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核電發展的方針是“戰略必爭、確保安全、穩步高效”。到2050年，核能達到中國一次能源供給由目前的1.8%提高到15%，也即當前國際平均水平。

“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同意《核安全與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及2020年遠景目標》后，在日本福島核事故后基本處于停滯狀態的中國核電將在不久迎來重啟的時刻。”近日，權威人士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透露，中央高層的共識是：

“日本核事故促使我們對有關問題進行理性思考，從全球角度看，主張關停所有核電站的要求是不現實的，也不符合各國根本利益。在一些小國特別是核電比例較低的國家，核電發展可能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倒退。但對于中國，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仍應該妥善有效開發核電，實現能源發展現代化和多元化。”

據其介紹，在中央的部署里，關于核電的發展方針實際上并沒有發生大的轉變，而是在穩步推進。十六屆五中全會將中國核電發展的方針由“適度發展”調整為“積極發展”；2006年國務院通過《核電中長期規劃》；2009年9月，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代表中國政府鄭重承諾，“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爭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左右。”

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安全高效發展核電”；而5月3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的《“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明確要求，要加快發展技術成熟、市場競爭力強的核電等新能源，并要求到2015年，掌握先進核電技術，提高成套裝備制造能力，實現核電發展自主化；到2020年，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百萬千瓦級核電先進技術開發、設計、裝備制造能力。

“中國核電發展的方針是‘戰略必爭、確保安全、穩步高效’。”國家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局專家咨詢委委員、國家核事故應急協調委員會專家組成員、中國工程院院士葉奇蓁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具體介紹說：“戰略必爭”是指在全球低碳發展的趨勢下，掌握先進核能技術將成為核心競爭力的標志，核能將成為戰略必爭的高科技領域，要形成自主創新的核工業品牌，力爭在世界范圍內取得戰略競爭優勢；“確保安全”是堅持安全第一，確保消除對公眾健康和環境產生嚴重影響的放射性物質外泄事故；“穩步高效”則要求科學規劃，有序推進，促使國內核電建設規模、速度、質量、效益協調發展。改革體制機制，加強與完善核電產業體制、安全監管體制和核電事故應急體制，努力實現中國核電穩步、高效和可持續發展。

“福島核事故后，對于重塑和保持公眾對核電的信心尤為重要。”環境保護部核與輻射安全中心總工程師柴國旱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指出，盡管發生了福島核事故，但發展核電的動因沒有改變，核能對于擴大能源供應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有重要貢獻，關鍵是要從福島核事故中吸取有價值的經驗教訓，大幅度提高核電運行安全、監管和整體安全文化水平。

“發展核電是解決人類能源危機和環境危機的現實選擇，核電發展應該以現代人類中心主義為前提。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發展核電有利于促進國家安全、能源安全、科技創新、環境保護。”國家核應急協調委員會專家、中廣核(北京)核技術應用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馮毅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直陳了人類發展核電的現實需要，“核能的和平利用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它使我們看到了地球上化石能源逐步枯竭后人類可持續生存和發展的希望。”

大國難以棄核

“積極發展核電是中國能源發展的戰略選擇。”葉奇蓁院士認為，中國能源發展面臨四個基本問題：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能源供需總量平衡問題；長期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造成的環境、生態問題；西煤東運、北煤南運、西電東輸的能源輸運問題；對國外資源依存的能源供應安全問題。

在能源供應方面，2009年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國。目前，全球60%的新采石油被中國進口，中國因此而受到的牽制越來越大。同時，中國能源消費的峰值還未到來，如何保障國家的能源安全是當前和長遠都需要著力應對的難題；在環境保護方面，國際上指責中國是目前的排放大國之一，中國不僅面對來自發達國家的壓力，也面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壓力。綠色發展、低碳之路也一直在探索之中。

而解決能源安全問題和環境保護問題，核電是重要的現實方向。葉奇蓁舉例指出，核電鏈的溫室氣體排放只是同等規模煤電鏈的1%左右。如果到2020年建成7000萬千瓦核電，年發電量為5250億千瓦時，核電鏈年排放二氧化碳0.07億噸，同等電量的煤電鏈要排放6.8億噸二氧化碳。發展7000萬千瓦核電替代煤電，一年可以減排二氧化碳6.73億噸，占2020年全國排放總量的7.9%。

