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長期從事中國改革制度設計工作的原國家體改辦副主任、電監會副主席，現任全國政協人口環境資源委員會副主任邵秉仁同志提出，解決中國當前的困難局面，不僅要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政府的大力投資，更重要的是必須加速改革，特別是對于壟斷行業市場化改革不能延緩。

應對經濟危機，全球都在大談改革，從華盛頓到紐約，從倫敦到巴黎，我們可以從世界的所有的經濟政治中心聽到關于改革的討論，如何通過推進改革以走出危機的陰影，如何依靠改革避免重蹈覆轍。人們意識到只有改革當前體制，才能徹底解決當前的問題。西方國家放任金融資本過度干預經濟活動，允許其以“活躍市場”為借口無孔不入地滲入各種交易活動，以“金融創新”為說辭肆無忌憚地制造各種金融投機衍生產品。“供需配置資源”被異變為“資本配置資源”，最終演變為金融投機配置資源。金融投機者隔阻了供需雙方交易信息，使供需雙方的真實意圖無法體現，從而壟斷市場，操控價格，謀取了巨額利潤。

華爾街海嘯始于次債危機，但是引爆危機的火藥桶卻是石油。為維持美國泡沫經濟的繁榮，美國需要發行更多的貨幣，美元作為石油本位的全球性貨幣，推高油價是一種選擇的手段。2006年5月30日，美國高盛公司董事長兼CEO亨利• 保爾森被布什推薦出任美國財政部長后，美國更加放任金融機構對石油期貨的投機。保爾森擔任財長當天國際油價每桶72.03美元，到了2008年7月11日油價超過每桶147.27美元。布什為什么重用保爾森？保爾森又為什么放任油價瘋漲？這顯然是白宮和華爾街之間的交易，原因在于高盛控制著全球的石油期貨交易，推高油價不僅能夠制造更多經濟泡沫，還能為華爾街金融資本獲取更多利潤。同時，高企的油價可以為布什的老鄉們——德克薩斯的石油巨鱷獲取更多的石油美元，為他們開發阿拉斯加和美國近海油田在國會掃平道路，而且可以遏制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的咄咄逼人的快速成長，一箭數雕。

高油價帶來的直接后果是通貨膨脹，美國是一個建筑在汽車輪子上的國家，規模化生產和海外廉價商品都依賴高速公路系統將產品運往全國各地，油價上漲直接影響每一件商品的價格，尤其是食品。美國人的大房子都遠離城市中心和工業區，多數美國人要每天開車幾十英里上下班，油價上漲為低收入階層的生活雪上加霜。很多家庭本來收入不多，支付高額按揭貸款已是捉襟見肘，面對日益上漲的油價和同步而生的通貨膨脹，很快就失去了繼續支付住房按揭貸款的能力，遭致房屋被拍賣。大量房屋被低價拍賣，又影響了房地產市場價格，房價大幅度下跌使房產的市價低于了按揭貸款額，造成這些人認為吃了虧，索性也不交按揭款，連環地雷陣的弦就這樣被拉響了。房利美和房地美兩家美國最大的按揭付款擔保公司開始搖搖欲墜，將危機傳導給了金融市場，造成雷曼、貝爾斯通、AIG等相繼破產，危機越演越烈。從次債危機一步一步演變為債務危機——信用危機——銀行危機——金融危機——信心危機——經濟危機,象多米諾骨牌一塊塊倒下。從虛擬經濟有波及到實體基金，從美國擴散到歐洲、日本，逐步蔓延到全世界。

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分析早就告訴我們，壟斷資本（無論他是實體形式，還是金融形式）隔阻了供需雙方的交易信息和交易關系，必然最終導致市場的深度混亂，1867年是這樣，1929年是這樣，2008年依然是這樣。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最重要的是保持供需雙方交易的真實有效，讓市場主體充分發揮自組織的能動性。

