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邁入“十二五”以來，中國航空生物燃料首次驗證飛行成功、世界最大的生物質發電廠在廣東運營等，接連喜事給國內的生物質能產業增添了些許期盼。然而，位于廣西的世界最大非糧燃料乙醇企業被迫停產，又將整個產業推入了尷尬境地。

盡管如此，先熱后冷的生物質能產業，仍然以積極、堅韌的姿態持續行駛在并不平坦的道路上。

2012年歲末，國家能源局正式印發《生物質能發展“十二五”規劃》（以下簡稱《規劃》）。《規劃》提出，到2015年，生物質能產業要形成較大規模，年利用量超過5000萬噸標準煤。

2013年年初，國務院又發布了業界翹首以盼的《生物產業發展規劃》，“開辟多元途徑，促進生物能源商業化發展”也被列為重點領域和主要任務之一。

不難看出，國家對發展生物質能產業可謂是鉚足了勁。然而，目標能否如期實現，業內人士對此表示擔憂。

實現翻番難度較大

《規劃》提出，到2015年，生物質發電裝機容量1300萬千瓦、年發電量約780億千瓦時，生物質年供氣220億立方米，生物質成型燃料1000萬噸，生物液體燃料500萬噸。

而據此前的統計，2010年底，生物質發電裝機550萬千瓦，沼氣利用量140億立方米，成型燃料利用量約300萬噸，生物燃料乙醇利用量180萬噸，生物柴油利用量約50萬噸。

從數字上看，《規劃》制定的目標預示著5年內我國生物質能利用量要實現翻番。

“液體燃料10年才發展了172萬噸，這5年要想實現近400萬噸，目標難度相當大。”中國農村能源行業協會生物質能專業委員會秘書長肖明松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

不過，此番大幅度提高生物質能源發展目標，也表明了政策方積極推動生物質能源大發展的決心。

對此，參與《規劃》起草的中國科學院廣州能源研究所副所長馬隆龍研究員認為，如果未來該產業各利益方能夠合力化解諸如原料短缺、技術產業化水平低等弊端，國家也進一步完善相關補貼政策，“十二五”生物質能生產實現規模化仍值得期待。[page]

破解原料“詛咒”

從《規劃》明確的目標中不難看出，“十二五”期間，生物質能源將主要圍繞生物質發電、生物燃氣、成型燃料、液體燃料四大方向發展。

肖明松表示，就已有的發展基礎來分析，有效、快速解決剩余生物質利用的捷徑就是生物質發電。

《規劃》提出，“十二五”期間將有序發展農林生物質發電，合理發展垃圾發電，積極發展生物質燃氣發電。到2015年，農林生物質發電裝機容量將達到800萬千瓦，城市生活垃圾發電裝機容量將達到300萬千瓦，沼氣發電裝機容量將達到200萬千瓦。

但在肖明松看來，由于缺乏原料收集、儲存、運輸及供應體系，農林生物質原料又易受季節性因素的影響，生物質原料很難滿足連續性生產的工業性項目的需求，制約了生物質發電龐大計劃的順利實施。

不過，馬隆龍覺得，生物質原料含有豐富的碳氫化合物，除了用于發電，其最終目的還是要實現燃料的替代。

如今，以糧食作物為原料的生物質一代燃料走出“與民爭糧，與糧爭地”的困境之后，國內對于二代生物燃料利用的途徑又開始向著多元化方向發展。

第二代生物燃料是指以麥稈、稻草和木屑等農林廢棄物或藻類、紙漿廢液為主要原料，使用纖維素酶或其他發酵手段將其轉化為生物乙醇或生物柴油的模式。

可事實上，由于生物質原料并非風能和太陽能那樣可天然獲取，導致一定范圍內原本只夠一家企業消耗的原料最終被多家分割。

例如生物柴油，在前幾年紅火的發展之下，我國具有了超過100萬噸/年的生產能力。但由于原料不足，實際生產量只有不到30萬噸。

為突破原料供應瓶頸，《規劃》提出，將因地制宜地培育種植適宜的能源作物或能源植物，建設生物質能原料基地。為適應各區域不同情況，支持企業探索建立合適的生物質能原料收集體系，提高生物質能資源保障程度，鼓勵生物質原料收儲運專業化發展。

而《生物產業發展規劃》也提出，未來將建成5~10個多種原料的種植加工基地，各類生物質原料供應能力將達到500萬噸以上。[page]

補貼不可“一刀切”

生物質能原料的多樣性，也使得生物質能產品與生產技術復雜多樣。在馬隆龍看來，這就導致一項補貼政策很難顧及到生物質能產業的全部領域。

對于國家財稅等支持政策，《規劃》提出要健全生物質能轉化的熱力、電力、液體燃料等產品的價格政策。對于新型生物質能技術研發及產業化示范項目，以及涉及農村生活用能的生物質能項目建設，中央財政給予資金支持。《生物產業發展規劃》也提出，將進一步完善生物能源定價機制和激勵機制。

事實上，同樣是可再生資源，國家目前對生物質能的補貼顯然沒有對光伏、太陽能、風能的力度大。

“風能、太陽能都是針對發電來說，發一度電，補貼多少錢。而生物質能的最終產品比較多樣，有燃氣、柴油、汽油等，補貼的形式也就不可能完全一樣。”在馬隆龍看來，補貼政策無針對性是束縛生物質能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肖明松持類似觀點。他認為國家出臺的相關激勵政策、補貼措施不應采取“一刀切”的做法，這雖然容易執行，但同時也會帶來很多不適用性。

“例如生物質發電補貼，僅對100%燃用生物質的給予補貼，而對于摻混燃燒的不予以補貼。這種補貼原則不利于多渠道的利用。”肖明松說，“是否能夠實現大規模是一個多因素的問題，不考慮別的，資金是否能夠跟上就是一個問題。”

推動技術產業化

隨著化石能源消耗日益劇增，生物質能源的戰略意義不言而喻。但我國要想真正實現規模化發展，還須攻克另一道難關——技術產業化。

馬隆龍告訴記者，就目前來看，關鍵的核心技術大多集中在科研院所，企業的研發實力較弱。而科研院所與企業又沒有形成有效結合，技術轉化為產業化應用存在一定缺陷。

“如果能將科研人員的利益分配好，建立從實驗室技術到產業化示范直至最終應用的完整環節，減少企業不必要的重復研究，將會促進產業規模化發展。”馬隆龍表示。

對此，《規劃》也提出，將在大型企業建立生物質能創新中心或工程技術中心，開展應用研究和系統集成，促進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同時，鼓勵企業加強對引進的國外先進技術的消化吸收，逐步建立自主創新的技術體系。

馬隆龍表示，《規劃》的目標都是按照國內的情況和基礎，以及針對生物質能真正的特點來制定的，比較有針對性。

“下一步，如果能夠按照《規劃》制定的任務逐步實施，體現科企結合，產業發展目標有望實現。”馬隆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