馮毅還從經濟性方面論述了核電的優勢：其一，不受燃料運輸的限制。按每年滿功率運行300天計算，一臺100萬千瓦壓水堆核電機組每年約需補充30噸核燃料，運輸量很小。而一臺100萬千瓦燃煤電機組每年約需消耗300萬噸原煤，平均每天要有一艘萬噸輪，或3列40節的鐵路貨運列車運煤到電廠，運輸負擔極為沉重。

其二，發電成本小。燃煤電廠和核電廠的運行維護費用不相上下，但燃煤電廠的燃料費用約占發電成本的40%60%，而核電廠的燃料費用約占23%39%。雖然核電廠建設費用是燃煤電廠的1.52倍，但燃料費用是長期起作用的因素，折算到每度電的成本，核電廠普遍低于燃煤電廠15%50%。

“核電是安全、清潔、經濟的能源，是目前現時有效、可規模替代化石燃料的優質能源。”結合上述特點，馮毅表示，在國際社會越來越重視全球氣候變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形勢和壓力下，積極推進核電建設已是中國能源建設的一項重要政策，對提升國家綜合經濟實力、工業技術水平和國際地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從美國在日本福島核事故之后公布的能源戰略規劃中還可以看到，美國要保持在核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研究小型模塊式反應堆和艦艇核動力堆，并在核聚變和核基礎理論研究上保持領導地位。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張國寶曾表示，“美國的核政策沒有讓人意外，這是大國的應有之舉。”

“核能不是簡單的發電，它還涉及到國家安全，是國際政治、外交斗爭的重要工具，也是科技創新的重要動力，還是整個產業升級及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推手。”馮毅因此強調，發展核能是一種國家意志。[page]

核能仍是重要能源

“福島事故極大地動搖了公眾對核電安全的信心，各國的核電發展都被蒙上了一層陰影。核安全問題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許多國家‘談核色變’。”柴國旱說。

這位兩次到達福島核事故現場的專家表示，盡管如此，世界各核電大國發展核電的態勢并沒有根本性改變。美國、法國、英國等老牌核電國家表示堅持核能發展立場，并采取措施，全面審視和評估本國核電站安全，盡最大可能保證核能的安全利用。

在日本福島核事故一周年之際，世界能源理事會(WEC)于2012年3月9日在其網站上公布了一份題為“世界能源展望——福島事故一年后的核能”的研究報告。在這份報告中，該理事會對世界各國的核能政策與計劃在福島核事故前后的變化情況進行了研究和分析，其得出的結論是：

“只有很少幾個國家，如德國、瑞士、意大利等國在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之后改變了其在未來的能源結構中繼續發展核能的態度；在不斷加強對核領域的全球管理方面，幾乎沒有發生改變，但更加強調了需要采取切實的行動；未來需要開展的一項關鍵工作是，就核電技術、核安全、費用、效益和風險等相關問題展開公眾宣傳。”

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總干事天野之彌在福島核事故一周年紀念日表示，“由于核工業界、各國監管機構與政府根據從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汲取的經驗和教訓采取了切實的行動，現在的核電比一年前更安全。”與此同時，世界能源理事會主席皮埃爾·加多內表示，“這份報告的一個明確結論是，核能仍將是未來能源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但前提是核安全性與透明度持續得到加強。”

報告還強調指出，目前全球約有50個國家正在運行、建設或考慮建設核電機組，而全球在建的60多臺機組中，主要分布在中國、俄羅斯、印度和韓國。

不過，福島核事故對中國核電的影響是明顯的。隨著國務院核電“國四條”的出臺，提出暫停核準核電新項目，規模龐大的中國核電發展戰略也被暫時擱置。

談及福島核事故對中國的影響，馮毅表示，這使得中國快速發展的核電基本處于停滯狀態。比如，遠期全部總裝機規模為400萬千瓦，總投資為400億元，由中國華能集團公司、中國核工業建設集團公司、清華大學以50%、35%、15%的投資比例共同投資、建設、運營的當前技術最先進的石島灣核電站，實際上在2011年3月1日就已獲核準開工，但10天后的福島核事故使得這一核電站的建設暫停至今。

