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球最大的能源公司之一、美國雪佛龍石油公司因一起重大污染案被判罰95億美元，被稱為史上最貴污染罰單。與之相比，紫金礦業污染案前不久一審被判罰款3000萬元，也打破了中國環境污染處罰的紀錄。國內外對環境污染罰單金額相差巨大，令人關注。

其實，國內外對環境污染的處罰不但在金額上差距明顯，在處罰效果上通常也是不同的。比如說，BP石油公司在墨西哥灣漏油事件發生后幾個月，股價下跌1/3，市值蒸發了820億美元；可反觀紫金礦業在曝出污染事件、被福建省環保廳罰款956萬元之后，股價竟然離奇般上升，上升幅度一度超過50%。即便是在最終被法院裁決判罰3000萬元后，公司股價與污染事件暴露前相比，也沒有多大變化。

這就不得不讓人深思，到底是什么原因讓我們的處罰看上去更像是給污染肇事者“送大禮”一樣？在收費上總是喊著與國際接軌的我們，為何在環境污染的處罰上，難和國際接軌？

實際上，這些年隨著環境污染事件的層出不窮，輿論關于法律對污染企業處罰力度偏軟、標準過低的呼吁越來越多。幾年前，吉林石化分公司發生爆炸，引發松花江水污染事件，被國務院認定為特別重大水污染責任事件。然而，就是這樣一起特大污染事故，國家環保總局只能開出100萬元的罰單。原因是根據我國法律，環保部門對造成重大水污染事故的單位最高罰款上限為100萬元。即使是修訂后的《水污染防治法》，增加了企業違法的處罰力度，如規定對造成重大和特大環境污染事件的，最高可處以不大于其違法損失30%的處罰。可是這個設定的最高罰款上限，使得處罰仍然顯得過于溫柔，難對違法企業形成威懾力。同樣，《大氣污染防治法》也有規定，罰款最高限額為50萬元。而在很多國家，法律很少對最高罰款上限作出明確規定，此舉意在增加違法者的經濟成本和心理成本。

若要加大對環境污染的處罰力度，修改法律，盡早與國際接軌，取消污染處罰上限迫在眉睫。但這些終究是技術層面，尚容易形成突破。更大的阻力來自于污染企業與地方政府千絲萬縷的關系，這往往決定了我們在污染處理上的態度。之前有海口市水務局副局長的“經濟越發達水越黑”的荒誕言論，而最近安徽省懷寧縣高河鎮兒童血鉛超標事件發生后，順藤摸瓜發現，污染企業竟是由當地環保局招商引資進來的。有如此背景，在處罰上自然會網開一面，問起責來也只是應付了事。同時也使得國際上通行的政府出面、追討民事賠償的公益訴訟在國內很難操作。道理很簡單，誰會和自己請來的“客人”、“納稅大戶”過不去呢？這種幕后的利益瓜葛，使得罰款大大縮水，像紫金礦業污染事件處罰3000萬元，對于一個年利潤近50億元的上市企業來說，根本就是隔靴搔癢。

一邊是動輒上億，甚至上百億美元的罰款，一邊是最高100萬元的罰款額，同樣是嚴重污染環境，所受處罰的輕重差別何其大，所帶來的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誠然，發達國家也經歷過“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但在環境成本日益凸顯珍貴的今天，在“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成為共識的當下，在環境污染處罰上仍然和國際脫軌，代價實在是太大了。有好的就應借鑒，眼下所要做的當從法律上消除企業“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不正常現象，對違法企業大膽地開出天價污染罰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