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四川攀枝花肖家灣煤礦瓦斯爆炸事故已造成19人死亡、28人下落不明。（8月30日新華網）

曾有人說，中國煤爐中燃燒的幾乎都是礦工的血，此說確實很駭人，但未必就屬于夸張。筆者能查到一些舊時資料，遺憾的是近三年統計欠缺，數據顯示，我國從2001年到2004年，發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煤礦事故188起，平均4到7天一起。2003年我國煤炭產量16.7億噸，占世界35%，但煤礦事故死亡人數卻占80%。我國百萬噸煤死亡率4%，是美國的100倍，2005年最高時達150倍，是南非的30倍。從1999年到2009年，10年間，礦難使54160人喪失生命（數字源自2009年2月24日《中國經濟時報》）。若考慮瞞報、謊報，實際事故和傷亡數字肯定遠遠高過統計數字。

社會各界在分析煤炭礦難為何頻頻發生時，研究結果不外乎官煤勾結，缺乏對生命的敬畏與人文關懷，沒有信仰導致對生命的漠視等等，學者們并由此開出一系列治療之法，比如借鑒美國英國南非的制度，加強政府監管，加大賠償力度，試圖從經濟與行政的手段降低煤炭中的“含血量”。然而，事實證明，在中國，不管歐美的管理經驗還是祈禱式地要求老板們發善心，都無助于提升礦工的生命安全系數。

與礦難直接帶來生命的殞落相比，煤炭開采帶給環境的影響則更是深遠。最新的《南風窗》刊載文章披露，內蒙古在開發煤電過程中，將好好的錫林格勒大草原生生挖出星羅棋布的天坑，導致再不能放牧，甚至有人駕車晚上掉進坑內至今未被找到；而全國各地，由于開采礦產，導致居民房屋開裂，地表破壞，地下水污染現象更是數不勝數。相對來說，日本就聰明得多，發展高科技，用高科技產品換取全球資源。所以，即使是稀土這樣的資源，都由中國源源不斷地流向日本。我們雖然換了點外匯，但國內環境卻是百年也無法恢復，而人民的生命與財產都成了這黑色經濟中的一點微塵，燃燒在通紅的火爐當中，最后消失得干干凈凈，只留下親人的哭泣聲。

陶淵明曾說，親戚或余悲，他人已高歌。但對礦難這件事，他人也高興不了多久，因為又會有人或死于礦難，或死于因胡亂開采而造成的間接傷亡當中，悲傷自然是難免的。而對于礦難發生后，最常見的橋段與流程就是這樣，事故發生，領導重視，親自指揮搶救，傷亡有效減少，家屬情緒穩定，責令事故單位賠償，檢討，整頓一月，生產，事故再發生，就這樣構成一個無限循環。

曾有人想打破這個無限循環，推出了領導干部輪流下井這一制度。海派青口名人周立波說，要是領導們把剪彩、視察娛樂場所的時間用于到礦下看看，則必然能大幅提高礦下安全性。因此，對四川此次的礦難，周立波想必是要問一問，領導在下面嗎？如果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則再好的制度設計在中國也是紙上談兵，徒浪費紙墨而已。

而事實上，在政府處理礦難的這個常規流程當中，更有可能是礦主賺錢，礦工受難，政府埋單。地方政府出于維穩的心態，為了穩定死者家屬情緒，自然也愿意做出利益的讓步。而礦主因與政府官員千絲萬縷的關系，也不難過這一關。但是，筆者想問的是，這種囚籠困局該什么時候打破呢，由誰來打破呢？

逝者安息，但請生者與我們一起來尋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