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3月福島核泄漏事故陰霾尚未散盡之時，我國新一輪的核電項目重新啟動5月31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聽取全國民用核設施綜合安全檢查情況匯報，討論并原則通過《核安全與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及2020年遠景目標》。

據報道，國家能源局此番提交的遠景目標為，2020年我國核電裝機容量達到7000萬千瓦，這一目標雖然比福島核泄漏事故前的9000萬千瓦減少了逾20%，但仍為我國當下核電裝機容量1254萬千瓦的近7倍。

事實上，自去年福島核泄漏事故爆發以來，日本54個核反應堆已經停掉52個，而其他核電技術領先國家亦幾乎完全停止了新核電項目。

表面看來，受上述兩大核心因素的驅使，我國當下似乎有重啟核電項目的必要。之于突破能源瓶頸而言，我國僅今年的電力缺口即高達5000萬千瓦左右，而占我國能源供給近90%的原油和煤炭卻早已“極度貧瘠”，當下原油對外依存度已高達55%、煤炭亦早于2007年即呈凈進口狀態，而重啟核電項目不僅可以優化能源供給結構、更可以有效彌補呈持續加大之勢的電力缺口；至于刺激經濟而言，我國自去年下半年至今經濟已持續下行，而每建設一座核電站即可拉動投資300億元左右，以2020年7000萬千瓦的核電裝機容量計，大規模重啟核電項目將直接產生逾萬億元的經濟增長。

但是，細加剖析，我們極易發現能源瓶頸的突破，即便在原油、煤炭等傳統能源日趨緊迫之下，核能亦并非唯一選擇，與核電巨大的風險隱患相比，風能、水能、太陽能和生物能等新能源顯然更為“安全”，此外，我國勢在必行的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亦將逐漸改變以“耗能”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模式，由此中長期的能源缺口極可能相對收窄。而通過重啟核電項目以刺激經濟增長，則更值得商榷，這不僅因為核電項目本身的安全隱患，更因為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早已難以持續、還極易形成系統性風險，實踐早已證明，不理順我國經濟內在機理，不按經濟規律辦事，不按市場經濟去運作，光靠刺激會落下很多后遺癥。

此種表達基于核事故的正常理性認知。在去年福島核泄漏事故發生前，日本也曾信誓旦旦地宣布“無任何潛在危險”，但事實卻讓這種盲目自信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福島核泄漏事故不僅造成日本巨大的經濟損失、并一度引發全球性大恐慌，更造成日本數百人受輻射（海洋生物更是難以計數）。而在尚不足50年的人類核電發展史上，日本福島核泄漏事故其實并非個案，早在1979年美國三里島即已爆發核事故，約20萬人撤離該地區，而1986年的蘇聯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則堪稱慘絕人寰，7000多人因此死亡，逾600萬人遭受輻射。我國核電建設歷史雖僅有10年，但亦并非“零事故”，2010年10月廣東大亞灣核電站即發生核電站運行事故，結果雖未造成人員傷亡，卻引起恐慌。

在全球各國仍對核電憂慮重重之際，我國率先大規模重啟核電項目是在我國經濟持續下行，試圖通過重啟核電項目以刺激經濟增長的話，之于我國當下而言，應加快核電技術研發，尤其是對核電風險的控制。

總之，重啟核電，勿忘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