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在礦產資源領域安全問題越來越突出。”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趙建安表示，這一非傳統安全問題是由我國基本礦產賦存與勘探、供需之間的不平衡所引發的。

據趙建安分析，我國礦產資源供需不平衡、氣候變化背景下的生態環境問題越來越突出、由礦產資源開發的社區利益共享問題所引發的社會問題甚至可能影響到資源的有序開發。

供需矛盾趨緊

“在化石能源領域，供需不平衡體現最明顯的是石油，其次是天然氣、煤炭。”趙建安告訴記者。

3月11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中國的能源政策》白皮書稱，近年來，中國能源對外依存度上升較快，其中，石油的對外依存度從本世紀初的32%上升至目前的57%。

在金屬礦產資源安全方面，我國鐵礦資源雖相對充足，但富鐵礦少，貧鐵礦多，目前我國所消耗的三分之二左右的鐵礦石依靠進口。在有色金屬資源方面，種類結構性短缺顯著，其中，銅礦、鋁土礦、鎳礦對外依存度分別高達80%、60%和70%以上。在稀有金屬礦產方面，我國相對具有優勢，如稀土、鎢、鉬等。此外，我國的非金屬礦產資源優勢相對顯著，對外依存度較小。

除了礦產資源總量缺乏外，礦產資源賦存與消費的時空錯位。“一旦新一輪發展周期到來，煤炭供需問題馬上就會爆發出來。”趙建安分析，運輸風險威脅著煤炭資源的持續供給。40%的煤炭資源分布在新疆，遠遠偏離了煤炭主要消耗地區，大大超過了煤炭的合理運輸距離。

礦產資源價格受國際礦產品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較大。石油價格上漲已經對我國經濟產生了負面影響。據中國地質大學副校長雷涯鄰分析，2004年，中國凈進口原油(94.35,-0.29,-0.31%)達1.2億噸，僅因價格上漲因素就多支出88億美元，直接導致中國全年外匯損失額高達88億美元。

盡管是鐵礦石的最大買主，我國在國際鐵礦石價格形成機制中所能發揮的作用卻并不大。“世界鐵礦石市場基本被三大公司所壟斷，由于他們結成了‘隱形’的價格同盟，使我們在鐵礦石價格談判上非常被動。”趙建安分析。

不過，不同于石油資源安全問題的是，據趙建安預測：2020年左右，我國基本可以完成工業化改造，屆時水泥、鋼鐵兩大原材料的需求可能趨于平穩或者下降。

潛在風險顯現

由于礦產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和利用，造成了礦產資源的浪費，引發了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甚至造成了社會問題，從而影響了礦產資源的有序開發。

礦產資源浪費給礦產資源安全和礦業發展帶來危機。雷涯鄰說：“未來十年間，將是中國一大批大中型礦山集中閉坑和礦山接替的緊張時期。這種情況加劇了礦產資源供給的緊張程度。”礦產開采過程中引起的地面塌陷、地裂等災害，選礦廢水、廢油、廢氣不經處理排放，都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

“生態環境問題越來越突出，尤其是氣候變化背景下的生態安全問題，全球氣候變化引發全球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我們從過去對碳排放的不重視到現在的被動重視。”趙建安表示。

另外，趙建安解釋，礦產資源開發的社區和諧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長期生活在礦產資源分布區的本地居民和開發者能不能利益共享，地區能否可持續發展，這些也是產業組織存在的問題。得不到利益，老百姓可能會和企業發生沖突，可能產生社會問題，進而最終影響到資源的持續開發。”

礦產資源安全策略

我國已經進入礦產資源的大量、高速消費期，而且這一時期還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改進礦產資源安全戰略，成為保障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趙建安認為，首先，要建立科學化、法制化的礦產資源安全制度框架。“雖然我國有礦產資源法、土地管理法，但沒有土地法、資源法。現在的法律還是行政管理法為主，有些法律條文沖突、有漏洞。”

為支持和鼓勵企業“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國家有關部門出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涉及資金支持、金融保險、外匯管理等，相關政策支持體系初步形成。“但我國至今還沒有制定一部系統的對外投資法律文本，在財稅、融資、信用擔保等制度制定方面缺乏系統性的頂層設計。”兗礦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王信表示。

