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世界氣候大會高級別會議9月3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會議最終通過了旨在建立全球氣候服務框架的《高級別宣言》。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氣候問題專家王瑞彬認為，這次會議顯示出國際社會尤其是發(fā)展中國家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迫切心情，但也暴露出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在溫室氣體減排、增強窮國應對氣候變化能力方面存在分歧，預示著年底舉行的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將不會一帆風順。

3日，第三次世界氣候大會高級別會議通過了決定建立全球氣候服務框架的《高級別宣言》，這可以說是本次大會取得的最突出成果。建立全球氣候服務框架，目的是為了加強科學的氣候觀測和服務，滿足發(fā)展中國家獲取氣候信息的需求，并在氣候服務供應者和使用者之間建立更緊密的聯系，以更好地應對各種災害。王瑞彬指出，這次世界氣候大會就建立全球氣候服務框架達成一致，具有積極意義。

王瑞彬說，第一，這些成果實際上是表達了國際社會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立場，可以說為年底的哥本哈根會議營造了一個合作的氛圍。第二方面從客觀上來看，這一成果本身對于推動未來國際社會采取減緩氣候變化負面影響的措施打下了良好的合作基礎。

不過，王瑞彬指出，發(fā)達國家對這次會議的冷淡態(tài)度，使得會議的成果打了折扣。人們注意到，共有約20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出席了這次世界氣候大會高級別會議，但這些國家領導人大多來自發(fā)展中國家，美國、歐洲大國以及日本等發(fā)達國家并沒有派高級代表團與會。對此，王瑞彬指出，這顯示出發(fā)達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上有所欠缺，也直接影響到這次會議對推動國際氣候變化談判進程所起到的作用。

王瑞彬說，這次會議并沒有起到直接推動國際氣候變化談判合作進程的作用，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次高級別會議的領導人出席情況。與會的高級別領導人大多數是來自發(fā)展中國家，而來自美日等發(fā)達國家的領導人有所欠缺。可以看到，目前發(fā)展中國家立場更為積極，而發(fā)達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一方面，在國際輿論上繼續(xù)唱高調，但另一方面在行動上卻難盡如人意。”

在這次會議上，發(fā)展中國家強烈要求發(fā)達國家在加速減排的同時，向窮國提供援助幫助它們提高應對災害的能力，埃塞俄比亞總理梅萊斯·澤納維甚至警告說，如果愿望得不到滿足，非洲國家將有可能集體抵制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大會。王瑞彬認為，發(fā)展中國家之所以態(tài)度積極、立場堅決，是與其自身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所遇到的困難有密切關系的。

王瑞彬說，從我們目前所看到的世界各地已經發(fā)生的與氣候變化相關的災害來講，發(fā)展中國家在面對這些自然災害的時候，它的承受力是非常脆弱的。一方面，發(fā)展中國家的排放量相對發(fā)達國家來講是很低的，但另一方面它的經濟和技術發(fā)展水平又欠發(fā)達。這些因素決定它（發(fā)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的時候顯得相當得不足，所遭受的損失也更為嚴重。發(fā)展中國家對于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危害感受更深，它希望國際社會給予資金和支持的這種愿望就更為迫切。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會議雖然目的重在就建立全球氣候服務框架、更好應對各種自然災害達成一致，但在實際的討論中，溫室氣體減排問題卻成了重點。王瑞彬表示，溫室氣體排放是造成氣候變化并導致各種極端氣候災害頻發(fā)的根源，這樣一個全球性的氣候大會，不可避免地要關注溫室氣體減排問題。

王瑞彬說，一方面是發(fā)展中國家對這個問題極為關注。從客觀上來講，氣候變化所造成的危害對各國來說是一樣的。無論是發(fā)展中國家還是發(fā)達國家，在這樣一個世界氣候變化最高級別的會議上，都期望能夠再一次表達自己的觀點。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聯合國的推動作用，潘基文也在會上直接向國際社會發(fā)出了呼吁，希望發(fā)達國家能夠承擔明確的減排指標；還有就是希望國際社會在資金技術上的合作能夠達成一致，邁出實質性的步驟。

王瑞彬進一步指出，今年年底在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將集中討論溫室氣體減排問題，可以說第三次世界氣候大會為哥本哈根大會的溫室氣體減排談判營造了氛圍，但從這次會議上也可以看出，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的矛盾突出，溫室氣體減排談判仍將面臨巨大困難。

王瑞彬說，這次會議營造了比較良好的合作氛圍，各國在各個場合都表達了在這個領域加強合作的良好愿望，那么在哥本哈根會議上達成一個表達合作愿望的框架性文件是可以期待的。這方面是應該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對在哥本哈根會議上達成具有實質性的協議這樣一個目標抱過高期望。能否在哥本哈根會議上達成這樣的協定，取決于世界一些主要國家的態(tài)度和立場，以及當時在會議上的行動。從這次會議上也可以看到，在哥本哈根會議上，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之間應該也會面臨著矛盾和激烈的辯論情形。