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所以在2011年的福島核事故之后，加倍努力逐漸淘汰核能，絕不是因為歇斯底里或者戰后焦慮。恰恰相反，包括許多政界人士在內的大多數德國人，從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就一直對核能的優點滿懷疑問。德國上下的這個反核共識的源頭并不在于感性的平民主義，而是來自聲勢浩大的草根社會運動那基于事實、富有說服力的觀點。這場運動由來已久，參加者涵蓋了核物理學家和其他名副其實的專家。

世界對于德國的核電立場有很多誤解，其中之一就是認為它在歐洲形單影只，被擁核浪潮沖到了一邊。實際上，愛爾蘭、奧地利、挪威多年前就已經摒棄核能，希臘、葡萄牙、意大利和丹麥從來就沒有、永遠也不會建設核電站。與德國一樣，如今瑞典、瑞士、荷蘭和比利時也在逐步淘汰核電站的過程中。西班牙也已經禁止新反應堆的建設。

從民意角度來說，超過80%的德國人反對核能，這個數字在福島事故之后變得更高，在歐洲也是相對較高的。但是，還有更高的。奧地利的核能反對率達到90%，奧地利憲法中甚至有無核條款。2011年一次全民公投顯示，94%的意大利人反對核電。當然，歐洲也有擁核國家，以法國和捷克為代表，其對核電的支持率分別是68%和67%。（美國的支持率為70%。）

另外一個關于德國棄核的神話是：戰后德國從一開始就本能地反核，這是一種戰爭恐懼和對廣島原子彈爆炸的過敏反應。事實上，盡管20世紀50年代德國的確發生過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核武器和平運動，但運動的支持者和左翼的社會民主黨對非軍事用途的核科學充滿熱情。他們認為，這項新技術可以為德國提供清潔、無風險的新能源，甚至有一天可以實現能源免費。

懷爾葡萄園主們的抗議

實際上，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第一場反核活動發生，德國才開始對核電設施及其后面的廢料場進行重新審視。首次反核能運動發生在德國最西端黑森林的葡萄種植地區，這里與瑞士和法國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接壤。就在一個名為懷爾的小村子里，十分保守的當地農民竟然與來自附近弗萊堡大學城的左翼活動者們站在一起，再加上深感關切的法國和瑞士居民，組織起來制止了一個計劃中的反應堆建設。

懷爾的聯合形式確定了許多后來反核運動的特點：由本地人主導、參與者政治傾向多樣、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方式。一開始，農民們反對的原因是反應堆冷卻塔上冒出來的蒸氣云擋住了陽光，影響葡萄的生長，并沒有把放射性當做一個很大的威脅。隨著人們對低強度輻射健康影響的認識加深，這一情況發生變化。

懷爾的運動者們歷盡艱辛，最終迫使公用事業巨頭廢止了其核電計劃。這些抗議活動經過全國性媒體的報道，一下打開了整個國家的思維。那些生活在核設施附近的德國人得到的結論是：既然黑森林的葡萄園主可以這么做，那么我們也可以。

于是，德國的反核能運動很快變得如火如荼。這場運動可以被視為現代歐洲歷史上最持久也最成功的群眾運動之一。它改變了德國人對核能的思考方式，導致了一個新政黨的誕生，最終還為德國決定追求一個清潔、可再生能源的未來奠定了基礎。這場運動的標志是一個微笑的太陽，加上一句簡單的口號——“核能？不，謝謝！”

上世紀70、80年代，德國的反核運動發展壯大，并在全國連成網絡。其核心是那些設有反應堆、計劃修建反應堆、增值反應堆、核廢料處理場以及廢料堆的地方，比如布羅克多夫、卡爾卡爾、瓦科斯多夫、格羅恩德和格勒本。

“這場運動為NGO、報紙、培訓中心以及專家學者創建了一個高度網絡化的聯系基礎，這些草根架構，特別是格勒本的定期抗議（反對廢料堆），使得這場運動堅持得如此長久，直至今天。”德國第一流的社會運動專家迪特爾·魯赫特說。

此外，與上世紀60年代的學生運動不同，反核運動的基礎十分廣泛，且是非意識形態的，今天依然如此。在懷爾的運動中，德國的城市左翼分子生平第一次與自己不同階層的人找到了共同立場。“最初，葡萄種植者們看著我，就好像看到了外星人。”柏林的女權及和平活動者埃娃·昆斯托普當時也在懷爾，她接著說：“但是我們從彼此身上學到很多。”

