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并不懂技術，不妨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考慮一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流通室主任王青說。

王青于2003年7月進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工作，跟隨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目前，他的主要研究領域為乘用車市場分析、新能源汽車及物流與供應鏈管理。

早在1992年，新能源汽車的開發就列入國家“八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我國新能源汽車的發展經歷了4個5年計劃，但是至今這個全新的產業依然處于混沌狀態，“彎道超車”的論調也漸漸從專家和企業家們的口中消失。

經過了“十一五”期間的概念炒作，新能源汽車的發展又回到了平靜期。隨著2009年開始的“十城千輛”工作接近尾聲，這個全新的行業也開始了新一輪反思。

“從經濟學角度來分析，我國新能源汽車發展面臨的問題可以歸納為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問題。而其中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制度問題。” 王青表示，如果制度環境不好，即使有好的技術，也不會有好的市場。

本應集新材料、電池以及電機電控發展為平臺的新能源汽車在受限于現有制度之下，也造成了整個行業缺乏創新。

王青認為現在是時候去重新認識新能源汽車發展戰略，“新能源汽車不僅僅要定位在汽車產品，因為它是一個戰略性的產品。”

制度導致很多企業長不大

你認為目前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面臨哪些問題?

王青：從經濟學角度來分析，可以歸納為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問題。從供給方面來看，第一個問題是生產環節的延伸問題，主要的表現為偏重依靠傳統的汽車廠商發展新能源汽車;第二個問題是創新扶持政策還有進一步優化的空間。從創新的角度來講，國家還是偏重于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支持，而對于企業的扶持不足，這樣企業并沒有成為創新的主角;第三個問題是缺乏具有國家推進層面的詳細策略;第四個問題體現在營銷體系網絡和渠道，目前傳統的燃油營銷渠道分撥體系管理新能源汽車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從需求來看，第一個問題是稅收，現在的體系是側重于購買而不是使用，因此這樣就弱化了電動汽車的比較優勢;第二個問題是消費政策還必須有改動的空間，主要為補貼。

那供給和需求之間反映的最核心的是什么問題?

王青：拋開技術的問題之外，從經濟研究者的角度看，這是一個制度的問題。有好的制度一定有好的技術。如果制度環境不好，即使有好的技術，也不會有好的市場。如若按此邏輯發展，很多企業就長不大，俗稱“小老頭樹”。其含義就是指假如一個市場的技術更新特別快，再加之自身做不好，它很快就會老。而相反，如果在一個“窗口期”內，有好的制度保證，特別是在融資、人才吸引和市場推廣上，一個小企業就能成長為“大樹”。

扶持資源分配方向有誤

新能源汽車在中國的發展要追溯到“八五”期間，但是事到如今，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感覺進步并不大。你怎么看待此問題?

王青：這就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技術研發和市場之間是否存在脫節的地方。實驗室的奇跡是無可限量的，但是我們需要考慮這些奇跡是否和市場的需求已經脫節;二是，即便一項技術可以商業化，但是我們需要看到其商業化的過程是否在市場上面臨了諸多阻力。

新能源汽車在我國商業化時，各個地方或明或暗都有地方保護主義，一個企業的產品很難進入除本地以外的市場。這在國外是違法的，但這在中國卻顯得非常合理。
媒體：因此，新能源汽車也面臨著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調的問題。與國外相比，具體差距體現在哪里?

王青：這主要體現在技術創新，創新的環境、創新體系政策，創新應用環節中的鏈接配套資源比如融資、風險投資以及上市等。

從產業化來說，新能源汽車發展又遇到了市場的問題。中國并沒有統一的市場，在狹小的市場中很難成長出一個具有獨特創新能力的企業。

而且我國目前在科技創新，特別是汽車的創新上，90%的資源是投向個人機構和院校，對于企業的扶持資源僅有10%。這其中，對企業的扶持中又偏重于整車企業。整車企業大概能獲得70%的資源，而以專業動力電池組成以三電為主的企業僅能獲得30%的資源。這與國外情況恰恰相反，國外則是零部件企業能拿到 70%資源，整車企業只拿到30%。事實上，這樣的分配是非常符合電動汽車的產業構架的。

重構新能源汽車定位

你認為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應該怎么重新認識戰略?

王青：新能源汽車不僅僅要定位于汽車產品本身，因為它是一個戰略性的產品，對未來的能源和環境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除此之外，它對未來技術的引導性也非常強，其中能帶動更高層次科技的研發比如控制系統、特有資源的利用以及新材料。

至此，我們需要把新能源汽車看作是一個平臺，這和iPhone作為一個平臺帶動了各種軟件的開發的邏輯一樣。如果能把新能源汽車的發展提升至這個高度，從投入、投入的方式、市場的推進以及消費結構升級等角度來看，這都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產業。

不過，如果按照這個思路發展，它的管理機構也會相應的發生變化，它一定會是一個委員會進行監管，從而把各個部委和地方解決不了的問題集中于此機構進行安排。這其實是一個改良的方法，而不是改革的方法。而這樣的變化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必須要設立一些過渡性的辦法比如準入和投資的審批問題。

而這樣的變化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必須要設立一些過渡性的辦法比如準入和投資的審批問題，即把審批的權力下放給地方。但這也解決不了問題，它可能會加劇產量過剩，不過對于市場來說這會是一個進步。這一步走完以后，下一步則是把地方的權力交還給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