實際上，經過幾十年的努力，中國已經積累了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的設備成套能力，以及設計、建造、運行能力。據馮毅粗略估算，這一次叫停盡管是必須的，從近期和中期全球核電機組面臨更新換代的背景下，也一定程度上客觀延緩了中國核電走向國際市場的步伐。

核電強國是戰略需要

在柴國旱眼中，福島核事故也給中國帶來了八大警示：要進一步深刻認識核安全的極端重要性和基本規律，提升核安全文化素養和水平；要進一步提高核安全標準要求和設施固有安全水平；要進一步完善事故應急響應機制，提升應急響應能力；要進一步增強營運單位自身的管理、技術能力及資源支撐能力；要進一步提升核安全監管部門的獨立性、權威性、有效性；要進一步加強核安全技術研發工作，依靠科技創新推動核安全水平持續提高和進步；要進一步加強核安全經驗和能力的共享；要進一步強化公共宣傳、信息公開工作。同時還應進一步加強核設施應對各種極端自然災害的能力，加強嚴重事故的預防和緩解能力。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和判斷，2011年3月16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了應對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有關情況的匯報，決定對全國核設施進行安全檢查。有關部門組織核安全、地震、海洋等方面專家，用9個多月時間對全國41臺運行、在建核電機組，3臺待建核電機組，以及所有民用研究堆和核燃料循環設施等，進行了綜合安全檢查。

綜合安全檢查得出的總體結論是：我國核安全標準全面采用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安全標準，核安全法規標準體系與國際接軌。民用核設施在選址中對地震、洪水等外部事件進行了充分論證。核電廠在設計、制造、建設、調試和運行等各環節均進行了有效管理，總體質量受控。

葉奇蓁院士表示，福島核事故后，新建核電站實行國際上最嚴格的核安全標準，對新建核電站的評審執行中國核安全法規《核動力廠設計安全規定》(HAF102)，該規定提高了核安全目標的量級，包括堆芯熔化頻率和大規模放射性釋放頻率。

HAF102延伸縱深防御概念，要求考慮超設計基準事故和嚴重事故的預防和緩解。同時要求設置雙層安全殼，實行放射性物質的雙重包容，并且還要求進行確定論的和概率論的事故分析和風險評價，并制定相應的事故防范措施和嚴重事故管理導則。而目前運行的核電站都是以二代改進型技術為主，性能總體上優于國際同類機組，其堆芯損傷頻率和大量放射性釋放頻率等關鍵指標已接近三代核電水平。

從核電建設的規模看，中國已運行核電機組15臺，裝機1257萬千瓦；在建核電站26臺機組，裝機2884萬千瓦。到2015年底，在建機組均能建成，總裝機將超過4000萬千瓦。此外，已核準尚未開工的5臺機組，裝機422萬千瓦；計劃擬建的共16臺機組，總容量1850萬千瓦；正在談判中的項目共2臺機組，總容量160萬千瓦。

就在中國啟動核電安全大檢查的同時，相關的智囊機構也在對中國的核電發展之路進行審慎的審視，并結合中國的現實需要提出了更加明晰的步調和路徑。日本核事故后，中國工程院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形成了題為《新形勢下我國核電發展的建議》的研究報告。

報告建議，在2015年核電裝機約4000萬千瓦規劃的基礎上，2020年中國核電裝機達到6000萬7000萬千瓦，新建約3000萬千瓦。2030年(或2035年)達到2億千瓦，超過目前美國1億千瓦的總裝機容量；2050年要達到4億千瓦以上，核能可以達到中國一次能源供給的15%的比重。

從全球范圍來看，目前世界電力供應的13%15%來自核電。世界主要能源消費大國對核能依賴程度則更高，各國核電占本國總電力的比例分別為：法國77%、韓國38%、德國32%、日本30%、美國20%、英國20%、俄羅斯16%。相比而言，中國核電在電力結構中比重小很多，截至2011年3月，中國共有13臺投入運行，裝機容量僅占全國電力裝機總容量的1.8%左右。