“無論當時還是現在，這種多樣性都至關重要，因為它使得政客們和能源利益集團無法給抗議者們貼上‘瘋狂的左翼煽動者’之類的標簽，他們不得不認真對待抗議，因為抗議者們本身就是他們選區的保守派選民，有業有家的‘正直人’，是基民盟的選票來源。”魯赫特解釋說。

“背叛”的核科學家

在德國的經驗中有一個決定性的方面（這一點讓其與法國涇渭分明），即反對者隊伍中專家身影的出現，包括那些與雇主關系破裂的原核工業科學家。其中的一個關鍵人物就是克勞斯·特洛貝。他曾經在西德和美國的核工業公司擔任高管，但自從目睹了一個很小的人為失誤引發的德國反應堆事故之后，他開始對核電的安全性產生疑問。接下來，1979年美國賓州哈里斯堡的三里島事故讓他變成了一個徹底的反核人士。關于核電的危險，特洛貝為德國的反核運動以及他的政黨——社會民主黨提供了寶貴的技術和經濟闡釋。當1986年切爾諾貝利事故發生時，整個德國都期待著特洛貝解釋事故的原因以及可能給他們帶來的影響。

“像特洛貝這樣的專家使德國的反核運動變得有理有據，并非單純的感情用事，也不是枯燥的說教，”德國波茨坦大學的歷史學家厄爾哈德·斯托爾丁說。他們在最高的技術層面上抵制住了核游說集團的挑戰。

當然，接下來就是1986年的切爾諾貝利事故。這個位于烏克蘭西部的反應堆“堆芯融毀”讓中歐上空布滿了放射云。蘇聯沒有公布事故的消息，西德政府最開始對消息遮遮掩掩，再加上事故對人體健康影響的巨大懸念，讓整個西德陷入恐慌。西德人都目不轉睛地盯著電視機，迫切渴望看到新聞、應對污染的提示以及天氣預報。整個國家的運動場都被關閉，新鮮蔬菜被銷毀，孕婦被告誡留在室內。如今的（前）西德成年人，沒有一個會忘記1986年春天那些黑暗的日子。

綠黨興起

德國在1980年也成立了一個反核政黨，即綠黨。該黨把群眾運動的關切帶進了國家議會，帶進了西德眾議院。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有如此果斷和影響力巨大的政治力量，來抗衡勢力強大的原子能游說集團。綠黨是從20世紀70年代的西德新社會運動中衍生中來的，它代替了在核能問題上產生分裂的社會民主黨。上世紀80、90年代，這個環境政黨全面進入德國各地方的立法機構，最終組成了1998-2005年的“紅綠”聯合政府。在綠黨的推動下，政府與各大能源公司達成妥協，要在30年內逐漸淘汰核能。（默克爾政府上臺后否定了這個協議，但福島核事故后又恢復了。）

德國的這場“能源轉型”并非對福島核事故的恐懼反應。實際上，可以說早在上世紀90年代這就已經成了德國能源發展日程的一部分。如今任何一個政黨都表示要堅決將取消核能進行到底。民意調查顯示，德國人已經認定了未來要依靠可再生能源，甚至為此多付一點費用也在所不惜。

三里島、切爾諾貝利和福島的核事故激起了反核的公論，但發源于懷爾村的草根反核運動讓壓力得以保持。這一運動避開“宗派政治”、不斷自新的能力令其始終充滿生機。如今，像Campact這樣的反核團體高度依賴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以驚人的速度把示威者召集到一起。X-tausendmal quer專門封鎖核廢料的運輸，而另一個設在格勒本的反核團體——Castor Shottern則將不合作主義向前發展了一步，對用來運輸核廢料的鐵軌進行破壞。

如今反核運動又出現了一批新的支持者：來自可再生能源產業的所謂“綠領”工人。他們穿著工作服，戴著工作徽章，在示威隊伍里格外顯眼。目前德國共有40萬個左右的清潔能源工作，其中很多都在歷經坎坷的東部各州，而承諾創造更多的“綠領”工作機會也是“能源轉型”支持者的另一個可靠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