除系統的頂層設計外，趙建安向記者表示，要構建相對穩定和諧的國際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機制，不能僅僅依靠外交，還要依靠政治、經濟、法律，甚至軍事。如果沒有軍事力量存在，我們也無法從海外安全的獲得石油、金屬等各類短缺的礦產資源。

“一定要形成協調的聯動機制。”趙建安強調。

此外，趙建安認為，要做好資源開發綜合性規劃，包括安全生產應急的預案工作。“具體講，各種類型的預案要做在前面，包括在開發利用規劃里，不應該在到事故發生之后才去想對策。尤其是在礦產資源開發密集區，應該做好綜合的規劃。”

當然，提高科學技術水平對提高礦產資源安全水平非常重要。“如何提高采收率？如何提高利用率？都需要我們繼續去研究。”據趙建安解釋，煤炭在用來發電的過程中，能源的轉換率只有40%，雖然這一技術水平在國際上已屬領先，但是相當一部分能源損失了，今后主要還是要繼續依靠裝備、技術水平的提高。

工信部表示，已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下達了2013年19個工業行業淘汰落后產能目標任務。其中，鋼鐵行業淘汰落后產能目標任務分別為煉鐵263萬噸、煉鋼781萬噸。

過剩的產能以及高污染，讓鋼鐵行業在很長時間內陷入發展瓶頸。為了給行業減負，國家持續出重拳限制鋼鐵業生產。業內人士指出，雖然表面上不少落后產能被關停，但由于行業隱蔽生產量以及新增產量龐大，故鋼鐵業陷入越限越產的怪圈。

眾所周知，不斷攀高的產能已讓本就艱難的鋼鐵行業更加舉步維艱。“我們原以為2013年行業情況將好于2012年，但從今年一季度情況看，可謂開局不利，這其中主要是產量攪了局，”中國鋼鐵工業協會黨委書記兼副會長劉振江指出，“目前鋼鐵行業形勢依然嚴峻，主要原因是鋼產量增加過快，這是鋼鐵行業自己造成的。”

不僅如此，由于長期被視做污染大戶，也讓公眾呼吁要給鋼鐵行業生產戴上緊箍咒，不能任由其不斷膨脹。但頗令人不解的是，雖然各方對于遏制鋼鐵產能的呼聲日高，但此次工信部制定的2013年淘汰落后產能量卻低于2012年。

數據顯示，2012年國家制定了淘汰煉鐵1000萬噸、淘汰煉鋼780萬噸的任務。“今年下達的淘汰任務量明顯減少，主要是由于幾年來，國內落后產能已經淘汰不少，”我的鋼鐵網資訊總監徐向春告訴記者，“但這里應該注意到，落后產能主要是指400立方米以下高爐以及30噸以下轉爐、電爐，所以雖然落后產能被叫停，但鋼企紛紛采取拆小建大、瞞報產能等手段，致使總體產量以及污染不減反增。”

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也向北京商報記者透露，為了擴產，鋼企往往一邊拆掉400立方米以下高爐，另一邊卻建起更大高爐。此前，一份調研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鋼鐵產量為8.63億噸，2012年約為9億噸左右，主要是這一年新增高爐就多達39座。

不僅如此，瞞報、謊報產能也是鋼鐵行業一個公開的秘密。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名譽會長吳溪淳曾表示：“2011年中國粗鋼產量實際已超過7億噸，約為7.3億噸，高于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6.8327億噸。”多出來的5000萬噸粗鋼產量主要系河北省瞞報所致。

在吳溪淳看來，地方政府為了各自利益，不支持當地鋼企減產，導致中國鋼鐵業已喪失結構調整的機會，因為龐大的鋼鐵產能已無法再重新布局，寶鋼湛江項目和武鋼防城港項目便是最好的例子。另外，更有省市給虧損鋼企以補貼，以保證其能夠正常生產。

“雖然抑制產能是行業共識，但從近兩年的實際情況看，通過行政手段減產只能適得其反，迫使市場采取‘非常手段’應對。所以控制產能，恐怕只能通過市場競爭來實現，特別是在近期行業大面積虧損之時，政府更應放手，讓鋼企完成優勝劣汰，并逐步升級。”徐向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