近期，《2020年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核安全規劃》獲得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核安全規劃》明確提出了“全面建設核電強國”的目標，并將核電產業定位為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同時，還特別提出了“最先進的技術和最嚴格的標準”的要求，這標志著中國建設核電強國的征程已經開啟。[page]

核電新機遇

從世界核電的新一輪布局來看，對核電表示出強烈發展愿望的不只是中國。

馮毅介紹說，英國在發達國家中率先宣布了新建核電站計劃，在2025年前再建8座核電站。今年2月，美國時隔34年后重新啟動核電審批，美國南方核電運營公司(SNC)將在喬治亞州的沃格特勒(Vogtle)核電廠建造并運行兩臺基于AP1000技術的第三代反應堆——3號、4號機組。俄羅斯、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為解決能源需求，更是堅持新建核電容量。俄羅斯、韓國在國際市場積極進取，出口核電裝備和技術。越南、阿聯酋、約旦等新興核電國家的核電建設與開發工作也在按計劃向前推進。

“各國紛紛采取手段，整合核電行業資源，加快核電產業的發展，以搶占國際技術和市場的制高點。”國家核電技術公司總經濟師蓋其慶由此認為，這些變化預示著，核電正在從單一技術的競爭擴展到全產業鏈的競爭，從競爭主導轉變為合作與競爭并重，從企業之間的競爭上升為國家之間的競爭。

相比于傳統大國與新興國家，張國寶認為，中國核電的核心能力顯著提升：一方面，設備國產化能力與水平快速提高。通過嶺澳二期兩臺機組的建設，中國陸續實現了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大型鑄鍛件、反應堆壓力容器、蒸汽發生器等關鍵設備的國產化，培育了一重、東方電氣等一批擁有核電設備制造能力的企業，在完成核電國產化階段性目標的同時，大幅提高了中國裝備制造業技術水平；另一方面，核電的科研力量也不斷增強。為此，他呼吁，應珍惜核電發展的成就。

專家表示，由于中國運行和在建核電站以二代改進型技術為主，性能總體上優于國際同類機組，而引進的三代核電技術具備更高安全設計水平和更完善的緩解嚴重事故的措施，因此總體上可以說中國目前使用的核電技術處于世界前沿。

“處于技術前沿的好處是明顯的，無論是AP1000還是EPR，都是先進的三代核電技術，中國都具有后發優勢。”葉奇蓁院士表示，中國核電的“后發優勢”有技術成熟度和工程建設水平上的明顯特征，吸收了國內國際上的經驗反饋，運用了當前科技發展的新成果，在設計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進，提高了安全水平，優于現役國際同類核電站。

蓋其慶認為，中國三代核電發展已呈現出新格局、新態勢，基本具備了標準化、批量化、自主化發展的條件。不僅將為中國大規模提供安全經濟便利的清潔能源，也將同步帶動中國裝備制造產業、冶金、材料、電子、信息領域的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切實創新完善中國安全高效的核電工業體系。

在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技術研究院院長張作義看來，三代核電其實從1980年就開始研究了，包括西屋公司、GE、CE和歐洲的其他一些公司，這些公司的技術路線各有側重，而中國引進的AP1000正是在西屋公司原有的技術路線上形成，而GE公司的成果主要應用到了日本，CE的技術成果現在應用到了韓國，EPR技術則應用到了中國和芬蘭。

他表示，從提出創新性的概念，到進行基礎研究，再到實驗堆(小規模驗證)，進而進行工業化示范(商業規模樣機驗證)，最終進入商業化前期，這期間大約需要30年的時間，而中國很好地把握了核電前沿技術引進的機遇。

比如，中國在AP1000基礎上消化創新后形成的CAP1400，是中國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三代核電技術。目前正準備到阿根廷進行投標。國家核電專家委員會辦公室主任陳章華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與AP1000相比，CAP1400機組功率更大，單機功率超過140萬千瓦；機組可利用率更高，達到93%；技術更加先進，安全標準也更高，“對于中國‘建設核電強國’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