盡管中國也不可避免地將會受到全球經濟危機的巨大沖擊和壓力，但由于中國有外匯不可自由兌換的“防火墻”，有銀行貸款實物質押制度，有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有巨大的內需動力，特別是我們的舉國體制加市場經濟形成的獨特優勢，也許我們有可能逃過此劫。但是，并非中國不存在發生危機的內在風險，如果中國這次不能幸免于難，也是外部的導火索引爆了內部的炸藥包。

在隔阻供需之間交易關系的問題上，中國也許更甚。國家和國企常常難分彼此，但利益又經常沖突。邵秉仁認為，“我國的壟斷企業在相關行業處于壟斷地位，形成了政府與企業一對一的談判局面，侵蝕了政府在相關行業的話語權。我國電力行業市場化難以繼續推行的原因之一就是電網依然基本保持輸、配、供的獨家壟斷。”不僅電力是如此，石油更是了不得。2008年11月17日美國平均油價的2.4美元/加侖，折合4.59元/公升，而當日北京油價6.37元/公升。以當日國際油價計算，中石油、中石化每公升額外多賺2.7元，1噸就是3000多元。本來兩大公司可以自行下調16%，將油價下調1元，但是他們堅持不動，陷發改委為眾矢之的。

中國的石油企業和電網企業并沒有因為壟斷市場而獲得壟斷利潤，反而成為社會的包袱。特別是兩大石油公司因為過多執行國家意圖，結果造成他們經營虧損，股價暴跌又嚴重拖累的整個大盤。油價高的時候他們股價下跌，油價低了股價跌的更厲害。目前社會上不論對石油還是電力，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價格改革上，似乎實現國際油價接軌和煤電聯動，使價格“隨行就市”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在一個市場發育不完善，競爭不充分，黨政企難分，供需意志被壟斷利益集團越俎代庖的狀態下，定價權從政府移交給市場強勢的超級壟斷國企，對于消費者和產業鏈末端的中小企業無疑將是災難。

由于電網的壟斷問題非但沒有通過改革而解決，反而不斷被強化。電力需求一方，與發電企業一直因為電網的隔阻而不能進行交易，供需無法優化配置資源，一會是拉閘限電，一會電力過剩，從而造成一會煤炭供應緊張，一會煤炭庫存成災。發電企業的股票不斷暴跌，為已經低迷的股市掀起了一片紅色海洋。從2005年起，每年電力裝機增加8000萬至1億千瓦，任由高耗能企業和高耗電設備泛濫。2008年10月，電力需求與前一年同比降低了4%，對金融機構數萬億貸款的償還帶來直接的威脅。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中國整個崛起過程就是30年不斷改革的成果。但是，前一段時期由于經濟發展過快，一些深層矛盾被掩蓋，政府對于改革的關注度不足，和社會對于改革的呼聲不夠。在一些關鍵行業的重大改革猶豫不決，改革方向受到利益集團鉗制而出現偏差，特別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性行業。改革的停滯直接影響了整個社會機制的良性運轉，不僅造成煤電油運氣熱，以及資源綜合利益、節能環保等相關的各產業鏈各環節出現一系列的深度紊亂，而其波及金融、股市和整體經濟，為經濟大起大落形成推波助瀾的作用力，為經濟危機埋下了重重隱患。壟斷非但沒有被克服，反而得以強化，甚至政治化、法律化，一些壟斷企業將自身利益與黨和國家利益混淆一談，強加于市場和民眾。

邵秉仁同志認為，“之所以改革停滯，主要是缺乏改革的意愿和決心”。如果我們僅僅依賴中央政府加大財政投入來應對當前的困局，回避通過深化改革解決我們長期積蓄的深層矛盾，很難有效調動企業和社會的投資意愿，恐怕未必能夠從危機中順利脫身。我們擔心一些長期被高速發展掩蓋的矛盾在經濟減速后集中爆發，但愿北京的冬天不會比紐約、倫敦更加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