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日本關西電力公司宣布，位于福井縣的大飯核電站3號機組在當日凌晨1時達到滿負荷運轉。這是5月初北海道電力公司的泊村核電站3號機組停運約2個月后，日本核電站首次正式重啟。此前，數以萬計示威者在日本首都東京市中心首相官邸前集會，抗議野田佳彥政府批準7月1日重啟大飯核電站。

就在日本糾結于“有核”與“無核”之間時，中國正在實施核電建設的遠大規劃。按照規劃，到2015年，中國核電裝機規模將達到3900萬千瓦；到2020年，核電裝機規劃將提高到8600萬千瓦，占屆時總裝機的5%左右，在建規模為4000萬千瓦。很顯然，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將是全球最大的核電站建設市場。

作為獨立的智庫，安邦一向對中國龐大的核電建設規劃持保留態度。我們認為，中國的核電發展規劃過于龐大而超前，它不僅在中國造成巨大的安全隱患，還會帶來極高的綜合成本。

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大規模的核電擴張將使中國走上一條很難回頭的核電之路——不僅在核電建設階段需要大量引進技術，還要于運營階段在全世界尋找穩定的核燃料供應——這將使得中國的核電工業在技術和資源兩個領域暴露出“軟肋”。

先來看技術問題。國內目前已經明確了以三代技術為主流的技術路線，其中采用AP1000技術的示范項目（4個）多于EPR（2個），顯示了AP1000在未來核島自主生產中的重要地位。國內正在加緊研發的AP1400和還未提上日程的AP1700，都要以消化引進的AP1000技術為前提。這個方向確定了，未來中國在核電技術上對日本的依賴性將會很大。

雖然日本公司并非國內早期核電項目的主要供應商，但東芝對西屋的收購已經改變了全球核電技術版圖。事實上，日本企業已逐步成為全球核電技術的中心，東芝（三井財團）—西屋、三菱重工（三菱財團）—阿?，m、日立（富士財團）—通用電氣，這意味著全球核電技術最重要的三極都插著日本國旗，盡管后兩極不是控股而是戰略合作或聯盟。日本財團大手筆切入核電技術版圖的態勢顯示，中國發展自主核電技術繞不開日本財團。

此外，在核資源儲備上的問題更大。官方資料顯示，目前全球435個運營中核電站每年消耗約7萬噸鈾，最晚到2020年，現在已開發鈾礦就將開采完畢。中國鈾礦儲量不足10萬噸，屬于貧鈾國。雖然國內鈾礦年產量只有1000噸左右，2011年卻消耗了4400噸。如果按照2020年裝機目標的低限（6000萬千瓦左右）計算，屆時每年需要的天然鈾將達到1萬噸。很顯然，中國未來的核電產業能否安全運營，有賴于能否在國外找到穩定的核燃料資源供應。

在核電領域，技術與資源的一體化不乏先例。如阿?，m不僅是設備商，也是2009年全球最大的產鈾公司，類似的案例在俄羅斯、加拿大都有。不過，沒有一國能夠像日本這樣，系統性、協作性地在全球同時控制核電技術和核資源，而日本財團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上述技術版圖中的三個日本玩家，同樣是爭搶鈾礦資源的巨頭。三井旗下的三井物產、富士旗下的丸紅、三菱旗下的三菱商事，在鈾資源領域的并購相當頻繁。再加上伊藤忠、住友和各大電力、石油公司，日本以財團為凝聚力、以商社為執行力的資源占有戰略相當有效。

從近年情況看，三井財團的策略相當有效：屬于三井財團的東芝花了40多億美元收購西屋電氣之后，又拿下中國80億美元的核電訂單。三井物產一頭從美國拿技術，另一頭圈住鈾礦，而這兩個領域的主要需求者都是中國。

我們還注意到，在與哈薩克斯坦等鈾礦大國的官方交往中，日本動手更早，實質性成果也更多，而且背后還有政府策劃的影子。如2005年日本5大綜合商社訪問哈薩克斯坦時，日本國際合作銀行就參與其中。2007年東芝訪問哈薩克斯坦時，當時的經濟產業相（部長）也隨同前往。不僅如此，日本企業與各國大手筆的鈾礦進口協議，以及各種核能產業集團、金屬礦業事業團的成立，也離不開政府的推動。從日本囤積鈾礦石、儲備重要的核原料钚等一系列動作來看，日本正在核能原料方面作周密的戰略安排。

日本財團并不諱言對中國的警惕。東芝公司把自己持有的西屋電氣10%的股份轉讓給哈薩克斯坦國家原子能工業公司，將其納入“三井共同體”。三井物產發言人明確表示：“我們必須在中國競爭到來之前，確保鈾的份額。”

我們認為，中國大規模發展核電站，在加大安全風險的同時，也加大了中國在核電技術和核燃料領域的對外依賴。安邦不斷呼吁中國縮減核電發展規模，實際上是在戰略上減少未來面臨的風險。因為如果照此發展下去，中國目前在石油問題上面臨的困境，將會在核電問題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