約束和要求。

核電審批即將開閘

福島核事故發生之后，各個核電大國紛紛采取了各種審核和檢查的手段，加強本國核能生產和實施運行的安全性。在2011年3月16日，我國也立即啟動了“國四條”——要求立即組織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安全檢查，排查安全隱患；加強正在運行核設施的安全管理；全面審查在建核電站；嚴格審批新上核電項目，抓緊編制《核安全規劃》和調整完善《核電發展中長期規劃》，在《核安全規劃》批準之前，暫停審批新的核電項目，包括開展前期工作的項目。

在今年的兩會上，王炳華表示，中國或將在今年就恢復中國核電站項目的審批工作。

其實，2011年底敏銳的核電制造商和核電業主，已經嗅到了核電回暖的氣息。據媒體報道，去年12月，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副總裁、上海電氣重工集團總裁呂亞臣就公開表示，“預計核電重新開閘將在2012年上半年之前。”

據王炳華介紹，日本福島核事故后，中國開展核電安全大檢查。目前共計發現14個需要整改的問題。其中有的已完全解決，有的正在解決當中，有的已經列入三年改造計劃當中，將全部解決。

為提高我國核電機組安全性和極端災害抵抗能力，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國家能源局啟動了針對13個具體問題和安全技術研發計劃。據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核能行業協會副理事長李永江介紹，2012年2月，國務院已為規劃的補充完善召開過一次專門會議，具體內容經國務院審議通過后才能發布實施。據了解，即將出臺的核安全規劃要求提高核設施和技術利用安全水平，明顯降低輻射環境安全風險，保障核安全、環境安全和公眾健康。

與王炳華的預計一樣，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副院長兼總工程師陳炳德認為今年核電項目將會重啟。“這要從幾個方面來看:最基本的一個衡量面就是日本“3·11”的核事故發生以后，國外的核電站都做了壓力測試，國內的也全都做了安全檢查。一個基本的概念沒有變，那就是日本的核事故沒有對世界的核電技術和安全這個基本問題產生動搖，核能總體上是安全清潔的能源。”

資料顯示，到2011年11月為止，中國共有14臺核電機組在役運行，裝機容量共計1188萬千瓦；在建的核電機組有27臺，容量共計2989萬千瓦。據2012年中電聯在發布《電力工業“十二五”規劃滾動研究報告》指出，2020年規劃核電裝機規模達到8000萬千瓦。這比2007年制定的計劃高出一倍。

《原子能法》應盡快出臺

核能將再次迎來大發展似乎已成定局，但如何安全監管也引發了專家學者討論。

日前，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NDRC)發布《中國核安全監管體制改革建議》，呼吁加強中國核安全監管。

“與其他核電大國相比，中國的核能行業和核技術利用政府管理部門設置較為復雜，職責存在交叉和劃分不清的問題，管理效率亟須提高。另外，核安全監管沒有實現高度集中，較為分散，這樣的管理機制造成了不同機構監管，職能交叉，監管資源和技術力量分散。應進一步明確政府主管部門、核安全監管部門、企事業單位的安全職責，理順相互之間的協同關系。”NDRC楊富強博士表示。

在陳炳德看來，核能立法是關乎核能安全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讓他遺憾的是，目前中國關于原子能方面的法律只有《放射性污染防治法》，還沒有一部統領核活動的上位法。

“核技術和核電安全的特殊性，要求其監管必須由政府對其進行全過程的嚴格管理。核技術與核能安全利用的前提是核安全監管必須得到國家最高級別的政治關注，保障核事業的安全、可持續發展是國家的責任所在。如果核電開始大發展的時候，原子能的基本法還沒有到位，可能會給它的安全高效發展包括以后的運作帶來隱患。”陳炳德說。

為此，他已連續兩年呼吁加快《原子能法》出臺的步伐。“我國相應的核法律法規體系近年來雖經多方努力有所進步，但仍相對落后，遠未健全與完善，與核電建設蓬勃發展和安全監管的形勢與要求不相適應。”陳炳德說，“當前，核電安全的壓力和挑戰越來越強烈，這意味著政府部門必須加強對核電的有效監管。而《原子能法》的缺失，在某種程度上制約了我國核事業管理體制的明確，政府各部門的職責分工和政府與企業單位責權利的進一步明確，以及核設施安全監管的有效性。”

據悉，《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于2003年10月1日起開始實施，一些其他相關管理條例已難以適應新的核電發展形勢和核工業格局。中國于1984年首次啟動《原子能法》的立法工作，卻遲遲難以出臺。

“我們也知道，《原子能法》的制定涉及政府部門和企業單位的方方面面，不僅在技術層面上有不同的看法，更在管理體制的相應變化方面，可能導致部門職責與分工的重新調整與劃分，極為復雜。因此，盡管國家多年來一直將其列入工作計劃之中，但實際情況卻是總‘正在制定中’。難產的最大原因不是技術問題，而是管理體制問題。”。陳炳德告訴記者。

“多年來，我們一直呼吁核能的安全建設，核能從最初的“適當發展”到“積極發展”再到現在提出的“安全高效發展”，過了三個階段，這次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我已經非常高興了。但是，我認為從立法的高度，尤其是在要大力發展的這種情況下，這種基本法不能忽視，應該給出時間表。”陳炳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